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精神特質和意志本色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中國人民是崇尚正義、不畏強暴的人民，中華民族是具有強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國人民從來沒有欺負、壓迫、奴役過其他國家人民，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同時，中國人民也絕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欺負、壓迫、奴役我們，誰妄想這樣干，必將在14億多中國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鋼鐵長城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對於中華民族的文化特性，許多人文學者有過探討。錢穆認為東方文化是內傾型的，西方文化是外傾型的。林語堂認為中國人的特性包括簡朴、愛好自然、恬靜、勤謹等。美國漢學家亞瑟·萊特認為中國人具有尊重歷史、中庸、任重致遠、自重等特點。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也互不矛盾，但都缺乏一個核心概念的表達。被譽為“東方華學的中國第一人”的辜鴻銘教授在其著作《中國人的精神》中指出，中國人精神文化的核心要素是“溫良”，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中華民族的性格特質。中華民族歷來愛好和平、溫和善良，但同時，“中國人民是崇尚正義、不畏強暴的人民”。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推進民族復興大業，中華民族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精神特質和意志本色？這是實現民族復興值得思考的一個重要論題。

繼承傳統：尚內省的斯文

特定的地域、社會環境及數千年歷史，型塑了中華民族特定的精神特質。這是一種謙謙君子的斯文形象，思維方式內傾、內省、內斂，重視精神生活，重視自我修為和人格提升。凡事反求諸己，體驗所得。在內省中認識世界，思考世界的本源和生命意義。這種內省人格，強調信念的重要性。在明晰自我的基礎上，形成整合的人生，獲得穩重自持、從容自信、堅定自勵的人格展現。作為內省的過程，強調勤學、修德、明辨、篤實。從小到大，從內而外，做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將自我成長和天下情懷融通，求心靈的自洽。《中庸》說：盡己之性，可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可以盡物之性。實現內外兼修合一。

中國人的文化形象是斯文的。斯文是指人的舉止文雅有禮，有涵養，文質彬彬，懂得尊重人。在本質上，“斯文”是對美有良好的感知力和表現力的寧靜的心靈狀態。這是一種內秀。辜鴻銘在描述中國人“溫良”性格的時候，認為它沒有任何野蠻的、殘忍的東西，有的只是文雅，但這種文雅不是天性的柔弱或順從，它沒有生硬，沒有粗野或暴虐，沒有好斗和囂張。這種斯文是一種氣質：從容、鎮定，是經歷磨難后的成熟，在乎內在的精神整合與人格自洽，是一種心靈的平和。

中國人的人格形象是內斂的。不張揚，不強橫﹔不惹事，不怕事。優雅不是軟弱，不是退讓，不是息事寧人。伏爾泰在《風俗論》中，有一句贊美中國文化的名言：“歐洲的王族同商人在東方所有的發現，隻曉得求財富，而哲學家則在那裡發現了一個新的道德與物質的世界。”這個世界與人類整體心靈深處對美的期求心心相印，是一種內在美。

中華民族的文化特性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彌足珍貴值得堅守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

立身自持：非盲目的自尊

自尊是基於自我評價和社會評價產生的一種自重、自愛並要求他人尊重的情感體驗，本質上體現了自我價值感。自尊是自我意識的呈現，是自我評價和自我控制的基礎。自尊對人很重要，體現了一種身份的主體性意識，它能激活個體的價值感和意義感，增強對“我”的身份確認。

中國人的溫良中，蘊含了一種理性的自尊傳統。《禮記》中有“可殺而不可辱”“不食嗟來之食”“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等記載。《孟子》中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表達。《韓非子·詭使》強調：“厚重自尊，謂之長者。”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史可法“頭可斷身不可屈”等，都是中華民族自尊意識的表達。堅持人格尊嚴，義不受辱，是中國歷史上社會各階層顯著的精神氣質。

我們強調的自尊，要理性而非盲目。盲目的自尊常常是一種過度的自我中心，缺乏從他人角度著想和體諒的可能，呈現為自傲、自負、自戀等。而理性、非盲目的自尊，這是基於對自己和他人的清晰判斷形成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接受。對理性自尊的清晰把握，會產生平等意識、寬容意識，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思維方式上的開放性和行為態度上的吸納性。它關注並承認世界發展大勢，有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以“應變”的開放態度，尊重不同文化特征，對外來優秀的文化、制度與科學產品，進行自主性吸納。

中華民族具有不走極端的“中庸”思維。在對待自我的態度上，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對自己的國家，有明確的認知、強烈的信心以及捍衛的意願。當前，面臨復雜的國際情勢和國內發展環境，我們要強化國家主體性和民族自尊感。鄧小平同志說：“像我們這樣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習近平總書記也說：“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那樣做的結果，不是必然遭遇失敗，就是必然成為他人的附庸。”

與人相交：通情理的共處

馬克思認為，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中國人是重視關系的，在合情合理的前提下在乎與他人的和諧共處。辜鴻銘認為中國人“溫良”的本質是善解人意和通情達理，是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一種同情、共情能力。與人相交，強調“義”為先，做人做事光明磊落。中國人有尊重他人的品性，這是心理強大的標志，是一種為人處世的道德規范。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說過，中國人崇尚“和而不同”“君子喻於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這些都反映了中國人與人相交的共處原則。

中國人具有謙和低調的文化特質。溫良的中國人致力於打造一種願意奉獻、有情感溫度的環境。與西方自由主義對個人的關注不同，中國人關注群體的、組織的共生，是一種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中國人講禮貌，這種禮貌的本質是考慮別人的感受，與人相交強調包容、尊重、寬恕。中國人具有一種為他人著想的“心靈的禮貌”，這體現了一種內在的優雅。正是中華民族這種心靈和理性的力量，使我們能成功地處理各種復雜困難的社會生活，使中華泱泱大國在數千年裡維持了和平與秩序。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復雜的全球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具有高度整合性的理念，從國際關系角度給世界未來開藥方，反映了一種深刻的遠大智慧。

但是，中國人溫良的共處原則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通情理，不接受蠻橫。通情理要求相處是平等的，既不妄自尊大，更不凌駕於人。在關系結構中，擺正自己的位置，“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我們積極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歡迎一切有益的建議和善意的批評，但我們絕不接受‘教師爺’般頤指氣使的說教！”把握這種通情理的共處原則，尊重自己的主體性，中華民族才能贏得外在的尊重。

應對挑戰：有底線的堅守

中國人的文化形象是溫和的，生命原則是求心靈的自洽，是一個致力於精神生活的民族。中華民族以開放的視野和態度，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人類共同價值，並將其內化為民族的心理特質，外化為國家的核心價值觀，成為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

同時，中華民族又是敢於奮斗、敢於創造、敢於夢想的民族，強調厚德載物，自強不息。中華民族在其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遇到過無數艱難困苦，但都通過不凡的精神意志戰勝了困難，也激活和彰顯了民族凝聚力的強大。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從那時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浴血奮戰，打敗了外來侵略，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

溫良不是忍讓。和平、和睦、和諧是中華民族優良傳統，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但同時中國人民也不畏強暴。無論時代如何發展，我們都要砥礪不畏強暴、反抗強權的民族風骨，鍛造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當今世界並不太平，樹欲靜而風不止。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關涉民族尊嚴、關涉國家核心利益的時候，要敢於亮劍，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在數千年文明發展的歷程中，中華民族的精神特質和意志本色，對於中華民族的生存延續、凝聚整合和繁榮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我們既要保持中華民族崇尚內省，追求和平、和睦、和諧的溫良性格，同時也要筑牢堅守底線、自尊自強的意志本色，形成同舟共濟、勇往直前、無堅不摧的強大力量。這是新時代我們需要秉持的正確的民族心態。

（作者系廣東開放大學法政學院副院長、教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思想研究》（18JD710049）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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