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橫捭闔：欲與天公試比高

《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記載：（1936年）2月上旬，遇大雪，作《沁園春·雪》：

北國風光，千裡冰封，萬裡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採﹔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沁園春·雪》以雄奇筆力吟詠祖國河山，評點歷史人物振聾發聵，是毛澤東詩詞的巔峰之作，奠定了毛澤東在古典詩詞王國不可撼動的歷史地位。

雄視千古詠雪詞

1935年10月，毛澤東率領紅軍抵達陝北。1936年2月，為打通抗日路線和鞏固擴大現有蘇區，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名義，由毛澤東率領，渡河東征，開赴抗日前線。時值西北高原風雪迷漫，毛澤東來到陝西省清澗縣高杰村袁家溝。面對大好河山，回顧悠久歷史，他詩思澎湃，寫下了光照千古的不朽詩篇《沁園春·雪》。

這首詞最早正式發表在《詩刊》1957年1月號。1958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將“原馳臘象”改為“原馳蠟象”。據《臧克家回憶錄》（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中《人去詩情在——紀念毛澤東同志百歲誕辰》一文所述，1956年11月23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臧克家《雪天讀毛主席的詠雪詞》。1957年1月14日，毛澤東找臧克家和袁水拍談詩。臧克家詢問毛澤東詞中的“臘象”作何解釋？毛澤東反問：“你看應該怎樣？”臧克家提議：“如果作‘蠟’比較好講，‘蠟象’正可與上面的‘銀蛇’映對。”毛澤東點頭同意：“好，你就替我改過來吧。”此后，“原馳蠟象”沿用至今。1963年12月，該詞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詩詞》，標注時間為“一九三六年二月”。

這首詞作者留存的手跡，現在所見有8件，有橫寫，有豎寫﹔有的有標點，有的無標點﹔有的有標題，有的無標題。這些手跡寫於不同時間，與正式發表稿略有不同。例如，“望長城內外”，有1件手跡作“看長城內外”﹔“原馳蠟象”，有1件手跡作“原馳臘象”，有7件手跡作“原驅臘象”﹔“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有1件手跡作“引多數英雄競折腰”﹔“一代天驕”，有1件手跡作“絕代姿容”。

這首詞以雪為題，但它不是純粹的詠物詞，寫法頗似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通篇寫景抒懷。詞的上闋以動靜結合、冷暖相映的多轉折結構，謳歌北國雪景豐富多彩的美，通過目不暇接的意象透露出作者熱烈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懷。詞的下闋，在上闋歌頌江山多嬌的基礎上，自然而然地引出對古往今來活躍在這片美麗土地上的英雄人物的評論，作者從指點江山轉到評點歷史人物。

“北國風光，千裡冰封，萬裡雪飄”，開篇單刀直入，大筆揮洒，千裡堅冰封凍，萬裡雪花飄揚。“千裡冰封”寫大地，“萬裡雪飄”寫天空，一靜一動，互相映襯。雖在詠雪，但眼光不局限於雪，而是通過雪來寫祖國壯闊的大地，千萬裡都是冰封雪飄，寫得氣魄宏大。

“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長城內外白茫茫一片，黃河上下已經結冰封凍，頓時失掉滔滔滾滾的水勢。“莽莽”二字讓人感到大地的純潔之美，“滔滔”二字使人感到黃河的靜穆之美。這是變動為靜，在視覺上突出了雪中山川景象的靜止之美，創造了一個靜穆曠遠的境界。“長城內外”系一南一北，“大河上下”屬一東一西，如椽大筆瞬間勾勒出無比遼闊的壯美河山。

“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原”，作者原注：“原指高原，即秦晉高原。”群山和高原都被冰雪掩蓋，一座座山峰綿延起伏，像銀蛇在舞動﹔秦晉高原上的丘陵一個接著一個，像一隻隻白象在飛奔。典出唐代韓愈《詠雪·贈張籍》：“岸類長蛇攪，陵猶巨象豗。”“銀蛇”寫出山之飛動，突出山之綿延。“蠟象”寫出高原之奔騰，突出高原之雄渾高峻。這是化靜為動，寫雪景的騰挪飛揚。向遠處望去，山和丘陵與天相接，像在與天公比試高低。“天公”，本為天帝，這裡指天。清代龔自珍的《己亥雜詩》：“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作者賦予群山和高原以人的情感和意志，要與天公抗衡。

“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待到雪后放晴，看到紅彤彤的太陽和白雪裹著的大地互相映照，顯得格外嬌艷。紅日和白雪映照，宛如冷美人穿著紅色衣裳、裹著白色外衣，對比強烈。前面幾句是用冷色調寫出雪中江山的雄渾之美，這裡是用暖色調寫出雪后江山的艷麗之美。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祖國江山如此壯麗，致使古今無數英雄豪杰為之傾倒。宋代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江山如此多嬌”，既包括現實的場景，又包括理想的境界，並引出為江山折腰的英雄來。“折腰”，典出《晉書·陶潛傳》：“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唐代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亦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採﹔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惜”字領起接下來7句，特舉出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時代的代表人物，並站在歷史的高峰上加以評說。秦始皇、漢武帝雖武功甚盛，但文治方面顯得欠缺。唐太宗、宋太祖雖然耀武揚威，但文學才華也顯然遜色。至於有天之驕子之謂的成吉思汗，更是隻會開弓射大雕，在文學方面可謂一竅不通。“文採”，本指辭藻、才華﹔“風騷”，指《詩經》中的《國風》和屈原的《離騷》，后來用以代指《詩經》《楚辭》，又引申為文學作品的代稱。對這些封建帝王而言，也指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在內的“文治”。這些功業顯赫的封建帝王尚存不足，封建社會其他人物則更是不屑一顧了。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以往的英雄豪杰都已成為歷史，而主宰國家和民族命運，改變當今世界的責任，還要當今英雄人物來承擔。“風流”，本指儀表、風度，后指英俊、杰出。“風流人物”，取自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末三句收放自如，恰如“泉流歸海”，既已收盡，又言已盡而意無窮。

《沁園春·雪》是毛澤東詩詞中最廣為人知的一首。它精工而不纖巧，豪放卻不粗糙，一氣呵成，氣象萬千。崇高的思想、宏偉的構思、壯麗的畫面、浩蕩的詩情，讀來蕩氣回腸，使人奮發向上。

驚濤拍岸千堆雪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赴重慶和談。8月30日，毛澤東在桂園寓所宴請柳亞子等人。久別重逢，欣喜之情溢於言表。柳亞子賦詩一首，其中寫道：“闊別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9月2日，《新華日報》以《贈毛潤之老友》為題予以發表。

據《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記載：“10月7日，毛澤東致信柳亞子：‘初到陝北看見大雪時，填過一首詞，似於先生詩格略近，錄呈審正。’毛澤東隨信附上《沁園春·雪》手跡。”手跡題寫在“第十八集團軍重慶辦事處”信箋上，沒有題下款、署名和用印。發現后，柳亞子又帶著紀念冊，請毛澤東再次題寫，加上了“亞子先生教正”的上款和“毛澤東”的落款。因為毛澤東沒有印章，柳亞子又請青年篆刻家曹立庵連夜為毛澤東刻了兩方印章，蓋在詠雪詞上。

10月中旬，柳亞子將毛澤東詞墨跡與自己的和詞展示給著名畫家尹瘦石看。是月上旬，尹瘦石曾為毛澤東畫過肖像，他於是向柳亞子索要此詞墨跡。柳亞子乃忍痛割愛，於21日作《跋》文一篇，連同和作一並相贈。其跋文寫道：“毛潤之沁園春一闋，余推為千古絕唱，雖東坡、幼安，猶瞠乎其后，更無論南唐小令，南宋慢詞矣。”

1945年10月25日，柳尹詩畫聯展在中蘇文化協會正式開幕，展出了柳亞子的詩詞數十首、尹瘦石的畫數十幅。柳亞子還特地展出了《沁園春·雪》手跡與自己的和詞。柳亞子本希望將原詞與和詞一並發表，但《新華日報》11月11日隻發表了柳亞子的《沁園春·次韻和毛潤之初到陝北看大雪之作》，其下闋寫道：“才華信美多嬌，看千古詞人共折腰。算黃州太守，猶輸氣概，稼軒居士，隻解牢騷，更笑胡兒，納蘭容若，艷想秾情著意雕。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並自跋雲：“余索潤之寫長征詩見惠，乃得其初到陝北看大雪《沁園春》一闋。展讀之余，嘆為中國有詞以來第一作手，雖蘇、辛猶未能抗耳，況余子乎？效顰技痒，輒復成此。”恰在此時，吳祖光意外得到三份手抄稿，整合之后，他於11月14日在重慶《新民報》晚刊“西方夜談”率先發表了《沁園春·雪》，在山城引起轟動。

據杜忠明所著《〈沁園春·雪〉傳奇》（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4月版）描述，陳布雷曾對蔣介石說：“毛澤東的這首詠雪詞填得非常之得體，氣韻高華，詞採明麗，同時寄托遙深。現在好多人都在為毛澤東的這首詞著迷，不管在朝在野，是敵是友，他們都在唱和著。‘霧重慶’快要變成‘雪重慶’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起作詩運動，御用文人粉墨登場。12月4日，國民黨《中央日報》刊登署名“東魯詞人”和“耘實”的兩首和詞。同日，《和平日報》刊登易君左的和詞，還刊登了董令狐的《封建余孽的抬頭》和楊依琴《毛詞〈沁園春〉箋注》兩篇文章。據不完全統計，國民黨控制的各類報刊先后發表歪曲、詆毀毛詞的“和詞”近30首，文章10余篇。

國民黨文痞的立場極為反動，語言尖酸刻薄，藝術手法低劣。他們惡毒攻擊毛澤東有所謂“封建帝王思想”，肆意誹謗毛澤東是“草莽英雄”。據曾在台南神學院任教的政論家孟絕子在1984年出版的《狗頭·狗頭·狗頭稅》一書中說：“可惜，國民黨黨徒雖多，但多的隻會抓人、關人、殺人、撈錢的特務貪官，是隻會寫寫黨八股的腐儒酸丁級的奴才文官和奴才學者。結果，一直到逃離大陸時，國民黨連一首‘毛澤東級’的《沁園春》都沒有寫出來。”

就在國民黨酸臭文人舞文弄墨之時，進步陣營的知識分子當然也沒有漠然視之。郭沫若在1945年12月11日重慶《新民報》晚刊“西方夜談”、1945年第8期《客觀》連續發表兩首和詞﹔在1946年第7期《萌芽月刊》發表雜文《摩登唐吉坷德的一種手法》。重慶的這場“雪仗”波及全國。陳毅1946年2月在山東接連賦詞三闋，鄧拓也在晉察冀邊區賦詞《沁園春·步毛澤東原韻》。此外，1946年第8期《萌芽月刊》所載聶紺弩《毛詞解》﹔1946年10月20日晉冀魯豫解放區出版的《人民日報》刊登范文瀾《沁園春譯文》，同時刊登周沛然為《沁園春·雪》配制的曲譜。他們都極力捍衛毛澤東及其詩詞，回擊反動文人的詆毀與誣蔑。

當時，王若飛將重慶報刊上與《沁園春·雪》有關的和詞與文章搜集起來寄往延安。1945年12月7日，王若飛致信在延安的舅父黃齊生，把重慶的“雪仗”告知舅父。教育家黃齊生隨即也和了一首《沁園春》，並呈送給毛澤東。1945年12月29日，毛澤東在致黃齊聲的信中，這樣寫道：“若飛寄來報載諸件付上一閱，閱后乞予退還。其中國民黨罵人之作，鴉鳴蟬噪，可以噴飯，並付一觀。”一首僅僅隻有114字的作品，竟然引發一場驚心動魄、引人入勝的詞壇大戰，的確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推翻歷史三千載

《沁園春·雪》寫得境象闊大，縱貫古今，寫作技巧的爐火純青，藝術成就的超凡脫俗。誠如劉勰的《文心雕龍》所雲：“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裡﹔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毛澤東從秦皇漢武寫到成吉思汗，寥寥數筆，把整個歷史貫穿起來，可謂“思接千載”。“千裡冰封，萬裡雪飄”，三言兩語，使神州大地一覽無余，正是“視通萬裡”。

《沁園春·雪》問世之后，注家峰起，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關於詞中的“雪”，郭沫若《摩登唐吉坷德的一種手法》解釋說：“那是說北國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鎖住了，其勢洶洶。”郭沫若認為，北國雪景是否定性形象。聶紺弩在《毛詞解》中也認為：“用雪，用白色，用寒冷來象征殘酷的統治……早已成為世界的常識了。”湖南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第8集）》所載車曉彥《崇高壯美，氣貫長虹——毛澤東詩詞概觀》一文指出：“《沁園春·雪》，從字面上看，是寫北國冬天的景象，實際上寫的是政治形勢……‘須晴日’是指革命成功。‘分外妖嬈’意在預示革命勝利后，祖國將到處是一派欣欣向榮的美好景象。”但是，更多注家認為詞中的雪是正面的肯定性的形象，認為作者通過對雪景的描繪，歌頌祖國的大好河山，評點中國歷史。

“雪”作為正面的肯定性形象的觀點更為可取，而將其視為反面的否定性形象的觀點，用意雖好，但不符合原作的意向和境界，似不可取。正如1958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在〈毛主席詩詞十九首〉上的批注》中所說：“我的幾首歪詞，發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說對了，一部分說得不對，我有說明的責任。”

這首詩有兩處容易產生歧義。其一是“欲與天公試比高”一句，這是最具毛澤東天賦個性與精神品格的詩句。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這種浩然之氣在《沁園春·雪》中體現得十分充盈，而“欲與天公試比高”堪稱詩眼。毛澤東筆下的山超凡脫俗，儼然是毛澤東的人格化身。有《十六字令·三首》其三為証：“山，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山把天都捅破了，然而鋒芒完好無損，真乃“璧立千仞，無欲則剛”，這是使命感、責任感、道義感使然。正是這種洋溢於胸中的浩然之氣，成就了毛澤東的氣魄，成就了他的詩作，更成就了他的千秋偉業。

另一處頗為費解的是下闋對幾個歷史人物的評點。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所著《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86年9月出版）一書寫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在學英語休息時說，《沁園春·雪》這首詞是反封建的，‘惜秦皇漢武，略輸文採﹔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是從一個側面來批判封建主義制度的，隻能這樣寫，否則就不是寫詞，而是寫歷史了。”《在〈毛主席詩詞十九首〉上的批注》中，毛澤東如是說：“雪，反封建主義，批判二千年封建主義的一個反動側面。文採、風騷、大雕，隻能如是，須知這是寫詩啊！難道可以謾罵這一些人們嗎？別的解釋是錯的。末三句，是指無產階級。”

魯迅先生《狂人日記》借“狂人”之口說：“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來字來，滿本上都寫著兩個字：‘吃人’。”毛澤東熟讀史書，他對中國歷史也有獨特判斷，也有兩個字：“騙人”。早在少年時代讀《三國演義》《水滸傳》時，毛澤東就發現書中一味渲染文官武將，從來沒有人把農民作為小說的主人公去正面塑造。1975年，毛澤東在同盧荻談二十四史時說道：“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所謂實錄之類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為歷史大半是假的就不讀了，那是形而上學。”毛澤東並不是簡單否定歷史人物本身。例如，秦始皇在毛澤東眼裡就很了不起，但是他根本不認同由帝王將相、英雄人物創造歷史的英雄史觀，這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毛澤東於1964年春所作《賀新郎·讀史》中的“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也是如此。毛澤東承認三皇五帝的作用，但否認他們創造了歷史。“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庄 流譽后，更陳王奮起揮黃鉞”。前者是奴隸起義的首領，后者是農民起義的領袖，毛澤東認為他們才是推動歷史發展的“風流人物”。毛澤東解釋《沁園春·雪》“末三句，是指無產階級”，這是毛澤東奉行人民史觀的必然結論。（原載：《黨史文苑》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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