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決過去歷史之羅網

北大紅樓、中法大學、陳獨秀舊居、李大釗故居……

穿梭於北京的大街小巷，不經意間就會被這些頗具民國氣息的建筑所吸引，它們猶如一顆顆閃爍的明珠，鑲嵌於京城肌理之中。

這既是北京的紅色文化符號，也是百年前有識之士尋求救亡圖存之路的見証。

1840年鴉片戰爭，英國等列強用堅船利炮叩開清廷閉鎖的大門，割地、賠款、租界、不平等條約接踵而至，華夏大地滿目瘡痍，日益腐朽的清政府，難擔御辱強國之重任，中華民族風雨飄搖。

不堪屈辱，力挽狂瀾。太平天國揭竿而起、洋務運動師夷長技、戊戌維新變法圖強、義和團軍扶清滅洋，革新變法先后登場，然結果無一例外，飲恨而終。

泱泱中華，何去何從？

從迷夢中愕然驚醒的有識之士，發起辛亥革命，推翻清帝統治，組建革命政黨，成立共和政府，開啟國民理智，留法尋求真理……

為求救亡圖存，為尋復興之路，一場暴風驟雨大幕開啟。

第一次喊出“振興中華”口號

鴉片戰爭后，民族資本主義在我國迅速發展，資產階級日益壯大，建造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呼聲漸趨高漲。

資產階級革命派領袖人物孫中山，於1894年在美國檀香山創立興中會，第一次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1905年，他在日本東京發起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制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十六字革命綱領，首次提出了以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取代腐朽專制清王朝的革命目標。

同盟會成立后，革命黨人先后在湘贛邊、廣東、廣西、雲南發動數十次武裝起義，革命高潮終於在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打響，全國各地紛紛響應，統治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宣布中華民國成立，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孫中山為了得到手握兵權的北洋軍閥袁世凱的支持，表示“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即讓位於袁氏。”

袁世凱取得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寶座后，便把政府從南京遷到了北京。為了鞏固擴大自己的權力，他再三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912年8月24日，孫中山抵達北京，袁世凱以國家元首的規格接待了他，還在位於今西城區虎坊路3號的湖廣會館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大會。

19歲的《民國報》記者梁漱溟當天一大早就趕來採訪。上午的歡迎會被報紙描述為：“男女各界皆歡欣鼓舞，爭以一瞻偉人顏色為快，故到會者三千人，為從來未有。”可見，當時全國上下對中華民國力挽狂瀾寄予厚望。

孫中山操著濃重的廣東口音發表演講：“……今專制業已推翻，破壞之局已終，建設之局伊始。然以二者相較，破壞易，建設難。易者既賴全國同胞相助，則難者更當欲全國同胞相助，庶可鞏固此中華民國也。”

8月25日下午，在孫中山的見証下，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促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五政黨在湖廣會館合並成立國民黨。成立大會上，孫中山解釋了“三民主義”，其中特別強調了“民生主義”的重要意義，並且滿懷激情地描述了革命的前景：十年之內建造一個地球上最優美、最文明的中華民國！

可憐購得假共和

憧憬美好，而事與願違。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操縱選舉，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隨后，又撕下民主的偽裝，復辟帝制，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會，撕毀約法，還派人暗殺了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

“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此后，仁人志士又嘗試過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各種政體，均以失敗而告終。“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陳獨秀、黃興等革命志士被迫流亡海外。

此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火在歐洲打響，趁著德國在歐洲戰場分身乏術，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

1915年5月9日，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群眾紛紛上街示威游行、工人罷工抗議。消息傳到日本，正在求學的李大釗、高一涵等有識青年毅然起身，群情激昂地呼吁回國倒袁。

而此時，竊取辛亥革命果實的袁世凱，正倒行逆施地大肆鼓吹“尊孔復古”，謀劃復辟帝制，好在帝制僅存續83天便斃命。袁世凱病亡后，中華大地進入軍閥割據混戰期。

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的救亡圖存之路，成為擺在有識之士眼前的必答題。

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

文化是政治的先導。

陳獨秀等人吸取教訓后認識到，中國所面臨的強敵不僅強在武力上，更強在思想和理念上。“欲圖根本之救亡，必改造中國國民性。”他們號召人們“沖決過去歷史之羅網，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發起了廓清蒙昧、啟發理智的啟蒙運動。

1915年6月，陳獨秀從日本回國，9月15日即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首刊發行便引起了轟動，遠在湖南的毛澤東、天津的周恩來等進步青年都為《青年雜志》的耳目一新而震撼，新文化運動由此發軔。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是擁護“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也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學，以進化論觀點和人性解放思想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民主，反對專制﹔提倡科學，反對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新文化運動動搖了封建正統思想的統治地位，在中國社會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1917年，陳獨秀應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隨之北上，落戶陳獨秀在北京的住地——箭杆胡同9號。

箭杆胡同位於故宮東側，當年的箭杆胡同9號現已變更為箭杆胡同20號，院門朝北而開，門口立著一塊石碑，上書“陳獨秀舊居”。舊居經修繕后，今年6月1日正式開放，入院是一道由第二卷第一號《新青年》封面裝飾的照壁牆，全新的布展還原了當年編輯部的工作。

《新青年》入京后，繼李大釗之后，一批有志青年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魯迅、周作人、沈隱默、陶孟和等陸續加入《新青年》，成為《新青年》的主力作者、同人編輯，《新青年》從此如虎添翼，新文化運動也逐漸走向高潮。

《新青年》先后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李大釗的《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毛澤東的《體育之研究》等一篇篇引起社會轟動的文章，激起了廣大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反封建、反禮教的熱潮。鄧中夏、趙世炎等一批北大學子團結在《新青年》周圍，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從政治觀點、學術思想、倫理道德、文學藝術等方面向封建復古勢力發起猛烈的沖擊。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新青年》逐漸成為運動的領導中心，北大成為了主陣地。

《新青年》從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號起，全部改用白話文，採用新式標點符號，刊登新詩、白話小說等。為把文學革命引向深入，1918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號上刊出了兩封信件。一封是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寫給《新青年》雜志社的公開信，全信以文言文寫成，共4000余字，故意以一個封建思想、封建文化衛道士的口吻，歷數《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的罪狀﹔另一封則是劉半農以“半農”為名發表的萬字長文《復王敬軒書》，對“王敬軒”反對文學革命、為封建舊文學辯護的觀點痛加批駁。

這就是新文化運動史上著名的“雙簧戲”。“王敬軒”影射當時知名的反對派代表林紓，“雙簧戲”成功引誘林紓出來應戰，最終以《新青年》大獲全勝而告終。“雙簧戲”極大地提升了《新青年》的輿論影響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得以深入人心。

接著，魯迅於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發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對舊禮教舊道德進行了無情的鞭撻。此后，魯迅接連發表了《孔乙己》《藥》等一批白話小說，更是為新文化運動添加了一劑劑“猛藥”。

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毛澤東返回長沙提議成立了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的新民學會，並創辦了《湘江評論》﹔周恩來為代表的進步青年在天津成立了覺悟社，《覺悟》也由此開始傳播進步思想。

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如山雨欲來之勢，為五四運動的爆發，為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為振興中華造就卓越的領袖人物

新文化運動在國內方興未艾之時，以青年學生為代表的民族救亡力量，也在世界各地開始萌芽。到五四運動前后，中國大批學生遠赴英美法日等國留學，尋求救國圖強之道，其中尤以赴法勤工儉學為甚。

回首百年前青年學子赴法尋求救國真理的滄桑歲月，中國法國史研究會名譽會長端木美在《紀念留法勤工儉學一百年》一文中這樣評價：“一百年前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重大貢獻就是為民族解放、振興中華造就了卓越的領袖人物。”

1916年底，蔡元培從法歸來出任北大校長，同期回國的還有李石曾、吳稚暉等有識之士，他們以“輸世界文明於國內”為宗旨，以“法蘭西文明天下第一”為鼓吹口號，在國內掀起了一股青年學子赴法勤工儉學的熱潮。

這得益於兩個機緣：一是一戰后，法國出現了勞工荒，華工需求量巨大﹔二是“豆腐博士”李石曾的推動。

李石曾是河北保定高陽縣人，他於1902年赴法留學，期間寫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以化學方法研究大豆的專著——《大豆的研究》，並在那裡開辦了豆腐公司，把中國豆腐和老家高陽的華工帶到了巴黎。

為改變這些工人不識字、沒文化的狀況，李石曾試辦“工余求學”夜校，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且受到蔡元培、孫中山等人的贊賞。被李石曾請去給工人們講過幾次課的蔡元培一琢磨：工人“工余求學”尚能有所成，學生“學余做工”豈不是進步更快，高昂的學費問題還能迎刃而解！

於是，1915年，留法儉學會在巴黎成立，第二年又成立了法華教育會，接著華工學校在巴黎開辦，為回國發動學子赴法做好了充分的准備。

1917年夏，李石曾返鄉拜見好友段子均，發現高陽縣布裡村正流行夜校，學風興盛，很多赴法見過世面的華工還在這裡當起了老師。李石曾見狀，當即拍板：“像當年辦豆腐訓練班一樣，就在布裡村開辦留法預備學校！”由此，一場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從這裡發端，迅速席卷全國。

“法國學堂在布裡，布裡從此不平凡”。百年后的今天，布裡村人仍引以為傲。記者從北京向南驅車近200公裡，來到了這個在保定地圖上都難以找到的小村庄。

曾經的留法工藝學校舊址已修繕如新。學校至今保留著1917年建校之初的格局，只是在老校門的前面，加了一道上方書有“布裡留法工藝學校舊址”的灰白色新校門和一處小花園。學校最特別的要數那扇與周邊民居格格不入的老校門，校門上方有一塊白色的“山”字形磚塔，兩邊圓中間尖，頗有法國哥特式建筑的味道，下部及兩邊牆體磨磚對縫，又是典型的北方農村民居風格。

高陽縣文化館文史創作員史克己介紹，這個校門是李石曾親自設計的，取意於“中西合璧，學貫東西”。學校佔地面積約1500平方米，現存平房11間，包括教室、實習工廠、蔡和森故居、李石曾生平展室和學生宿舍等。這裡共舉辦過三期培訓班，近70人赴法留學。蔡和森曾在此任教並學習法語，院內還有一棵由他親手栽種的百年洋槐。

今天，留法學校舊址已被陳設為展廳，一幅幅圖片，一件件舊物，一段段影像，訴說著百年前那段青年學子留法勤工儉學之路的滄桑。

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的火種，從布裡村迅速蔓延至保定、北京、上海、成都、長沙等地。到1920年時，全國的留法預備學校（班）已達20多處。

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間，包括周恩來、鄧小平、蔡和森、趙世炎、向警予、蔡暢、陳毅、李維漢等在內的約1900名青年學子先后登上“因幡丸號”“盎特萊蓬號”等巨輪遠渡重洋，踏上了浪漫的法蘭西國土。

1919年3月，當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毛澤東特意由北京趕往上海，參加了第一批湖南赴法學子的歡送會。第二年春，毛澤東再次來到上海，為最后一撥新民學會會員送行。巨輪起航，他高聲呼喊：“努力學習，拯救國家！”（記者 劉橋斌 陳強）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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