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們國家引導到繁榮昌盛的境地

黨史中的9月，是一個孕育希望的月份。9月的一份報刊、一場起義、一封來信、一次會議，見証了中國共產黨在不斷探索中的成長和壯大，成為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鮮活印記。

一份周報點亮路燈

1922年9月13日，我們黨最早的機關報《向導》周報正式創刊，總發行處設在上海老西門肇浜路（今復興東路）蘭發裡3號。

《向導》創刊號開門見山地指出現在最大多數中國人民要的是“統一與和平”，號召國人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推倒為和平統一障礙的軍閥”。

《向導》一開始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口號時，普通人還不是很了解，胡適甚至將其譏諷為“鄉下人談海外奇聞”。

但是，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兩年多持之以恆的宣傳，這些口號逐漸深入人心，還成為國民黨部分左派與進步商人都在使用的流行語。

除了陳獨秀之外，擔任《向導》編輯和撰稿人的有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李大釗、高君宇、周恩來、趙世炎、羅章龍、毛澤東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維經斯基也都為《向導》撰寫過文章，他們分別使用了“孫鐸”“魏琴”等筆名。

不同於當時風行的文人辦報、書生議政，《向導》的編輯和撰稿人隊伍是一個在黨中央領導下的堅強戰斗集體。

作為《向導》的第一任主編，蔡和森不僅負責組織稿件，還親自撰寫重要文章。盡管身體瘦弱又患有哮喘，卻真正做到了嘔心瀝血、廢寢忘食。短短幾年內，他以“和森”署名發表的文章達130余篇。同時，還有很多是用“本報同仁”“記者”等名義發表的，字數多達五六十萬。

1922年9月20日，在《向導》第2期的《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一文中，蔡和森將那些空發議論的政治家或政論家稱作“紙老虎”。這是黨內理論家第一次提出“紙老虎”的概念。

《向導》文風朴實但文筆犀利，言之有物且有的放矢，就問題而談主義，以其鮮明的革命思想光芒指引政治行動方向，在當時各階層讀者尤其是青年中產生了巨大影響。

北京大學成立25周年時進行過一個民意測驗，《向導》獲得220票“愛讀票”，名列全國周刊第一名，被譽為“黑暗的中國社會的一盞明燈”。

一場起義舉起紅旗

1927年9月9日，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發動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這是繼南昌起義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裝起義，是黨史軍史上的“三大起義”之一。

秋收起義前，由於國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敗，中國共產黨開始認識到：沒有革命的武裝，就無法戰勝武裝的反革命。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秘密會議（八七會議）。

從會議記錄來看，第一個發言的是毛澤東，發言最多的也是毛澤東。在講到軍事問題時，毛澤東敏銳地指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會議后，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到湖南改組省委並組織秋收起義。9月初，他來到中國工人運動策源地——安源。這裡對毛澤東來說並不陌生。5年前的9月，他在安源與李立三、劉少奇等人一起領導發動了著名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

然而，時過境遷。5年后的這個秋天，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達到了頂點。毛澤東在奔走於安源、瀏陽，動員礦工組建起義軍的途中，被同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武裝抓了起來。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

多年后，毛澤東向美國記者斯諾饒有興味地講述了這段經歷：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槍決，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200碼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機會。

秋收起義爆發后，工農革命軍不再沿用“國民革命軍”的番號，而是將修水、銅鼓、安源的起義部隊統一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並設計制作了軍旗。這面軍旗的旗底為象征革命的紅色，旗中為代表中國共產黨的五角星，五角星正中央為鐮刀和斧頭圖案。

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的第一面軍旗，意義非凡。正如毛澤東所言：國民黨旗子已成為軍閥的旗子，隻有共產黨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9月20日，工農革命軍集合在裡仁學校操場上，整裝待發。毛澤東對大家說：反動派並不可怕，隻要大家團結得緊，繼續堅持干，就能用小石頭，打爛蔣介石的大水缸。

他進一步表示，秋收起義原計劃要去打長沙，大家也都想進長沙，長沙好不好呢？長沙好。可是長沙打不下來，目前長沙那樣的城市，還不是我們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們要到敵人管不著或難得管的地方去，到鄉下去，到鄉下站穩腳跟。

這番通俗易懂的講話，瞬間吹散了籠罩在戰士們心頭的迷霧，大家“心裡亮了，有了奔頭了”。

一封來信肯定路線

建設一個堅強的無產階級政黨和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是關系革命成敗的關鍵問題。

1929年8月下旬，陳毅乘坐輪船前往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並期待幫助解決紅四軍黨內問題。

由於紅四軍的經驗極為重要，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組成一個委員會，深入討論審議。周恩來經常到旅館和陳毅長談，一談就是幾個小時。

在了解情況后，周恩來對陳毅說：要把毛澤東請回來，要鞏固紅四軍的團結。之后，委托陳毅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原則精神和他們三人討論的內容，執筆起草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

陳毅的稿子，周恩來看后一個字未改，就經黨中央同意后發出去了。這便是著名的“九月來信”。

“九月來信”詳細分析軍閥混戰的形勢，指出紅軍的根本任務和前途，強調中國革命是“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肯定毛澤東關於紅軍的行動策略和建設一支堅強的人民革命軍隊的正確主張。

“九月來信”是我們黨早期的一份重要文件，為紅四軍黨和軍隊的建設指明了方向，也為全國紅軍的建設確定了一條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

正是根據“九月來信”的精神，紅四軍隨后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原則。

一次會議昭示信心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這是一件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盛事。

新政協的召開，實際上要追溯到前一年。1948年5月1日，《晉察冀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對於“五一口號”，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響應熱烈。民盟創始人沈鈞儒說：中共“五一口號”一呼而天下應，是一切民主黨派和民主團體及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

“五一口號”發布后，籌備召開新政協、邀請組織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及早進入解放區，便成為我們黨的一件重要工作。盡管參會之路並不容易，但北上途中民主人士還是豪情滿懷。柳亞子提筆賦詩：六十三齡萬裡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風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葉聖陶在日記中用“涓泉歸海”來表達自己的激動心情，稱此番盛世“生平罕見”。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為了迅速完成召開新政協、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各項必要准備，籌備會決定設立6個小組，分別承擔相應的具體任務。

參加第四小組工作的雷潔瓊回憶，當時的討論是非常認真的，廣泛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如國家名稱問題，許多人主張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黃炎培主張用“中華人民民主國”，但張奚若說不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好，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不必再重復寫上民主兩字。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隆重開幕。與會代表不僅有中共領導人，還有民主黨派的李濟深、張瀾、黃炎培、馬敘倫，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馬寅初，愛國華僑陳嘉庚、司徒美堂，文化名人梅蘭芳、程硯秋，原國民黨方面的張治中、程潛，等等。

在完成一系列議程之后，朱德致閉幕詞，強調“我們既然能夠團結一致，開創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就一定能夠團結一致地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把我們的國家引導到繁榮昌盛的境地”。

（作者分別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博士、安徽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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