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二十五軍：萬裡長征赤膽忠心

　　1934年11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簡稱紅二十五軍）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領下，從河南省羅山縣何家沖出發開始長征，在與黨中央長期失去聯系的情況下，歷時10個月，轉戰近萬裡，於1935年9月15日到達陝北地區與陝北紅軍會師，完成長征。紅二十五軍是唯一發展壯大的長征隊伍，是長征途中唯一創建了根據地的隊伍，也是最先到達陝北的長征隊伍。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西北地區紅軍創建陝甘革命根據地，同先期到達陝北的紅二十五軍一起打破了敵人的重兵‘圍剿’，為黨中央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安置在西北創造了條件。”紅二十五軍長征艱苦卓絕、迭挫強敵，不僅是紅軍將士英勇的奮斗史詩，更是對黨忠誠的光輝典范。

　　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北上抗日

　　1934年8月，程子華受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派遣到達鄂東北地區，傳達中央的指示：紅軍主力要作戰略轉移，建立新的根據地。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縣花山寨舉行常委會議，一致同意中央關於紅二十五軍實行戰略轉移的指示，堅決執行北上抗日的命令要求。

　　1934年11月16日，紅二十五軍出發長征。行軍途中，紅二十五軍通過張貼告示、書寫標語、散發傳單等方式，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開展政治攻勢。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秘書長鄭位三，在部隊經過沿途，每遇圍寨，都事先給寨主頭目寫信，宣傳黨的抗日主張。1934年11月30日，在進入伏牛山區后，紅二十五軍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司令部、政治部名義發出布告，明確宣布調動隊伍北上，就是去打日本帝國主義，歡迎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來參加我們的隊伍。紅二十五軍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方針，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長征途中創建鄂豫陝革命根據地

　　根據花山寨會議精神，紅二十五軍將在桐柏山區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到達這裡后，發現桐柏山區距離平漢鐵路太近，又面臨漢水，戰略回旋余地不大，難以立足發展。此時國民黨軍前堵后追，企圖將紅二十五軍圍殲於桐柏山區。中共鄂豫皖省委認真分析形勢，果斷決定率領部隊向伏牛山挺進，相機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到達伏牛山區后，經過多方調查情況，了解到這裡地域狹窄，人口稀少，糧食和物資都很缺乏﹔同時，豫西“內鄉王”別廷芳在這裡統治嚴密，盜匪出沒無常，地主圍寨很多，發動群眾、開展工作艱難，也不是創建革命根據地的理想地方。因此中共鄂豫皖省委再次根據實際情況調整進軍方向，決定繼續西進。

　　1934年12月上旬，紅二十五軍進至陝西洛南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開會議，認為豫陝邊界地區敵人統治比較薄弱，人民生活貧困，階級矛盾尖銳，加上這裡山大溝深、叢林茂密，回旋余地較大，便於活動，符合中央關於創建新根據地的原則，於是作出創建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的決策。會后，紅二十五軍全力開展創建革命根據地的工作。到1935年5月初，紅二十五軍初步建成了鄂豫陝革命根據地，人口近50萬，耕地面積90多萬畝。紅二十五軍根據中央關於創建新根據地的指示精神，同時結合客觀實際情況，先后數次調整進軍方向，從而使隊伍始終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積極策應黨中央與中央紅軍順利北上

　　長征途中，部隊沒有電台，長期與黨中央失去聯系，他們千方百計尋求黨中央的信息，力圖策應中央和主力紅軍的長征。政委吳煥先多次說：“消滅敵人一個團，都不如繳獲一部電台，有了電台就可以與黨中央取得聯系，及時得到中央的指示。”1935年7月，紅二十五軍從繳獲的報紙上和交通員帶來的信息中獲悉，黨中央、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已在川西會師，並有北上動向，蔣介石正在調集幾十萬大軍向川陝甘邊地區集結，企圖圍殲主力紅軍。中共鄂豫陝省委和紅二十五軍領導人連夜在長安灃峪口召開緊急會議，毅然決定紅二十五軍主力撤離已經營半年之久、相對穩固的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立即向甘肅方向挺進，牽制敵人，策應黨中央與主力紅軍北上，提出“迎接黨中央”“迎接主力紅軍”的口號。副軍長徐海東滿懷激情地說：“我們能牽制敵人，保証中央順利北上，這對中國革命有重大意義。在此行動中我們要不惜最大的犧牲，迎接中央北上。”在繼續北上的途中，紅二十五軍積極活動於隆德、平涼、涇川等地區，切斷西蘭公路18天，迫使敵人一再抽調原用於堵截中央紅軍的兵力來對付紅二十五軍，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中央紅軍的壓力，對中央紅軍的北上行動起了戰略性配合作用。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入冬后，中央紅軍物資補給面臨極大困難，毛澤東准備向徐海東借2500元解決中央紅軍吃飯穿衣問題。徐海東立即從部隊僅剩的7000元中拿出5000元送給中央紅軍，並命令部隊節衣縮食，從人員、物資上全面支援中央紅軍。徐海東說：“我們就是不吃、不穿，挨凍受餓，也要支援黨中央啊！”對此，毛澤東稱贊徐海東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這不僅是對徐海東，更是對紅二十五軍歷史功績的高度評價。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但也付出了巨大犧牲。長征途中，紅二十五軍犧牲營級以上干部達50余名，鄂豫陝省委書記徐寶珊、紅二十五軍政委吳煥先先后犧牲，軍長程子華、副軍長徐海東都曾身負重傷。

　　嚴格執行群眾紀律

　　長征途中，紅二十五軍嚴格執行黨的群眾紀律，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紅二十五軍每到一地，不僅所需糧草一律實行購買，而且都要召開群眾大會，幫助窮人免除一切捐稅。紅軍攻克洛南縣后，對正當經商的幾十家中小店鋪，都按政策加以保護。有的店主在紅軍攻城時逃走了，紅軍還派戰士對其店鋪妥善看管。在創建鄂豫陝革命根據地時，根據廣大群眾反抗捐稅的迫切要求，提出了“抗捐、抗債、抗糧、抗夫、抗丁”的“五抗”口號，在攻克鎮安縣城后，發布告群眾書，號召立刻組織窮人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員會。西征北上的過程中，紅軍生活條件異常艱苦，全體指戰員自己打草鞋、縫軍裝、背糧食、挖野菜、搭茅棚，甚至忍飢作戰，赤腳行軍，但始終恪守生活紀律，不動群眾一針一線。在寧夏單家集、興隆鎮等回民聚居區，吳煥先提出“要爭取革命成功，必須團結和發動各族人民”，專門制定“三大禁令、四項注意”。部隊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積極進行助民勞動，街頭巷尾，到處都打掃得干干淨淨。軍醫院的醫護人員熱情為群眾治病。紅二十五軍這些舉動，使回族人民深受感動，也激發了回民和其他各族群眾擁護紅軍、參加紅軍、抗日救國的積極性，極大地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贏得了廣大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毛澤東在中央紅軍與紅二十五軍會師時盛贊：“紅二十五軍民族政策水平很高，執行得很好。”

　　（作者系河南省信陽市委書記、大別山干部學院黨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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