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土地改革的“百科全書”（我心中的紅色經典）

經典回放

周立波（1908—1979）的代表作長篇小說《暴風驟雨》，以1946年至1947年間東北土地改革為背景，敘述了土改工作隊開進鬆花江畔的元茂屯，發動和組織廣大貧苦農民斗爭惡霸地主韓老六，進行土地改革的全過程。小說以恢弘的氣勢，描寫了廣闊細膩的農村生活，用大眾化的語言再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農村暴風驟雨般的階級斗爭。該書於1948年由東北書店出版后反響強烈，曾被改編成影視劇、連環畫、長篇評書等，下卷“分馬”的章節被編入中學語文課本。

 

中學語文課講到《分馬》時，那種活潑而有生活氣息的東北方言，朴實與狡黠並存的農民形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隻知道這篇課文是周立波《暴風驟雨》裡的一個章節，進入大學中文系學習現代文學史之后，我開始思考：當時不到40歲的周立波，是如何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的引領下，創作出這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反映農民土改斗爭最成功的作品的？

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裡說，“同志們很多是從上海亭子間來的﹔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不但是經歷了兩種地區，而且是經歷了兩個歷史時代。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一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這些同志中就包括周立波。

1928年，小學教員周立波為躲避反動派迫害，前往上海。在上海的10年間，周立波大多在亭子間度過。亭子間是舊上海小職員和窮文人居住的地方，孕育出不少革命家和大作家。周立波在上海繼續參加革命活動，先后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工作之余，他還自學英語，閱讀中外名著和進行理論翻譯。從1934年加入“左聯”到1937年離開上海，周立波創作發表了近80篇文學評論、散文、雜文與詩歌，翻譯了近百萬字的外國文學作品。從這一時期的作品來看，他深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以及現實主義文學的影響。

1939年11月，周立波奉調去延安，這是他人生尤其是文學生涯的一次重大轉折。在延安，周立波擔任魯迅藝術學院編譯處處長兼文學系教員，講授世界名著選讀課程。他還在窯洞裡寫下了十幾萬字的外國文學名著講稿，保存下來的部分以《周立波魯藝講稿》為名於1984年出版。徐遲對這份講稿非常贊賞，稱其為“我國近代文藝理論研究的極為重要的一個文獻，更是一件彌足珍貴的美學瑰寶”。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周立波全程參加了座談會，由此確立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暴風驟雨》正是他的實踐成果。

和貧苦農民打成一片

“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這段話出自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被周立波寫在《暴風驟雨》的扉頁上。我們從中不僅能看出《暴風驟雨》書名的由來，更可以想見這部作品的主題以及作者所秉持的信念與信仰。

表現農民在土改斗爭中展現出的蓬勃力量，在當時還是文學創作中的新嘗試。在“五四”新文學傳統中，很多知識分子作家都寫過鄉土和農民，但他們往往沒有真正走近農民、走進農民家庭、走進農村生活。與外在於書寫對象的“看”不同，周立波希望真正“融”到農民群眾和農村實際工作中。

1946年10月上旬的一天，一輛馬車奔馳在哈爾濱東南的鄉間公路上，車上坐著6個人，其中一位就是周立波。他受中共珠河（尚志）縣委的委派到元寶區任區委書記，參加當地的土地改革運動，這為他的小說創作提供了深入生活、積累素材的機會。

他在元寶鎮“手不離筆，兜不離本。在街上走路，看到地主的黑門樓、大宅院，看見窮人住的破草房，他都停下來往上寫一會。開積極分子會，開斗爭會，他很少在台上，總是在人空裡竄來竄去，還是不停地往本上寫”，“幾乎整天在屋子裡，閱讀文件，整理各種材料，有時甚至通宵達旦”。

但是這樣還不足以走進農民內心，難以描摹出農民的靈魂。周立波認為：“寫場面比寫人物容易對付些，這是因為場面的材料還容易收集，而各階層的人物的行動、心思情感和生活習慣，往往難捉摸。”為了真正了解農民的心聲，打開農民的心扉，在元寶鎮元寶村，周立波和當時的貧苦農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一天三頓都吃苞米茬子和咸菜”“連皮鞋都不敢穿”，逐漸拉近了和貧苦農民的距離。

在語言方面，周立波放棄了知識分子腔調的歐化語言，以一種簡潔、明快、直白的語言進行敘事，有效解決了歐化長句不便人民大眾閱讀的難題。在人物對話中，他大量運用東北方言和農民語言，讓人物形象的刻畫更加逼真、生動、有活力。周立波是湖南人，在小說中卻熟練運用起東北方言，可以想見他在語言學習上付出的努力。

“寫的就是元寶鎮的人”

《暴風驟雨》除了濃郁的生活氣息和生動的生活場景，最鮮活可感的是他創作出的一批典型人物，尤其是貧苦農民的形象。在《暴風驟雨》裡，農民形象是積極而具有成長性的，趙玉林、郭全海都是深受壓迫的貧苦農民，勤勞勇敢、無私無畏，雖然也存在缺乏斗爭經驗、遇到挫折容易消沉的缺點，但在工作隊的指導下，他們一步步走向覺醒與成熟，這個過程彰顯了人性的真實與可信。用今天的視角看，寫出了“人物的弧光”。

老孫頭是小說裡最立體、飽滿的藝術形象，他有狡黠、落后、自私、膽小的一面，在土改工作隊初來時，他將信將疑，“工作隊能整得下韓老六嗎？”“怕是整不下”。不敢正面揭發，隻好“悄悄地拐彎抹角說”。對於老孫頭這樣復雜的性格，周立波也只是進行善意的諷刺與批評，而不是完全否定。

《暴風驟雨》出版后，周立波寄了一本給元寶村，並在書中夾了封簡短的信，請村裡曾給他擔任過警衛員的劉文，抽空給村裡不識字的郭長興、白福山、車老板老孫頭念一念，因為書中有不少他們的故事。劉文用了5個晚上給村民們從頭到尾念完了這部小說，很多村民“都說書寫得好，都是些實事”，“每天念完，大家總是尋根刨底地議論一番，總覺得書裡的人寫的就是元寶鎮的人”。

奮斗精神傳承不息

《暴風驟雨》出版后，發行量和影響力都很大，甚至被當作土改實際工作的參考書。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暴風驟雨》獲得解放區優秀作品表彰，被譯介到蘇聯、日本、波蘭、羅馬尼亞等國，並於1951年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日本學者安島彬評價《暴風驟雨》是一部描寫中國農村土地改革的“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對土改的很多問題都進行了解答。

1959年，《暴風驟雨》上卷由北京電影制片廠改編成電影，謝鐵驪執導，於洋、高保成等主演，於1961年上映。這部電影的編導和演員很多都有土改工作經歷，編劇林藍是周立波夫人，也曾和周立波一起參加東北土改。據地方文史研究者回憶，1963年春天，電影《暴風驟雨》第一場下鄉巡回放映就在元寶鎮，當地農民像過年一樣，在操場上圍觀這部電影，發現電影裡的主要人物和現實生活中郭長興、白福山等在氣質、身材、臉型上幾乎一模一樣，簡直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台下老孫頭的外孫女甚至對著屏幕上的老孫頭喊“姥爺”。

暴風驟雨之后，故事才剛剛開始。時光穿過70多年，《暴風驟雨》的原型地，號稱“土改第一村”的元寶村已經變成今天小康路上的“億元村”。看到花園廣場、洋樓林立的當代元寶村時，不由更令我感嘆《暴風驟雨》的精神價值。小說因其對時代精神的真切把握、對土改政策的通俗表達、對農民主體意識的尊重，深度喚醒了農民的現實參與性與內生奮斗動力，像擰緊的發條，再也停不下來。當地人將土改文化視為“元寶人寶貴的精神財富和豐富的旅游資源”，還建起了《暴風驟雨》紀念館。而《暴風驟雨》留下的另一筆精神財富就是，文藝創作必須深深扎根到現實生活與人民群眾中去。

（作者系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安徽警官職業學院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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