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受降

1945年的9月9日9時，三九良辰，曾飽受戰爭之苦的南京城，彩旗招展。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內，簽署投降書。至此，抗日戰爭終得勝利。

這場簽字儀式，隻有短短二十分鐘。而關於日本的投降書，以及中國戰區受降的各項具體事宜，在十幾天前就於湖南芷江完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21日，日本降使今井武夫垂頭喪氣地赴湖南芷江乞降，交出了侵華日軍兵力部署圖，接受了載有命令日軍投降詳細規定的《中字第一號備忘錄》。

芷江受降，雪洗了百年民族恥辱，近代中國首次以戰勝國姿態受降。芷江，這座湘西邊陲小城，也由此成為中國戰區第一個受降地，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寫下光輝一頁。

更改受降地

在江西上饒玉山縣東五裡洋村的一片農田中，有一段不到百米的機場跑道，周圍雜草叢生，到處都是砂石。

如果沒有人指引，鮮有人知道，這裡曾是一處軍用機場。當地的老人還記得，始建於1934年的玉山機場，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76年前的一天，這裡接到一項緊急任務。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蔣介石致電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要求“即通令所屬日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並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命令。”

國民政府對受降事宜高度重視，急電江西玉山縣政府：火速准備，整修機場。

曾參與玉山機場跑道修補工程籌備工作的胡光虹，在《玉山飛機場》一文中回憶道：“玉山縣府派了數千名民工，拉去大滾筒，花了三天三夜時間，將破損的地方，全部修復。並搭了一座禮堂式的台子，做了一套接受日軍投降代表用的立筒式洗澡盆和座椅等。”

萬萬沒想到，籌備工作剛剛告成，國民政府突然又來電告知，受降地改在了湖南芷江機場。

8月17日下午，蔣介石收到岡村寧次同意派員前往玉山的復電。當天，蔣介石又急忙致電岡村寧次，“玉山機場目前不能使用，改為湖南芷江機場，何時起飛，另行通知。”

為何在緊張籌備之際，不到三天的時間裡，蔣介石急匆匆更改受降地？很顯然，“玉山機場目前不能使用”，隻不過是一句托辭。

當時，針對把玉山機場作為受降地，國民黨一些高層人士提出了異議。

由於玉山處於敵佔領區，大部分日軍還不服輸，負隅頑抗。岡村寧次在廣播中聽到《終戰詔書》后，還向日本大本營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去電請示，稱日本駐中國派遣軍有百萬余眾，且連戰連勝，何以言降？直到8月17日，他給蔣介石復電時，仍在叫囂：“必要時應行使武力自衛”。

如此一來，在玉山機場進行受降，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且不利於在心理上給日軍投降代表造成壓力。此外，玉山機場遠離后方，通訊、交通都較為不便，不利於部隊機動。

因此，國民黨一些高層人士均認為，玉山機場不利於受降順利進行，有必要更改受降地點。但將其改為何處，仍莫衷一是。

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副參謀長冷欣等人，建議把受降地點放在江西上饒﹔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建議把陸軍總部從昆明推進到湖南芷江，在芷江進行受降。

幾經商討后，蔣介石採納了魏德邁的建議，將受降地由江西玉山改為湖南芷江。

芷江機場

芷江，湘西群山深處的一座小城，地處雲貴高原東緣和雪峰山脈西脈之間。水河自西向東蜿蜒芷江全境，至黔城匯入沅江，這裡自西漢建郡以來，素有“滇黔門戶、全楚咽喉”之稱，是通往西南諸省的邊陲要沖。

1934年，軍事家蔣百裡曾預言中國的抗日戰爭必須是持久戰，他在御日國防建設中極力主張“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后，中國戰時大本營宜設在湘西芷江、洪江一帶，這地區有森林、礦產，又有沅江流貫其間，是天然的防守地帶。”

同年，蔣介石電諭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為將來綏靖川湘黔三省邊境計，令在芷江修建飛機場。”但由於當時技術力量薄弱，機場的勘察工作一度擱置。直到1936年10月，芷江縣政府抽調兩千余名民工，在縣城東門外約1公裡處，以原教場為基礎，建成一個800米見方的飛機場。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烽火四起，全面抗戰由此開始。芷江作為通往西南諸省的必經之地，捍衛大西南后方的軍事地位尤顯重要。

時任中國航空委員會顧問陳納德建議蔣介石，在湘西芷江設防，加速擴修軍用機場。於是，蔣介石緊急電令湖南省政府：“將芷江機場由現在的800米見方，擴修為1200米見方的大型軍用機場。”

戰事趨緊，時間緊迫。而芷江機場的擴修，工程浩大，包括修建跑道、停機坪、排水道及隱蔽彈藥庫等。在沒有機械設備的情況下，當時一切工作全靠人背肩扛，難度可想而知！

為爭取早日建成機場，湖南省政府隻好採用人海戰術。麻陽、晃縣、靖縣等芷江周邊11個縣，近兩萬名精干勞力相繼匯集芷江，迅速投入到機場建設中。

“清早，大家吃了早飯，扛著自己的鋤頭，挑著自帶的畚箕，像螞蟻一樣，從四面八方涌向工地。”於1938年參與機場修建的申正德回憶，“工地早就分派好了工，大家隨著工頭指定的地盤動手。開頭大家合著挖，勁頭很足，有說有笑。”

壓路機是修機場最重要的設備，但在當時，中國沒有這樣的器械，勞工們因陋就簡，用5噸多重的大石碾取而代之。指揮人員揮著小紅旗，一聲哨下，數百名勞工齊力拉著巨碾，來來回回反復碾軋。

“飛機的跑道，都是靠人拉著石碾軋出來的。”曾在芷江機場總站無線電台當通訊兵的劉道民，對這一幕仍歷歷在目，那時，他天天在街上看到大人們去修機場。

男人們揮舞銀鋤，將一塊塊頑石砸碎，婦女兒童再用鐵錘將其一錘錘敲碎后運到機場。腳步聲、吆喝聲、鐵錘與頑石的碰撞聲，夜以繼日在芷江上空回響。不到十個月的時間，芷江機場擴修工程，終於在1938年10月底前竣工。

親自設計並指導芷江機場建設的陳納德，對此頗為感動。他在回憶錄中稱：“中國人用螞蟻啃骨頭的精神，平山整地，開出了一個有5千英尺跑道的機場，以安置那些還在洛杉磯巴夫洛工廠制造的飛機。”陳納德感慨：“我們在華的百余個機場，都是千千萬萬中國男人、女人和小孩流著血汗，辛苦地徒手筑成的。”

然而，對任勞任怨的中國人來說，內心隻有一個期許：機場建成后，能扭轉戰局，早日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

湘西會戰伏筆

從1940年開始，芷江機場經歷多次加固擴修，成為僅次於昆明空軍基地的“盟軍第二大軍用機場”。1944年初，大批中美空軍進駐芷江機場。中美空軍的鯊魚式、野馬式戰斗機等，先后匯聚於此，最多時達三四百架。

美國“飛虎隊”的陳納德將軍，將駐芷空軍的作戰區域劃定為“以華中特別是黃河以南、平漢鐵路以西地區”，旨在奪取華中地區制空權、空戰殲敵。此外，駐芷空軍還擔負對日軍粵漢、湘桂等鐵路、公路運輸線及長江、湘江、洞庭湖等水路運輸線的轟炸和封鎖，切斷日軍后方補給、阻滯其南下西進，支援中國地面部隊作戰。

從那時起，戰斗機、轟炸機頻頻從芷江機場起飛，不斷轟炸日軍在華的軍營、機場、碼頭及后勤運輸線等，使日本交通運輸陷入癱瘓狀態。

芷江機場成了日軍的心腹大患。為了挽回頹勢，日軍也對其狂轟濫炸。曾在航空第二修理廠當民工的楊序成，在《搶修機場跑道》中回憶：“日本飛機轟炸芷江機場，炸彈多半扔在跑道上，投下一枚炸彈就是一個大坑。敵機飛走后，我們就拼命挑土填坑，填好坑，夯緊，很快就能讓飛機在跑道上行駛。”

彼時，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失利，從日本本土到東南亞的海上交通線也被切斷。由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經過中國至朝鮮釜山的大陸交通線，成為日軍堅持東亞大陸作戰的唯一生命線。但由於中國軍隊還控制著中國的河南、江西、湖南、廣西等地，這條大陸交通線並沒有貫通。

日軍已如強弩之末。為打通大陸交通線，覆滅中國空軍基地，1944年4月，日本下達“一號作戰命令”，調集50萬兵力，發動豫湘桂戰役。激戰之下，長沙、衡陽相繼被日寇佔領，柳州、桂林先后失守。

中美空軍在華中華南的幾處重要機場均遭日軍破壞，芷江機場成了當時唯一的前線機場。對日軍來說，摧毀芷江機場，已勢在必行。

1945年1月29日，日本決定發動“湘西會戰”，摧毀中美空軍的戰略基地，並一舉佔領湘西，威逼重慶。日軍第20軍團司令官坂西一郎，從湘東、湘南及桂北共調集約8萬兵力，分北、中、南三路，向湘西進軍。

芷江危在旦夕。蔣介石在重慶召開緊急軍事會議，任命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為總指揮，下令死守芷江機場。何應欽深知，這一役事關全局。

何應欽指揮第四方面軍王耀武部、第三方面軍湯恩伯等部參戰。為確保萬無一失，廖耀湘的新編“王牌”第六軍作為總預備隊，連同輕型坦克、無后坐力炮，被C-46型運輸機從昆明運到芷江。這種大規模的立體軍力補充方式，在當時尚屬首次。

4月9日，湘西會戰拉開序幕。中國軍隊集結20多個師、總兵力近20萬人，利用南北橫亙、蜿蜒七百多裡的“雪峰天險”，節節抗擊，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展開“芷江保衛戰”。

駐芷空軍的飛機則傾力出擊，對湘西雪峰山戰役區日軍陣地，進行連續地毯式轟炸。據統計，會戰中，中美空軍共出動戰機2500架次，投彈100多萬磅，發射機槍彈80多萬發，重創日軍，迫使其潰退。

雪峰山東麓洞口縣江口鎮青岩村村民肖岩生是這場戰爭的親歷者。他猶記得:“我在山上看到，中美空軍的飛機一批接著一批地飛到江口、青岩一帶轟炸日本侵略者。日軍沒有任何防空武器，被炸得哇哇直叫，山上到處都是被炸得血肉橫飛的日軍尸體。5月8日下午以后，日軍像潮水一樣潰敗了。”

激戰兩個月后，日軍以徹底潰敗而告終。中國軍隊憑借正確的戰略戰術與軍力裝備的優勢，奮勇殺敵，共擊斃日軍12498人，傷23307人。

美國《紐約時報》對此發表評論說：芷江會戰勝利佳音，可視為對日戰爭轉折之暗示。

此言得之矣。湘西會戰擊潰了日軍主力，不僅挫敗其佔領芷江機場的陰謀，還提高了中國軍隊“反攻之士氣”。芷江，成了日軍喪師折兵之地。

僅僅兩個月后，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就傳到中華大地、傳到芷江。

受降大院

1945年8月10日，蔣介石電令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肅來南京開會，商討總反攻事宜。會議尚未結束，日本即將投降的消息突然傳來，所有人喜出望外。

一開完會，蕭毅肅急匆匆趕回重慶家中。他的兒子蕭慧麟、蕭民元，看到一年都不回來一次的父親格外驚喜，在《我父親主持芷江受降》中回顧：“那天我爸爸好高興，他一進門說日本投降了，當時我家住在重慶市凱旋路，我媽媽高興地說——這條路真是凱旋路！”

喜訊很快傳開。翌日《中央日報》報道了重慶百萬市民興奮的不眠之夜：“街上是一片狂歡的人海。每個人對每個人，每群人對每群人，都打著招呼‘啊！啊！’，互相道賀。大家的感情在泛濫！升華！熟朋友碰面了破例地張臂擁抱，起碼也親密地互相拍拍肩﹔‘要回家了’！”

勝利的消息突如其來，國民政府欣喜的同時，也有些措手不及。彼時，大量侵華日軍仍佔據著華北、華東等地的主要城市，接收失地和舉行受降儀式，成為當務之急。

時任中國派遣軍第四方面軍中將參謀長邱維達、中國陸軍總部第四處處長劉措宜在《國民黨受降片段回憶》中提到：“日本投降這件事對國民黨來說，事出突然，陸軍總部毫無准備。會上隻決定由何應欽先率領參謀長蕭毅肅、副參謀長冷欣、第四處處長劉措宜、炮兵指揮官彭孟緝等到芷江與第四方面軍參謀長邱維達協同進行籌備工作，並電岡村寧次派代表到芷江接受指示。”

1945年8月18日，蔣介石致電岡村寧次，告降使8月21日來芷江，規定人數、標志盟機護航、須帶表冊、聯絡呼號等共七項應遵守事項。

當天，中國陸軍總部副參謀長冷欣、蔡文治等趕赴芷江。他們從第四方面軍和新六軍中抽調了一批精干人馬，組成“日本投降簽字典禮籌備處”，安排受降所需的人員分工、場地安排、交通車輛、治安維持等工作。

緊接著，蔣介石在重慶緊急召集行政院顧問團及中央各部代表開會，討論和宣示芷江受降有關事宜，確定受降代表團人員。同時，軍委會決定在芷江設立陸軍前進總指揮部。

由於日本降使今井武夫的職銜是副參謀長少將，何應欽安排蕭毅肅直接出面會談。考慮到兩軍代表軍階的大體對等，何應欽指派新六軍政治部主任陳應庄少將、中國陸軍總部參謀陳昭凱上校改佩少校軍銜，負責對日軍投降專使的警戒和接待工作。

各項籌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

為確保典禮籌備安全，籌備處用紅、粉紅、黃三種顏色的布料，印制了“日本投降簽字典禮出入証”。出入証嚴格按照規定，發給有資格參加典禮的代表、中外記者和辦事人員等。此外，凡涉及受降典禮的信箋、請柬、毛筆等，都寫有“日本投降簽字典禮”的字樣。

原國民黨第四方面軍司令部副官王志廉、王甸明就是用刻有“日本投降簽字典禮”字樣的毛筆，繕寫何應欽下達給岡村寧次的中字第一號備忘錄。王志廉后來回憶：“我們在餐廳中秉燭夜書，迄至深夜12時許始告完成，雖稱辛勞，然精神振奮，毫無倦意。”

受降會場設在芷江城外七裡的七裡橋。這裡有中美空軍基地的營房和幾間招待所。由於時間有限，中美空軍第一招待所的三棟西式平房，被臨時改為“受降大院”。

“受降大院”本不寬敞，參加受降典禮的人源源不斷，就變得越來越擁擠。原定一個人的房間，也隻好安排三四個人合住。當時，一到開飯時間，上百桌擠得滿滿當當。負責招待庶務的第四方面軍副官處的趙汝漢處長，累得直呼：“不得了！不得了！”

舉辦受降典禮，需要大量會務物品。當時招待所裡的桌椅板凳不夠用，負責會務的第四方面軍副官主任李錚，為此急得火燒眉毛。

李錚帶著辦事員跑遍芷江城每個角落，到處搜集購買會場用的桌椅板凳，但搜集到的桌椅參差不齊，臨時趕制又來不及。正在李錚發愁之際，第四方面軍駐安江的一位團長告訴他，安江縣政府和湖南在安江一、二紗廠有一批好家具。隨后，李錚匆忙開著幾部大車，把縣政府和紗廠裡好一點的桌椅沙發都搬到了芷江。

忙了三天三夜，籌備處終於在受降典禮前一天，一切准備就緒。

1945年8月20日，何應欽及其隨員、顧問等60余人，由重慶乘4架綠色運輸機飛抵芷江。各方面軍司令、全國各地的記者，也都在這一天紛紛趕到芷江。

當晚，何應欽組織召開了幾個會議，安排受降典禮的程序、手續、注意事項等。蕭毅肅的兒子蕭慧麟回憶說，“由於近代中國從沒有接受別國投降的先例，也沒有日本向他國投降的先例可供參考，受降前的晚上，中方特意把德國投降的影像資料放映了很多遍。但除了尊重對手私人人格這點可取之外，沒有其他可供參考的地方。”

會議商定，對日本來的降使代表接待要合理，但要冷淡。降使代表的起居飲食，不但要規定時間，而且應以號音為准，嚴肅庄重，方不失戰勝國風度。同時，所有標語、便條均應印有“V”字，表示勝利。

勝利榮光

1945年8月21日，芷江城在一片歡喜中醒來。

時任重慶《大公報》記者的顧建平，在《芷江觀光》一文中寫道：“瀕依氵無水的芷江，熱鬧繁榮，據說為空前未有。縣城門口有一紅色對聯，寫著‘慶五千年未有之勝利’‘開億萬世永久之和平’，字大如斗。商店酒家結彩，戶戶升旗，噼噼啪啪的鞭炮，還沒有放得盡興。我們在街上巡視一周，除了看到擁塞的各型汽車以外，便是紅紅綠綠的聯語，其中很多採用‘日本投降了，天下太平矣’兩句簡單明了的現成白話。”

這一天，芷江城的男女老少，迎著晨曦，紛紛從不同方向涌入城東的機場。人們臉上笑意盈盈，洋溢著勝利的喜悅。有人高興地說：“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一個強大的國家因戰敗了而向我們投降，對這種盛會，哪肯放過機會，誰不想見識一下。”

很快，芷江機場被圍得水泄不通，四周人頭攢動。人們站在白石灰劃出的警戒圈外，翹首以待。警戒圈內，百余架飛機、數百輛吉普車等，整齊停放在機場跑道上，到處是崗哨。

上午11時許，機尾系著紅布條標志的日本降機，在3架“野馬”式戰斗機的偕行下，緩緩降落芷江機場。一瞬間，數千名中美官兵、記者蜂擁而上，警戒圈外的人們也開始騷動。

當時參與採訪的記者李英寫道：“我們趕到飛機場，隻見人山人海，萬頭攢動，好容易才擠進採訪棚，剛坐下不到十分鐘，就聽見隆隆的機聲由遠而近，今井武夫乘坐的飛機出現在芷江的上空，繞場三周，一則表示對中國軍民致意，一則向地面請示：是否准許他們降落。臨場指揮官命令侍從從地面發出准許降落的信號，日機才徐徐降落在芷江機場上。”

日機降落前，今井武夫從空中俯瞰芷江機場。他忽然明白日軍在此喪師折兵的原因，“從飛機上方俯視芷江機場，隻有一條單方向的跑道，並未很好地加以鋪裝，但是分散隱蔽在各處的飛機卻有數百架之多……與日本空軍簡陋的現狀相比較，不得不驚嘆敵方空軍實力之雄厚。”

但為了顧全日本人最后的體面，今井武夫赴芷江受降，乘坐的是岡村寧次型號為“MC”的專機。抗日戰爭期間，它一度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彼時，已漆皮脫落，布滿彈痕。就連今井武夫自己也覺得，“越看越覺得寒酸，實在也是萬不得已。”

艙門緩緩打開，今井武夫一身戎裝，佩軍刀，低頭從飛機中走出來，詢問是否可以下機。陳應庄應允后，上前檢查機組人員的名單。幾名憲兵，同時上前檢查機組人員所攜帶的五隻皮箱。

隨后，陳應庄引導今井武夫及其隨員等八人，分別乘坐四輛插有白旗的吉普車，繞機場一周后，駛向氵無水河畔的七裡橋會場。

這一幕，讓在場的群眾興奮不已。有人舉起相機拍照，有人扯下日本降機機尾的紅布當做紀念，還有人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嚴懲日本戰犯”的口號阻擋車隊前行。

今井武夫、橋島芳雄、前川國雄等一行人，坐在吉普車上，面帶戚容，情緒頗為緊張。他們猶如過街示眾的囚犯，徐徐穿過人海。

從盧溝橋事變到策劃成立汪偽政府，今井武夫作為日本侵華期間的高級軍事特務，曾在這片土地上飛揚跋扈，不可一世。他萬萬沒想到，自己會“銬著雙手來乞降”。他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戰敗的我們，猶如一堵黑暗的牆壁隔斷了前途，絕望的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是不能消除淨盡的。”

聯想到日軍曾對新加坡的英軍和菲律賓的美軍降使，“強迫他們隻准說‘是’或者‘不是’”，今井武夫憂心忡忡。這一天，他已做好蒙受戰敗屈辱的准備，“在某種場合，會有生命危險也是迫不得已的。”

最后的較量

芷江受降，舉世矚目。這一天，芷江城處處張燈結彩，受降會場也經過精心布置。

會場正門，左右各立一座鬆柏枝扎起的牌樓。左牌樓入口處綴“公理”兩字，中間為象征勝利的“V”字，上面扎有“和平之神”﹔右牌樓亦然，入口處綴“正義”兩字。會場門前的空曠地，高豎中、蘇、美、英四國國旗。

進入會場，一棟黑色結構的木平房內，以木柵為界分東西兩區，東區牆上挂有孫中山畫像。畫像前置有幾張長桌，鋪著雪白的桌布。當時參與報道的《寧遠日報》記者易君左形容說，這些桌子看起來“好像是法官的案台”。而在西區則隻有一張長桌，是預留的記者席，牆上懸挂著一口大鐘。

受降會議開始之前，在場的政要、士兵、中外記者都處於興奮不已的狀態。據易君左描述，房間一端，“喜氣洋洋的中美軍官互相道賀，而最突出的是主持會議的中國陸軍總部參謀長蕭毅肅將軍和美國代表巴特勒將軍響亮的笑聲。”另一端的記者席，幾乎被外國記者帶來的打字機霸佔，打字機的聲響甚至蓋過了人們的喧嘩與嘈雜。

《中國晨報》記者嚴怪愚當年曾是湖南報界在現場的記者之一，他注意到湯恩伯、張發奎、盧漢、王耀武、杜聿明、吳奇偉、廖耀湘、鄭洞國、張雪中等國民黨高級將領，都列席了這次會議。但由於會場面積有限，數十名中外記者，不得已被擠在了走廊和會場外面旁觀。

15時20分，今井武夫等四名日本降使脫帽步入會場。他們走到空位處，在眾目睽睽下，向面對坐在主席位置的中國陸軍總部參謀長蕭毅肅、副參謀長冷欣、中國戰區美軍參謀長巴特勒准將和翻譯官王武上校，深深鞠了一躬。蕭毅肅等未回禮，隻說了一句：“請坐!”

今井武夫就坐后，沒有解下腰間的軍刀。在會談開始前，他就懇請中方：日本人素視軍刀如生命，取下軍刀，就等於壞了性命。於是，蕭毅肅特許今井武夫保留軍刀，他對此感激不盡。

會談伊始，蕭毅肅先是介紹了自己左右兩邊的中國代表及美國方面代表，接著用命令的口氣說：“我受何應欽總司令的委托接見你們，請你們說明身份，交出身份証明書！”

日英文相繼譯畢后，今井武夫介紹了自己和隨員，低聲報告說：“我受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派遣前來晉謁中國戰區負責人。我的任務就是在停戰協定簽訂前與貴官聯絡，沒有權力決定、也沒有權力在任何文件上簽字。”

今井武夫隻言“停戰”不言“投降”的表述，引起中方代表的不滿。蕭毅肅怒斥道：“日本天皇已下詔接受《波茨坦公告》實行無條件投降，命令日軍停止戰斗，交出武器。貴官是岡村寧次將軍派出的投降代表，前來接受中國戰區關於侵華日軍投降的命令。你在口頭報告中用‘停戰’代替‘投降’一詞，殊為不妥，特予以糾正。”

因此，今井武夫一面唯唯稱是，一面在呈交相關文件時又不甘示弱。早在三天前，中方就已電令岡村寧次，命其把中國大陸（除東北三省）、中國台灣和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所有日本軍隊的指揮系統、兵力分布、機場、艦艇、彈藥庫、布雷區的位置和現狀之表冊圖籍全部呈交。

但今井武夫表示，隻帶了日軍在中國戰區的兵力部署圖，並無表冊，而該圖上並沒有中國台灣和越南的兵力部署情況，理由是駐扎在這兩個區域的日軍不屬岡村寧次管轄。

與此同時，日本翻譯木村辰男隻譯到此地就停止了。中國方面的日文譯員立刻站起來說：“今井少將的話還有兩句沒有譯出來，‘東三省、越南和台灣的大概情形是可以知道的’。”

在不斷的較量中，會談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負責現場拍攝的美國攝像師捕捉到一個細節：日軍中佐參謀橋島芳雄坐下之后，如坐針氈，一直緊張得不停擦汗。而在一旁的今井武夫，頭上也直冒汗珠。

17時許，中美代表用中、日、英三種語言，宣布了要求今井武夫轉交岡村寧次的《中字第一號備忘錄》。這份備忘錄中規定，在中國戰區內的日本陸海空三軍應接受命令，向中方指定之受降主官全部投降。

今井武夫接過備忘錄，要求對內容有所說明，卻被蕭毅肅“可以不必”四個字擋了回去。蕭毅肅令其轉告岡村寧次，中方將派冷欣到南京設立指揮所，以便讓日軍投降事項順利進行﹔中方將在最短時間裡空運部隊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希望日方配合做好准備。受降會談由此結束。

直至此刻，今井武夫才意識到，日本戰敗投降的事實已不可逆轉。但令他感激的是，“各參謀無不表示對日方深切的諒解，始終以武士道的態度相待，與其說是對待敵國敗將，不如說好像是對待朋友一樣。尤其是鈕先銘少將，他的言行甚至可看出要警惕不致使敗軍使節負辱自殺。”

簽字地改南京

原本定在芷江的受降簽字儀式，突然發生變化，簽字地點改為南京。

與今井武夫會談結束后，何應欽接到魏德邁來電。魏德邁表示，受降簽字是舉世矚目的大事，簽字地點不宜放在芷江，應改為南京。

對於這一建議，何應欽並不苟同。他認為，南京當時還在日軍控制之下，受降簽字在南京有諸多不便，仍在芷江為妥。

8月21日，何應欽電請蔣介石：“渝委員長蔣：傾據麥克魯將軍電稱：奉魏德邁將軍電略稱：岡村寧次簽字地點宜在南京，但日前在渝決定在芷江，並已准備一切，詢職對此項改變意見如何等情。職意以為鈞座若指定必須在南京受降，職當遵命前往，惟在未簽字前，我新六軍尚不能開始空運，若職個人前往，在敵勢力之下，諸事進行必感困難，經研究結果，似以仍在芷江較為妥當。如何。乞點示遵。職何應欽。”

次日，蔣介石從重慶給何應欽發來急電：“可與日代表在芷江會商各款，簽字地點決改在南京。中正。”

受降簽字改在南京，諸多難題接踵而來。在中國軍隊尚未確實控制的城市，若隻在形式上舉行受降儀式，實質上沒有軍隊去佔領它，那麼日軍的武裝由何人去解除？受降之后，南京如何去接管與保衛？

權衡利弊后，蕭毅肅對此提議：“應等我們的武力能確實控制南京后，在該地舉行‘中國戰區受降簽字典禮’，並立即在該地區解除日軍武裝。各種接收工作也才能在國軍的武裝協助下一並進行。否則，將失去保証。”

這一提議，很快得到了蔣介石的認可。蔣介石遂核准將受降簽字典禮改在南京舉行，致電何應欽：“芷江何總司令勛鑒：一、美軍總部接麥克阿瑟將軍來電謂：日政府正式投降，於8月31日始能簽字。中國戰區接受岡村寧次之正式投降，須待東京總投降簽字，及大軍空運南京、上海已開始后，始可在南京簽字。預計受降日期，約在9月4日或5日。”

8月23日上午，何應欽會晤今井武夫，面告日本投降正式簽字地點定於南京。當天下午，今井武夫一行，從芷江飛往南京。

隨后，何應欽一邊在芷江處理受降后續事宜，一邊籌備南京的簽字儀式。但要空運部隊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短短幾天的時間絕不夠用。於是，他電請蔣介石：

“前奉鈞座電令，指示日軍投降地點在南京，日期約在九月二日或五日，並須在空運軍隊大量達到后舉行，新六軍及九十四軍空運，預定九月一日開始等因。查全軍已於三十日准備完妥，但截止本冬日，空軍尚未開始。因以上原因，簽字日期，擬請確定為九月九日，可否？乞核示，並請鈞座轉飭第六軍及九十四軍之空運，從速開始，軍有在京滬略事部署之余裕時間。”

征得蔣介石同意后，何應欽因此有了寬裕的時間調兵遣將。他在芷江部署了中國戰區受降的全部事宜，直到9月8日上午9時，才從芷江飛臨南京。

9月9日9時，三九良辰，“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在南京原中央軍官學校大禮堂舉行，宣告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的徹底失敗。

受降紀念坊

受降一日落芷江。作為中國戰區第一個受降地，芷江不僅見証近代中國首次以戰勝國姿態受降，也因此而名揚於外。

受降結束后，芷江各界召開祝捷大會。何應欽在大會上發表演說：“芷江這一個僻處山叢的小城，因8月21日日軍降使速來洽降，忽已聞名世界，在歷史上留下永不磨滅的光榮一頁。”

為紀念這一光榮時刻，1946年，湖南省政府派設計委員陳譽膺和芷江縣縣長楊化育，擬定《芷江受降城設計草案》。受降城草案包括建受降紀念館、抗戰紀念館、抗戰勝利紀念碑等，意義深遠，“既紀戰功，長國民志氣，又以教育后代，永志不忘。”

但建設受降城工程浩大，需要大量經費。當時，國民政府僅撥下285萬法幣經費，不過杯水車薪。縣長楊化育立下誓言：“即使扒城挖磚也要建一座凱旋門”，以此祭奠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英烈。

克服種種困難后，1947年2月，受降紀念坊終於在氵無水河畔的七裡橋建成。紀念坊四柱三拱，通高8.5米，上砌磚柱，水泥表面，刻著國民黨軍政要員的題詞題額。

遠遠看上去，受降紀念坊如同一個大寫的“血”字，象征中國人民十四年抗戰，3500多萬同胞為此拋頭顱洒熱血，才換來的勝利與和平。文革期間，受降紀念坊被紅衛兵當作“四舊”銷毀。

1982年，日本歷史教科書將“侵略中國”的記述改為“進入中國”﹔時任首相的福田赳夫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前往靖國神社祭祀和參拜……日本的種種行為，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怒火。

鄧小平對此指示：“日本修侵略之碑，我們就要修反侵略之碑”。湖南省文化廳文物處根據這一指示，決定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之前，復修芷江受降紀念坊。

關於復修計劃，芷江縣政府提出“必須遵守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尊重歷史，顧全祖國統一大局，‘受降紀念坊’恢復原狀，保留原規模、原題詞題名，但在質量上要比原來堅固，爭取修好一點。”

“爭取修好一點”並非易事。原芷江縣文物管理所所長江柏永參加了這次復修工程，據他描述，紀念坊題詞題名原水泥塑字改用石板，採用舊志稱為“紫袍玉帶”的明山石。採石地點，在距城12公裡的明山山腰，需人工抬運4公裡才能裝車。好在當地有技藝嫻熟的工人，困難雖多，但都克服了。

芷江百姓對復修受降紀念坊，也念念不忘。有人提供線索，此前拆毀的一塊大碑，被抬去修抽水機台了。工作人員趕到抽水機台，看到一塊石碑斜斜地鋪在水圳邊上。抬出來才發現，是嵌在受降紀念坊背面上端正中的《芷江受降紀念坊記》碑刻，立即便請人抬回工地﹔還有人在當地發現了紀念坊“彪炳千秋”的落成碑，主動送回到受降會場舊址。

1985年8月，復修受降紀念坊終於告竣。同一年，受降會場舊址也得到了恢復，一切都按原樣陳列。江柏永在《受降紀念坊復修記略》中寫道：“安江紗廠無償捐獻了有‘日本投降簽字典禮’刻字的九屜桌1張，沙發3張，辦公椅11張，這些均已鑒定為國家一、三級文物。”

如今，芷江已在受降紀念坊和受降會場舊址的基礎上，建成和平園、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湖南抗日戰爭紀念館、飛虎隊紀念館。這讓追憶歷史的游客，紛至沓來。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辦公室統計，今年以來，已接待游客超90萬人次。（本報記者 張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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