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黨同心與黨同行

郭瑞祥：多想讓老戰友們一睹今日芳華

“要和祖國一起慶祝黨的100歲生日”，“這裡離天安門更近些”。101歲的老戰士郭瑞祥領獎結束后依然留在了北京。

6月29日，億萬觀眾看到了郭瑞祥坐著輪椅被抬進人民大會堂的畫面。隨后，郭瑞祥坐著輪椅領受了“七一勛章”。從大連出發到北京領獎，老人非常激動，“這是黨授予的最高榮譽，一定要親自來領”。

參加完頒授儀式，郭瑞祥吃了少許東西就休息了。醒來，他第一句話就是：“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能找到嗎？代表的發言能找到嗎？我得好好學習啊！”

雖已離休多年，郭瑞祥仍然牢記黨員身份，堅持理論學習。走進他位於大連的家裡，書櫃裡擺滿了相關書籍。郭瑞祥孫子郭宇光透露，爺爺關心國家大事，隻要身體允許每天都會看報，“原先是戴著老花鏡看，后來又用上了放大鏡”，他還會把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新聞和照片從報紙上剪下來，貼在屋裡。他多想讓老戰友們也能一睹今日芳華！

郭瑞祥記憶深處，回蕩著決戰的沖鋒號角、犧牲戰友的不舍目光。摩挲著戰爭年代的老照片，他總是念叨，有多少戰友都犧牲了，新中國來之不易啊！

郭瑞祥父母都參加了八路軍。郭瑞祥早年投身革命，並於193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七七事變爆發后，在復雜險惡的環境中郭瑞祥擔任地下工作者，為我軍收集了大量情報，他還積極組織群眾，壯大黨的隊伍。1939年，在母親建議下，郭瑞祥組織帶領40多人參軍。當時部隊條件異常艱苦，缺衣少食武器落后，隻能白天跟著敵人走，到了夜裡打游擊，有時一晚要走上百裡。

1946年9月，時任東明縣獨立營政委的郭瑞祥，帶領150余名戰士向敵人發起進攻，因消息泄露，敵人增援1000余人，將郭瑞祥和戰友們團團包圍。戰斗從拂曉打到天黑，戰士們滴水未進，多次突圍失利致使士氣有些低落。危急時刻，郭瑞祥組織黨員骨干帶頭發起突圍，成功挽救危局，郭瑞祥也榮立二等功。

革命戰爭年代，郭瑞祥參加大小戰役10余次，為革命出生入死、屢立戰功。他非常珍惜組織給的榮譽，各個時期獲得的勛章，他常拿出來小心擦拭，囑咐子女一定要保存好。

離休后的郭瑞祥依然保持軍人本色，堅持共產黨人艱苦朴素的作風。女兒郭惠麗透露，上世紀五十年代部隊發的一雙皮鞋，父親至今還在穿。幾十年來，父親衣服破了就自己縫，襪子破了就補著穿，一件羊毛衫穿了16年，袖子破了他就改成背心。家裡仍在使用的床頭櫃等家具，是他30多年前親手制作的。

在29位“七一勛章”獲得者當中，已在黨84年的郭瑞祥是黨齡最長的一位。他說，慶祝建黨100周年，作為一名老黨員，自己要更加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他還給兒孫們立下一條家訓：永遠不給黨和國家添麻煩，努力學習艱苦奮斗，沒有共產黨員克服不了的困難。

瞿獨伊：賡續紅色基因一生淡泊名利

“七一勛章”頒授前的介紹視頻中，一位老人獨唱俄語《國際歌》的片段，感動了無數人。

她是瞿秋白之女瞿獨伊，今年100歲。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長汀西門外羅漢嶺下，瞿秋白一路高唱著《國際歌》，從容就義。那一年，14歲的瞿獨伊正在蘇聯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學習。

“一天，兒童院的孩子們圍著一張《共青團真理報》議論著，還時不時看我。我很好奇，也爭著要看。當看到報道中父親犧牲的消息時，我驚呆了，隨即痛哭起來，暈倒在地。”瞿獨伊回憶說。

后來，每當唱起《國際歌》，瞿獨伊就會想到父親瞿秋白。

1941年，瞿獨伊隨母親楊之華回國，卻在新疆被地方軍閥盛世才扣押監禁。敵人策反楊之華等黨員未果，就盯上了年紀最小的瞿獨伊。在一次審訊中，敵人許諾隻要瞿獨伊配合，出獄后會給她找一份工作。瞿獨伊憤怒地拒絕：“我決不單獨出獄，決不會為你們工作！”

在監獄的4年，瞿獨伊進一步堅定了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1946年，獲救的她加入中國共產黨，被分配到新華社工作。

在蘇聯生活多年的瞿獨伊能講一口流利的俄語。1949年10月1日，她用俄語向全世界播發了新中國成立的消息。

“開國大典當天，各外國使團紛紛到天安門城樓祝賀。正在為蘇聯文化友好代表團團長法捷耶夫一行當翻譯的瞿獨伊第一時間被通知將使用俄語播報。”瞿獨伊女兒李曉雲告訴記者，一下城樓，瞿獨伊就坐上了前往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汽車，爭分奪秒地錄制了俄語版新中國成立的消息。據瞿獨伊事后回憶，“我是含著激動的眼淚向蘇聯友人翻譯解說大會的盛況和自己的感受的。”

1950年3月，瞿獨伊與丈夫李何被派往莫斯科建立新華社莫斯科分社。這是新中國在國外建立的第一個新聞機構。當時，分社隻有瞿獨伊夫婦，面對簡陋的條件，他們身兼數職扛起重任。周恩來總理訪蘇、時任中國駐蘇大使張聞天舉行宴會和講話，都是由瞿獨伊充當翻譯。

李曉雲介紹，有一次，瞿獨伊夫婦去拜訪蘇聯外交部新聞司司長，不巧遇上大雨，抵達時已是渾身濕透。新聞司司長得知他們既沒有車子，也沒有通訊員時，十分意外。瞿獨伊解釋說：“中國目前把一切力量都放在建設上。”

瞿獨伊生活極為簡朴。定薪時，她主動減薪，記者站所用的收音機、照相機等都是自費購置。新華社改制之后，瞿獨伊認為“國家正處於困難之際，個人不願佔用國家過多公共資源”，自請降低職稱以減少勞動報酬，“工資能維持基本生活即可。”

“一生淡泊名利，從不向黨伸手，從不搞特殊化，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精神品格和崇高風范。”這正是瞿獨伊一生的真實寫照。

當被問及對於獲得“七一勛章”的感想時，李曉雲告訴記者，母親非常激動。她說，“感謝黨中央，這是一個崇高的榮譽。這榮譽不是給我媽媽一個人的，而是頒給繼承前輩遺志努力工作的那一代人的。”

辛育齡：救死扶傷平生願人生價值是奉獻

6月29日，同為醫生的辛曉梅，替父親辛育齡領受了“七一勛章”。那一刻，她隻想盡快把這塊沉甸甸的勛章送到父親手上。

42年前，辛育齡成功完成我國首例人體肺移植手術﹔49年前，在尼克鬆訪華團的觀摩下，辛育齡實施了針刺麻醉下的肺葉切除術，患者全程清醒、毫無痛楚，在國際上引起震動﹔63年前，在那個結核病肆虐的年代，辛育齡因創新手術方法治療了200多例重症肺結核合並大咳血病人，獲得衛生部技術革新獎……從醫以來，辛育齡多次在胸外科領域取得“從0到1”的突破，他還是中日友好醫院首任院長。

從小戰士成長為大專家，把個人理想與黨的召喚緊密相連，則是辛育齡不變的人生底色。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目睹山河破碎，16歲的辛育齡投筆從戎，一心想要上戰場殺敵，卻被安排成為冀中軍區的衛生員。1939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被派往白求恩醫療隊擔任司藥。

“精神抖擻，目光敏銳，走路如飛，性格開朗，是個急性子。”雖然相處數月后白求恩大夫就犧牲了，但他留給辛育齡的印象卻近乎永恆。他一直銘記白求恩說過的話：“醫療隊和作戰部隊一樣，要有高度的組織紀律性，我們的工作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不可疏忽。”

一次，部隊轉移途中遭遇敵機轟炸，馱著藥品的馬受了驚，藥箱摔破，藥品洒了一地。白求恩大發雷霆，訓斥辛育齡沒管住馬。辛育齡回憶：“當時我雖然感到委屈，可是我理解他的心情，藥品損失是人命關天的大事。”

注意到辛育齡的左臂被劃傷，白求恩趕忙動手縫合，這道傷疤跟了辛育齡一輩子。

白求恩是胸外科大夫，辛育齡后來也將胸外科作為主攻方向。1951年，他作為首批公派留學生前往蘇聯，用5年時間獲得醫學副博士學位回國。白求恩有個觀點：“離陣地越近，就越能多救些傷員！”辛育齡選擇了病人更多的地方醫院。

辛育齡常說：“病人對我們是非常信任的，要不然怎麼會讓我們把他的胸腔打開呢？”他的弟子、中日友好醫院胸外科原主任劉德若對老師的習慣印象深刻。每次手術前，辛育齡總會洗去手套上的滑石粉，減小摩擦，觸摸病肺時，動作盡可能輕柔。

辛育齡曾以詩詠志：“救死扶傷平生願，人生價值是奉獻。”為了減輕病人負擔，他長期堅持出診不設特需專家號，隻設普通專家號。遇到經濟困難的病人，他千方百計節約費用，甚至拿出積蓄幫助病人。“非典”期間，年過八旬的他，依然出任專家組組長，為每一位重症患者會診。

身邊人都知道，辛育齡唯一的愛好是工作。即便住院前一刻，他依然還在出門診。正如他所說，“始終以白求恩精神作為我一生的座右銘和旗幟，就是兩個字，奉獻。”

中日友好醫院黨委書記宋樹立談起看望辛育齡的場景，當在他耳邊提起白求恩時，老人幾乎是下意識地指了指左臂。“辛老與黨同齡、與黨同心、與黨同行，這一生，都和黨緊緊站在一起。”

陸元九：回歸祖國不忘初心

“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榮耀，也是全體央企科技工作者的榮耀。”提起被授予“七一勛章”的感受，年過百歲的陸元九無比激動。

陸元九，1920年1月出生，1982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陀螺、慣性導航及自動控制專家，我國自動化科學技術開拓者之一，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科學技術委員會顧問。

出生於舊中國的陸元九，對當時的羸弱國力有著切身感受。求學之際趕上日寇入侵，陸元九在連天烽火中念完了大學。他至今依然記得，為躲避日軍轟炸，他和同學們在防空洞學習的情景。

20世紀40年代， 陸元九遠涉重洋，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喜歡挑戰的他選擇儀器學專業，學習技術前沿的慣性導航技術。這項技術在當時十分關鍵，美國政府將其列為重要軍事研究項目。

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喜訊傳到大洋彼岸。“到了為祖國貢獻本領的時候了！”獲得博士學位的陸元九一邊工作一邊參加進步組織，為回國作准備。

最終，歷經海外11年曲折，陸元九回到祖國懷抱。陸元九回憶：“船先開到日本，又繞道菲律賓馬尼拉。當停靠在馬尼拉時，其他乘客可以下船活動，唯獨中國人不能，被集中到一間船艙裡看管。船從馬尼拉開到香港，快靠岸時幾名同行的回國留學生半夜就被叫起來，下到一條小船上才准許靠岸”。

回想在國外沒有身份、受人欺侮的經歷，踏上國土的他無比暢快：“祖國，我回來了！”

從此，一顆在慣性導航技術領域冉冉上升的“新星”，隱沒在國際學術舞台。新中國的“兩彈一星”事業，卻多了一份心系中華的智慧與力量。

1958年，陸元九積極響應毛澤東“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提出要進行人造衛星自動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它。這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回收衛星”的概念。不久，我國第一個探空火箭儀器艙模型在陸元九和同事的手中組裝出來。

1982年，年過花甲的陸元九加入中國共產黨。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的他，把更高熱情投入到祖國的航天事業中。他積極參加航天型號方案的論証工作，根據國外慣性技術的發展趨勢和國內的技術基礎，對新一代運載火箭慣性制導方案的論証進行了指導。在陸元九的帶領下，中國航天還先后開展了靜壓液浮支撐技術等預先研究課題以及各種測試設備的研制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國家還批准建立了慣性儀表測試中心，為我國慣性儀表研制創立了堅實基礎。

“一代一代要繼續接力。”這句陸元九用來勉勵航天后輩的話語，也揭示出正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接續奮斗，創造了以“兩彈一星”、載人航天、月球探測為代表的輝煌成就，走出了一條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的發展道路，積澱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

為中國航天事業奉獻一生的陸元九是幸福的。正如他經常向身邊工作人員說的那樣：“在自己的祖國工作，再苦再累都覺得是快樂的。”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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