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書記說要做服務人民的孺子牛”

採訪對象：龔德慶，1956年9月生，上海市人。2006年4月任上海市靜安區委書記，2013年7月任上海久事（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總裁。2019年10月退休。

採 訪 組：田玉玨 李 政

採訪日期：2018年1月8日

採訪地點：上海市東湖賓館

 

採訪組：龔德慶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您是靜安區委書記。請您介紹一下靜安區的主要情況。

龔德慶：靜安區是上海中心城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因境內古剎靜安寺而得名，雖然面積隻有7.62平方公裡，但在上海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可以說是中心城區中的中心城區。

靜安區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商業發達，萬商雲集。南京路是中國開通的第一條西式馬路，至今仍然是上海最繁華的商業街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許多大型跨國公司地區總部落戶於此，現代商業商務高度集聚，樓宇經濟飛速發展，“梅泰恆”（即梅隴鎮廣場、中信泰富廣場、恆隆廣場）構成了靜安區的“金三角”，“億元樓”（即月稅收過億元的商務樓宇）不斷涌現，形成你追我趕、一派紅火的發展態勢。與經濟充滿活力相伴，靜安區的基層黨建工作也充滿活力。當時，全區已經構建以社區（街道）為單位的區域性大黨建格局，以商務樓宇為單位，積極組建黨組織，消除了樓宇黨建空白點，進一步增強了黨對“兩新”組織的影響力。

採訪組：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到靜安區調研的主要情況。

龔德慶：習書記在上海工作的時間不長，但是非常用心，跑遍了大大小小所有區縣和許多重點部門。他2007年3月24日到上海履新，很快就開展調研，對靜安區的調研在各區縣中是安排得比較靠前的。

還記得那是4月17日下午，上海下起了大雨，我們在習書記來靜安區調研的第一站——江寧路社區黨員服務中心門口的路邊等他。看到他乘坐的面包車停下來，我們便舉著傘迎了上去，心想這麼大的雨，可別把習書記淋著了。沒想到習書記一下車，馬上接過工作人員手中的傘，表示要自己打。

走進江寧路社區黨員服務中心，習書記詳細察看了黨員活動室，關切地詢問工作條件、黨員到這裡活動的情況，並與社區黨群工作者和居民區黨總支成員親切交談。他問服務中心的負責同志：有沒有最近發展的新黨員？一共發展了多少名？社區專職黨群工作者的經費是否有保障？居委會的工作經費是否有保障？工作人員都一一作答。他說，居委會的工作是我們黨的基礎工作，潛力很大，要做得更好。他還來到社區黨員服務中心所在的淮安居民區，走進居委會慰問裡面的工作人員。大家沒想到市委書記會到這小街道來看望大家，都很激動，很快就圍上去向他問好。習書記一點大領導的架子都沒有，和遇到的每個人握手，一邊握還一邊問大家待遇怎麼樣，工作壓力大不大。有一位姓徐的老阿姨領著習書記參觀她們的活動室，裡面有編織組、象棋組、電腦組，許多社區居民在那裡開展活動，習書記看了很高興。他走到編織組，饒有興趣地拿起居民們編織的工藝品，認真欣賞。徐阿姨隨手從桌上拿起一隻棕色的編織牛，對習書記說：“書記，這個送給您留個紀念吧！”沒想到習書記接過來，很快就對她說：“哦！我知道了，你是要我做服務人民的孺子牛！”周圍的干部群眾聽了都很感動，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

考察中，習書記聽說社區黨員服務中心有黨代表接待黨員的制度，非常感興趣，就這個事情問了不少問題。他認為，黨代表本身就負有聯系黨員的職責義務，也有責任感和成就感﹔黨員在這裡也找到了向組織、向黨的同志傾訴的途徑和平台，這些都是有益的嘗試。

隨后，習書記又來到匯智創意園區，了解“兩新”組織黨建工作情況。他仔細察看了反映新經濟組織黨建工作的展板，邊看邊和相關負責人交談，詢問開展黨建工作的具體情況。駐區企業上海亞新連鑄技術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吳勇慶向習書記袒露心聲：“我們是民營企業，以前沒有黨組織。創意園區設立了黨組織，讓黨員們有了‘家’，能及時了解黨和政府的政策方針，企業的聲音也有了一個向上反映的渠道。”為了讓園區企業黨組織順利開展活動，這家公司還專門騰出辦公室作為園區聯合黨支部的活動室。習書記了解這些情況后，表示很滿意。

下午4點左右，習書記來到中華企業大廈。這是靜安區一種比較典型的業態，許多企業分布在一幢大廈的不同樓層，年輕黨員從學校畢業以后來到這些企業工作，黨組織關系接不上，成了“口袋黨員”。於是，我們在樓宇當中設立了黨員服務站，分散在樓宇中的黨員得以集聚，他們又重新找到組織。“支部建在樓上”，這是靜安區的一大創造，當時還獲得中央領導同志的批示。習書記認真聽取了大廈中一家港資企業力新儀器（上海）有限公司黨組織活動情況介紹。他注意到那裡的黨員工作台前都公開挂上了“先鋒模范崗”的標牌，頻頻點頭，勉勵大家要進一步起好表率作用。他還仔細詢問了那裡的黨支部書記是否專職、參與公司高層決策會議情況、公司有多少入黨積極分子。臨走時，他還和黨員模范崗的同志們親切握手，對大家說：“如果有機會，下次再來看望大家！”

採訪組：看來，習近平同志當時對靜安區的黨建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龔德慶：是啊，當時靜安區在基層黨建方面確實有一些比較先行的探索和成功經驗，但我感覺，習書記之所以選擇到靜安區來了解基層黨建工作情況，不僅是因為我們做得好，要給予鼓勵﹔更重要的是想從我們靜安這樣一個點出發，以點帶面，部署整個上海的基層黨建工作。

習書記到靜安區調研的那一天，所有活動結束后，在區機關會議中心召開了座談會。我向他介紹了靜安區的基本情況和基層黨建情況，時任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馮小敏介紹了全市基層黨建情況。隨后，習書記就如何做好基層黨建工作講了話。能看得出，習書記是“有備而來”的。

他說，上海的基層黨建工作是非常有特點的，有很多工作都走在了全國前列，很多先進的經驗，他過去都有耳聞。這次到靜安區調研，加深了他對上海的印象。像樓宇黨建、園區黨建、黨員服務中心、樓宇工作者這些好的做法或標志性成果，都是上海各級黨組織在實踐中摸索創造的新鮮經驗，值得進一步提煉升華。

同時，他也客觀分析了黨的建設面臨的時代考驗。他說：“隨著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黨的建設包括基層黨的建設面臨很多新情況、新問題。特別是上海作為特大型城市，在國際化、市場化、信息化和社會多元化的進程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會更早、更突出。”他要求我們努力走出一條符合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黨建工作規律、具有上海特大型城市特點的基層黨建新路子。具體提出了四點：一是著眼於鞏固黨執政的組織基礎，擴大黨的工作覆蓋面，重點抓好社區、“兩新”組織黨的建設，通過構建單位黨建、區域黨建、行業黨建互聯、互補、互動的基層黨建工作新格局，使黨的工作覆蓋經濟社會發展的所有領域。二是著眼於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增強基層黨組織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增強聯系群眾、服務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的能力，扎扎實實做好發展民利、解決民困、維護民生的工作。三是著眼於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加強黨員先進性長效機制建設，不僅要做到對黨員嚴格教育、嚴格管理和嚴格監督，還要切實加強對黨員的凝聚和服務。四是著眼於加強黨的團結和活力，建立健全充分反映黨員和黨組織意願的黨內民主制度，保証基層黨員群眾依法行使民主權利。

採訪組：您怎樣理解和體會習近平同志當時在靜安提出的這些要求？又是怎樣貫徹落實的？

龔德慶：我理解，習書記要求我們走出一條基層黨建新路子，這實際上是給我們出了一道考題。

我在靜安區工作多年，經常有這樣一種感覺：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經濟社會飛速發展，就以靜安區一地來看，每年財政收入都是兩位數增長。但是當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有一個財富積累是為了什麼的問題。到底給誰用？用在哪裡？我想，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領導經濟發展決不能偏離正確的政治方向，財力應該更多地為群眾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

按照習書記對基層黨建工作提出的要求，我們一手抓經濟、一手抓民生。抓經濟是保持活力的體現，抓民生是保持堅定政治方向的體現。要做到黨的工作全覆蓋，組織層面不能僅局限在國有企業、黨政機關，要覆蓋所有的社會組織和新經濟組織，保証從隊伍、場地、資金幾個方面形成一套完整的布局。人員層面不能僅局限於退休黨員，要把轄區所有群體都考慮進來，比如年輕黨員、外企白領，甚至一些外籍高級知識分子，充分根據他們的需求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達到獲得認同的目的。

習書記當時指出，我們靜安區基層黨建工作做得不錯、亮點不少，但還有些分散、系統性不夠。為此，我們積極探索載體機制創新，建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社區委員會”自治組織，努力構建以社區黨組織為領導核心、社區委員會統籌協調、各類駐區單位共同參與的社區綜合管理體制。比如，江寧路社區（街道）黨工委下設社區委員會，委員會成員由社區各級黨組織推薦產生，既有市屬、區屬單位，也有“兩新”組織和社會知名人士，涵蓋了社區各方面、各領域和各階層。社區委員會通過集聚各方優勢，有效形成整體合力，同時寓黨建工作於委員會的職能中，努力推進黨的工作對社區各方面、各領域和各階層的全覆蓋。探索將黨員服務中心工作融入實現社區黨建全覆蓋的實踐中，構筑由1個區黨員服務中心、6個社區（街道）和工業園區黨員服務中心以及若干個基層黨員服務站（點）組成的，覆蓋社會各領域、各群體黨員的區域性三級服務網絡。

為了增強黨對“兩新”組織影響力，我們還在社會組織領域構建“1+5+X”模式，“1”是靜安區社會組織聯合會，“5”是轄區內5個街道分別建立5個分會，“X”就是各行業的社會組織。這些社會組織的服務內容涵蓋十幾個民生領域，包括助老、調解、安置幫教等曾經由政府包辦的事務。這樣做，不僅很好彌補了公共服務的空白，而且在政治上發揮引領作用、在業務上發揮引導功能，以有效的服務促進社會組織的社會化、專業化，引導社會組織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發展、自治自律。后來這個模式在民政部和上海市民政系統中都成為了一個樣板。這也是我們貫徹落實習書記靜安調研講話精神的一種具體實踐和成果。

採訪組：我們了解到，習近平同志當時非常關心關注基層干部。請您講講這方面情況。

龔德慶：我還記得習書記那次來靜安調研時，一路上對見到的基層干部很關心，不停地噓寒問暖。后來召開座談會時，他也特別講道：“廣大基層干部奮斗在改革發展穩定的第一線，承擔著艱巨的發展任務，是做好基層工作的骨干力量。我們對基層的同志要特別地關心愛護，對工作生活各個方面都要給予一些實際的幫助，給他們創造條件，為他們排憂解難，讓他們感受到黨的上級組織的溫暖和強有力支持。”他非常了解基層實際困難，說知道很多樓宇黨建工作者都面臨各種困難，比如“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講、事難做”，肯定他們發揚“千方百計、千言萬語、千辛萬苦”的精神，開拓了樓宇黨建的新路子。所以，要對他們真心重視、真心關懷、真心愛護，要建立健全基層黨建物質支撐體系，加強必要的投入，為他們開展工作創造良好條件。

習書記的每句話，都講到了基層干部的心坎上。當時，我們已經在人才引進機制上做出了一些探索，比如公開招聘基層工作人員，並給予事業編制待遇，干部沒有了后顧之憂，更加心無旁騖地開展基層黨建工作，隊伍得到穩定，工作效果也進一步提升。

採訪組：您認為，習近平同志那次到靜安提出基層黨建工作的要求，對靜安區帶來的最大變化是什麼？

龔德慶：我認為，習書記當時提出的最關鍵課題是如何提升基層黨建工作的系統性，對我們的最大幫助就是實現了“兩個提升”。

一是一改原先基層黨建工作的碎片化、分散性問題，使我們有了集成性、系統性的改革。過去不少領導對黨建這一塊工作的認識是有些滯后的，更多滿足於採用傳統方式搞一些表面化的“活動”，滿足於完成上級布置的工作﹔而上級工作的布置是不同條線的，比如組織部有組織部的工作布置、統戰部有統戰部的工作布置，這樣一來，“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造成基層任務很重、壓力很大、疲於應付，缺少整體思考和梳理。習書記這次來，其實既給我們出了題、又給我們指出了答題方向，那就是要加強基層黨建工作的系統性。剛才我介紹的靜安區的一些做法，目的就是將黨建工作構成一個系統，不論是社區黨建還是樓宇黨建，都有了整體式的改變。

二是黨的工作出發點、落腳點得到了進一步梳理和明確。出發點就是為黨員、為群眾服務，落腳點就是增強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力凝聚力。由此，可以說不僅是靜安區，整個上海的基層黨建工作都上了一個新台階。我剛才也談到了我們做出的一些探索和成績，其影響力一直延伸到現在。

採訪組：在強化基層黨建工作過程中，靜安區當時都克服了哪些困難？

龔德慶：習書記說，基層黨的工作就是要扎扎實實做好發展民利、解決民困、維護民生的工作。這些不是體現在口號上，而是要切實體現在解決轄區企業和普通群眾反映最強烈的一些問題上。這也正是我們思考和踐行的重點。

身處多元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也各不相同，黨建工作要進一步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把黨的工作從內循環變成內外共同循環，這的確比較難。我們的做法就是找共同點。比如靜安區有一個靜安寺街道，當時提出了建設“同心家園”的口號，就是說我們這個社區不僅是居民的家園，也是市駐區單位和所有人共同的家園。這個街道老齡化現象比較嚴重，老人看病、就餐都是老大難問題。上海市華東醫院也在這個街道當中，當時的院長也是一位老黨員，他了解到這些情況，就主動提出，他們醫院可以解決街道老人午餐問題。他們本身就有食堂，每天中午多燒700到800盒客飯，如果對外賣8塊錢一盒，他們對街道老人隻賣5塊錢，再加上政府給老年人的“樂齡”午餐補貼，老人自己隻需要花2到3塊錢。這樣營養到位、口感不錯的午餐，通過醫院自己的一套配送體系送上門，得到了街道老百姓非常好的反響。后來，華東醫院要搞擴建，難免會有施工擾民的問題。以往這種問題經常引起社會矛盾，老百姓意見很大，有的甚至拉橫幅、上訪，影響很壞。但因為這個醫院做了很多幫助群眾的事，老百姓都很記情，對醫院擴建都很理解，也盡力克服困難、支持配合。社區是我家、發展靠大家，“同心家園”的“同心”效應就體現出來了。

當時還遇到一個問題，靜安區有一些刑釋解教人員，要重返社會比較困難。這部分群體的問題解決不好，很容易引發社會不穩。當時我們靜安區有一個私營企業主王元洪，本身就很熱心公益事業，一次偶然的機會發現這個群體很需要幫助，尤其是即將出獄的服刑人員，面臨今后可能出現的沒戶口、沒住處、沒經濟來源等現實狀況，心理狀態很不穩定。為了幫助這一“邊緣群體”，王元洪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發動志願者走進大牆，與服刑人員一對一簽約，在大牆內關心他們的日常生活，也在他們回歸社會后幫忙找工作，解決他們的各種生活難題。這些志願者中，有民企老板、企業白領，也有退休居民。后來，他們成立了靜安區社會幫教志願者協會，600多名志願者與全市9所監獄共建，近70%結對人員被提前釋放、假釋、減刑或被評為勞改積極分子。為了實實在在解決這一人群的后顧之憂，王元洪他們不僅開展精神關懷和物質幫扶，還投資成立上海首家參與城區管理和社會治理的社會組織“洪智城市小區管理服務中心”，承接政府購買的道路協管、社區門崗等服務項目，將這些崗位提供給刑釋解教人員。

在企業特別是非公企業中建立黨組織和發展黨員，也曾經遇到一些困難。有些外企擔心我們的黨組織發展以后，對他們的事業發展會產生干擾，所以一度消極懈怠甚至不配合。特別是對於我們提出企業要成立工會的提議，他們擔心會不會在企業內部形成一種和領導層“對立”的力量。但是當我們的黨組織真的在這些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建立起來，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摸索，他們中大多數轉變得還是比較快的，很多企業主向我們反映，有了黨組織、有了工會，對於他們凝聚職工、推動工作“不僅不是添亂，反而是幫忙”。知名跨國公司法國歐萊雅公司地區總部設在靜安區，每年給我們地方交納稅收好幾個億。但當時他們有一個困難，就是從業白領沒地方吃飯。他們所在的樓租金很高，如果要專門給員工開一個食堂，就要多租很大一塊場地，成本很高，他們就一直沒有搞。我們區裡了解以后，覺得應該幫助駐區企業和從業人員解決好這個問題，就搞了一個“白領午餐”計劃，隻要區內商家給員工提供午餐，區委區政府就出資給予補貼，這樣一來，企業負擔小了、員工的福利多了、黨政機關在基層的威望也提升了，可謂一舉三得。

採訪組：您現在在久事集團既是黨委書記，又是總裁，可以說是“黨政一肩挑”。請從您的工作經歷角度談談對做好國企黨建工作的理解。

龔德慶：上海久事（集團）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上海久事公司，成立於1987年，是上海改革開放和創新投融資方式的產物，成立之初就肩負服務上海的使命，蘊含改革創新的基因。集團現有200多個黨組織，7萬多名員工，是一個體量較大的國有企業。我到這裡工作以后，就對習書記和市委一直強調的基層黨建工作要延伸到各個領域的問題，做了一些思考。國有企業雖然是一個經濟組織，但也有一個政治方向的問題。我感到，國企黨建同樣存在分散化、碎片化的問題。企業一般比較強調實行現代企業制度，但怎麼保証在黨的領導下發揮現代企業制度作用，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召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習近平總書記對經濟改革中國有企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作了闡述，給了我很大啟發。我們提出了國企黨建工作“6+1”體系，即六個方面和一個基礎。六個方面包括把握方向、前置決策、用好干部、嚴格監督、凝聚職工、推進發展，一個基礎是全面加強企業黨建工作。比如，在充分遵循法人治理結構的基礎上，一些帶有方向性的、政治性的內容，由黨委前置討論、決策，把關梳理，達成一致意見以后，再按照法定程序固定下來，予以施行。這樣一來，黨的工作和行政工作不僅不矛盾，還充分實現黨的領導與企業發展相統一。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任何一個經濟組織都不能凌駕於這一根本政治原則之上。

現在，這個黨建“6+1”體系已經納入集團工作章程，而且佔有很大一塊篇幅，為全公司上下按程序辦事提供了科學依據。習書記經常講“一張藍圖繪到底”，我們在企業中就把章程看作規劃圖，各部門依章程貫徹執行看作路線圖，各個項目組按要求完成既定目標看作施工圖，持之以恆抓到底。

採訪組：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給您留下了怎樣的印象？

龔德慶：習書記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平易近人。他不講排場、很接地氣，調研中問的問題都是老百姓平時關心的問題，提的想法跟我們平時工作也都結合得很緊密，所以大家覺得很輕鬆、很愉快，沒有任何距離感、拘謹感、陌生感。他精力非常充沛，一次短暫的調研都要把時間排得滿滿的，充分體現了他的敬業精神。

習書記在上海工作時間不長，但他給上海留下了巨大而豐富的精神財富。他在上海出現陳良宇案和社保資金案不久走馬上任，以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挑起了帶領上海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的重任，以“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新上海城市精神凝聚人心，在很短時間內重振了上海干部士氣，獲得了廣大群眾的真心擁戴。他始終注重抓基礎、立長遠，大家都看得出來，習書記是想要在上海干出一番事業來的。

還記得2007年10月，我作為上海市黨代表，到北京參加黨的十七大。在代表團駐地用餐的時候，習書記同樣作為黨代表和我們一同用餐。很多代表見到他，都很想與他合影留念，他非常隨和，隻要是大家提出來的，他都欣然應允。他的秘書一直在旁邊提醒他，后面還有活動，最好提早出發。可他一再說沒關系，就是要擠出更多時間留給大家。10月底，中組部的同志來上海，宣布習書記要到中央工作的通知。他在那次會上講了這樣一句話：“我對上海有一種難以割舍的感情。”很多同志聽了都和我一樣，感到心頭一熱。我們所有上海干部也一樣對他充滿感情，對他帶領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目標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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