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張名片牽大案 一張草圖泄機密

　　半截名片，一張草圖，一個神秘女人，引出“1950年美國間諜陰謀炮轟天安門”案。2004年外交部解密的一批檔案中，一份密封了54年的文件揭開了這一案件的神秘面紗。

　　香港姐姐來探親

　　脂粉盒裡藏名片

　　1950年的中國，滯留中國的外國人很多，美蔣敵特活動猖獗。美國駐華使領館雖然撤走了，但為美國情報機構服務的各國間諜還在我國內伺機活動。

　　為做好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國慶節的安保工作，公安部成立專項工作組，由部長羅瑞卿主抓，主管反諜業務的副部長楊奇清具體抓。經常往來美國辦事處的外國人首先納入工作視線，縮小范圍后，鎖定李安東（意大利人）、山口隆一（日本人）、哲立（意大利法西斯黨徒）、魏智（法國人）、甘斯納（德國納粹黨徒）、馬迪儒（意大利傳教士）等重點懷疑對象。偵察員分頭對其監視跟蹤。

　　1950年9月的一天，一個衣著時尚的年輕女人走進意大利人哲立在北京第五區南池子宮豆腐坊15號的住所。不過十幾分鐘，神秘女人走了出來，又飄然遠去。巷子口一名男子接到信號，遠遠地跟了上去。

　　哲立，1921年來到中國，曾任意大利駐天津海關總督。1943年起，為日本侵略軍做諜報工作。日本投降后，為美國間諜機關服務。北京解放后，美國領事館和武官處撤走，他成了無業僑民。

　　巷子口負責跟蹤的是我偵察員沈繼宗。沈繼宗帶回了這個神秘女人的信息，並向科長曹純之匯報。經研究，公安人員決定正面接觸這個女人。

　　原來，這個女人叫程娜，與她同住的是剛從香港回來探親的她的姐姐程夢。香港當時是很多間諜和特務機關的大本營。這個時刻突然回來的程夢進入偵察員的視線。專案組立刻對程娜家進行了搜查，但並沒有發現可疑之處。正當准備收隊時，一名偵察員敏銳地發現，程夢神色慌張地偷瞄在搜查過程當中被放置一旁的一個脂粉盒。

　　偵察員們立即打開脂粉盒，裡面除了一些耳環飾物之外，竟然放著半張名片。

　　雖然名片隻有半張，但還是能清楚地辨認出上面寫著“包瑞德”。

　　包瑞德，前美國駐華使館武官處武官，美國中央情報局間諜，“中國通”。抗戰時期，曾作為美軍觀察組組長代表官方訪問延安，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接見。

　　為什麼包瑞德要派人千裡迢迢送半張名片給哲立？我公安人員決定將計就計，讓程夢按計劃把這半張名片給哲立。

　　東京購買滅火機

　　草圖直指天安門

　　幾名重點懷疑對象在這個時期非常活躍，常常出門會友，還借周末辦舞會公然聚會。似乎在商議大的行動，卻摸不清他們要做什麼。

　　1950年9月18日，北京東單北京國際電訊電報郵局，一個肩披印花綢巾的伊拉克女人走進大門，飛快地辦完郵寄手續后匆匆離去。

　　那是一封寄往日本東京的航空信件。內容是用羅馬拼音寫的日文，翻譯過來為“CIC總部：所購滅火機定於10月1日發貨。一切按既定的計劃進行。致以熱烈的問候！”落款人為“山口隆一”。

　　信件中還有個便條，用英語寫著“重要情報”，還有一張繪制著天安門城樓草圖的鉛筆畫，畫面上兩條又黑又粗的拋物線一條指向天安門城樓頂部中央，旁邊用日語寫著“從日本買來的消防壓水機，能超過這個屋頂”，另一條指向天安門中央主席台上的一個人，左邊用日文寫著“到現在水還是達不到這裡”。

　　信中還寫著這麼一段文字：“據說最初試用的地方在天安門，水從屋頂越過去，是一件趣事。所謂天安門紫禁城正中間的一個門，其前有人民廣場，每當政府祭禮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軍隊分列式和民眾的行列，以前的消防壓水機僅能壓至毛主席站著的位置。”

　　由於寄信人山口隆一幾個月前就進入了公安部門的視線，這封信很快被我截獲。

　　“10月1日”，“滅火機”，“天安門”。

　　從內容上看，這似乎是一件普通的買賣生意。然而，當時的北京怎麼可能與美國佔領下的日本進行滅火機買賣？普通百姓做生意，又怎麼會使用CIC這個縮略語？還有，CIC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10月1日，天安門。敏感的時間，敏感的地點，他們到底要做什麼？

　　此時，距離10月1日僅余十幾日，千頭萬緒落在這張手繪草圖上。

　　我公安部門經過嚴密分析，終於發現，CIC是日本東京美國盟軍司令部情報處的縮寫。這讓整個事件性質得以明確：這就是一個間諜案。

　　負責跟進此項偵察工作的偵察員孫有光分析，那張手繪天安門草圖中的拋物線弧度，與“用迫擊炮轟天安門”的角度驚人地吻合，並且山口隆一的居住地就在天安門附近，“迫擊炮有效射程之內”。

　　可這個行動明顯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這個外國間諜團伙到底有多少人，具體行動方案是什麼？而且如果情況屬實，這將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個涉外大案，不能出半點差錯，否則會影響新中國的國際形象。事情十分敏感，涉外案件必須報周恩來總理審批，辦案人員不得不慎之又慎。

　　炮轟行動在國慶

　　教堂搜出迫擊炮

　　監視跟蹤山口隆一的偵察員劉鐵城發現，1950年9月，山口隆一曾兩次前往天安門城樓，並在金水橋附近轉悠，隔會就抬頭看看城樓，不時寫寫畫畫，仿佛在寫生。

　　1950年9月26日，山口隆一去了西堂子胡同和金魚胡同之間的八面槽郵局寄信。信封上有寄信東京某地的字樣。此信被我公安機關截獲。

　　原來，前面山口隆一發出的含有手繪天安門草圖的挂號信，就是個“炮轟天安門”的行動計劃。香港送來給哲立的半張名片，與意大利人李安東手中的半張名片正好能合上，其實是美國中情局間諜包瑞德給的“批准行動”的信號。

　　在26日的這封信中，山口隆一對前期的“炮轟天安門”計劃實現的可能性進行了評估，並具體闡述了准備採取的辦法。山口隆一還寫到，事情很突然，裡面可能有枝節，如果是那樣的話，“就要逃跑，別無他法”，如果計劃沒能實施而又沒暴露的話，“打算立刻躲起來，但決不放棄這個重要任務，所以這點請放心”。

　　就在此時，負責外圍警戒的天津公安局發來緊急情報，德國人甘斯納購買了從天津去往香港的九張船票，其中9月30日一張，10月1日和2日各四張。這是在為整個間諜團伙准備后路！

　　情況緊急。羅瑞卿、楊奇清立即趕往中南海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匯報案情。周恩來看完相關工作材料后批示：“事不宜遲，迅速破案。”

　　為確保1950年10月1日天安門國慶大典的安全，9月26日下午，公安部迅速集結京津冀及沈陽的優秀偵察員，並制定了分兩步抓捕的行動方案：9月26日當晚先對李安東、山口隆一、哲立、甘斯納、馬新清等5人進行抓捕，留下有天主教堂、法文圖書館等穩定職業作掩護的馬迪儒和魏智再觀察一段時間。

　　1950年9月26日晚上9點，公安部及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按計劃在北京統一行動，5名對象均被當場抓獲，搜查出大量武器、往來信件和各類情報，還在李安東住所搜出青酸鉀烈性毒藥兩包。

　　又過了一段時間的偵察，1951年3月11日，魏智被捕﹔同年5月12日，馬迪儒被捕。在馬迪儒所在的西茲府的教堂裡搜出迫擊炮1門，炮彈、步槍、手槍子彈259發，手榴彈8枚，兵器零件273件，以及關於“西平街戰役”、撫順、察哈爾、宣化和佳木斯等地情況的情報底稿16件。至此，陰謀炮擊天安門的7名罪犯全部落網。

　　主要參考文獻：

　　《建國初期北京反間諜大案紀實》朱振才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50年：破獲“炮轟天安門城樓”案》 《中國檔案報》2015年3月20日

　　《偵破“炮擊天安門”案親歷記》 《當代北京研究》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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