“復旦英烈”鄒澤沛

　　復旦大學校史館的“復旦英烈牆”上，紅色五角星嵌中的花圈圖案下，有這樣三行文字——鄒澤沛（1916年—1941年），四川江津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3年9月入復旦大學教育系學習，1936年4月在上海公共租界內被捕。1941年7月在獄中病逝。

　　校史館除了簡短的文字外，沒有其他任何資料。筆者走訪了江津龍門場鄒氏家族，又查閱上海市青年運動史、上海市黨史和上海市檔案館提供的資料，終於，一個血肉豐滿的英雄人物展現在眼前……

　　在上海參加革命

　　1934年，21歲的鄒澤沛來到上海，考入復旦大學教育系。入學后不久就參加黨組織領導的“教聯”，接著入團。

　　鄒澤沛一邊如飢似渴地學習，一邊積極參加學潮，策劃學生運動。鄒澤沛常到街上進行宣傳演講，聲音洪亮、滔滔不絕，很快就會吸引一大群市民傾聽，並贏得陣陣掌聲。

　　鄒澤沛接到上級指示，要他到同濟大學組建團組織。他立即來到同濟大學，代表組織與同濟大學的李欣、陳平及唐英之等3位團員接上關系。不久，正式成立同濟大學團支部，鄒澤沛對團支部工作進行了認真安排和部署。

　　這一年，鄒澤沛給老家寄來一封信和照片。信中話不多，隻說他在復旦讀書，很認真，也很辛苦。一張照片是身穿白色漂亮的學生裝，手扶著一輛自行車，腳穿皮鞋，很洋氣。他的目的是想告訴家人，他在上海的條件是很好的，請家人放心。其實，外地早有消息傳回老家，說他在上海根本沒有讀書，而且參加了“亂黨”組織。

　　不久，鄒澤沛被調往江蘇省團委，並任上海滬西區團委書記。不久他又被任命為滬西區委組織部長。由於他出色的演講口才和宣傳鼓動能力，1936年1月，他又被任命為共青團江蘇省委宣傳部長。

　　鄒澤沛非常關心上海各大學團組織的工作，常去參加支部活動，幫助制定發展組織計劃。

　　1936年4月1日晚，這是一個漆黑的深夜，共青團江蘇省委遭到破壞，鄒澤沛不幸在公共租界被捕。

　　血染提籃橋監獄

　　與鄒澤沛同住的共青團江蘇省委代理書記許亞也同時被捕。他倆被一同收押在新閘捕房裡。其實，當局並不了解他們真實具體的身份，同時也為了搶功，就沒將他們引渡給國民黨警察署，而直接由捕房向公共租界的法院起訴。

　　由於鄒澤沛語言縝密、邏輯性強，捕房前后4次提訊，他們的口供都一致，當局找不到一點破綻。捕房隻能根據抄獲的一些証據，宣判他們是共產黨重要分子，煽動工人、市民陰謀推翻租界的統治，最后以“危害民國罪”判處8年徒刑。宣判后，鄒澤沛等人被監禁於上海提籃橋監獄。

　　在獄中，鄒澤沛化名為李文新繼續同敵人進行斗爭，加強教育和理論學習，提高思想覺悟，堅定革命意志。他利用早晚放風的機會，秘密廣泛聽取意見。經過醞釀和協商，成立了“同難社”。他們還創辦《同難生活》雜志，並以此為陣地，開展斗爭。

　　許亞、鄒澤沛又暗中籌建獄中團支部，二人還被選為團支部負責人。獄方是很害怕犯人進行政治活動的，他們規定除了《聖經》等宗教書籍以外，其他內容的書都不准閱讀更不准犯人親屬送入。“同難社”便向獄方提出准許親屬擴大送書范圍、准許用被捕時身上的存款買書的要求。經過若干次的斗爭，獄方終於同意他們的“讀書要求”。犯人家屬一開始以送《三國演義》等書作試探，然后就有計劃地送哲學、經濟學等書籍。這樣，十多種進步書籍，陸續被送牢中，甚至還夾帶了《論持久戰》單行本等。這些書在獄中秘密傳閱，有的難友風趣地把監獄稱為“香港大學”。

　　獄中的鄒澤沛曾給江津同鄉同學黃宇齊寫了一封信，告訴他說他在上海的“生意”蝕了本，很困難，這實際上是暗示他已被捕。1939年初冬，老家龍門場沱灣街二弟鄒澤錫收到一封來自上海提籃橋監獄的信，信中稱鄒澤錫為“表弟”，寫信人自稱為“表兄李文新”，信中說他正在獄中。鄒澤錫一看便知是大哥鄒澤沛筆跡，此信証實了黃宇齊早前暗中傳來的信息。鄒家人忍受著悲傷，寄錢到監獄。父親得此消息，心痛不已，於三天后溘然而逝。

　　鄒澤沛並不知道父親離世。他在獄中堅持著斗爭。他的身體本來就瘦弱，加上營養不良，忘我工作，特別是獄方的折磨，使他患上了嚴重的肺病。但他在斗爭中越來越堅強，敵人發現他是一個難以對付的“頭頭”，對他折磨和拷問就越來越狠毒，總使出各種伎倆折磨他。

　　鄒澤沛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他向獄方提出購藥，獄方根本不予批准。他整天咳嗽不止，有時咳出血塊。

　　1941年7月的一個深夜，年僅28歲的鄒澤沛在獄中犧牲，他為革命事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1959年9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頒發了由毛澤東簽署的“字第01306號”《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証》，鄒澤沛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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