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已經証明的未來——讀《1937，延安對話》

《1937，延安對話》（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作者托馬斯·亞瑟·畢森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東亞問題研究專家。像海倫·斯諾、史沫特萊、愛潑斯坦、貝爾登、白修德、斯坦因、福爾曼等眾多國際友人一樣，畢森是最早抵達中國延安採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導人的西方進步人士之一。

1937年6月，受埃德加·斯諾影響並在其幫助下，畢森以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問題專家身份，與美國《太平洋事務》雜志主編歐文·拉鐵摩爾、美國《美亞》雜志主編賈菲夫婦等一起，悄悄奔赴延安。

在當時國民黨的軍事和新聞封鎖之下，畢森和拉鐵摩爾一行的訪問自然是一次“地下行動”。他們從北平出發的時間是1937年6月7日。那時，斯諾正在東城盔甲廠胡同的家中努力寫作《紅星照耀中國》。畢森一行繞道太原，於6月10日抵達西安。隨后，他們佯裝來西安旅游觀光的人，與國民黨反動派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戲，終於在6月18日踏上了前往延安的紅色之旅。

和其他採訪過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國際友人一樣，畢森當時也寫下了兩本日記——一本記錄了他往返延安旅途的所見所聞，另一本則是採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談話記錄。遺憾的是，因為多次搬遷，畢森當時沒有及時將這次延安之行整理成書。直至35年后的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國后，他才靜下心來整理一直珍藏在身邊的兩本筆記，之后交給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出版，這才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1937，延安對話》。

《1937，延安對話》全書共12章，11萬字，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採訪﹔在延安4天4夜的見聞﹔往返延安的艱辛旅程。在延安，畢森一行了解了邊區的政治、經濟和民生情況，還訪問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採訪了許多紅軍官兵和紅小鬼。《1937，延安對話》的關鍵部分是第七章至第十章。在這四個章節裡，畢森原封不動地記錄了當年他與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的談話。

毛澤東在延安鳳凰山的住處接受畢森和拉鐵摩爾一行的訪問。他們討論的問題主要聚焦在當時的局勢上，尤其是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怎樣發展和中國革命的前途、國民黨的轉變等問題。今天，我們在畢森的《1937，延安對話》中可以看到，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的回答“實際上等於將中國共產黨的所有計劃和意圖都提供了一份完美無缺的情報記錄”。用拉鐵摩爾的話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所以毫無顧忌地透露出這些訊息，是因為他們無比堅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在歷史轉折的緊要關頭上，並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來。”

一踏上延安的土地，畢森說：“我腦中不停地翻騰著一個念頭：這裡，就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心臟。”而在聆聽了幾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講話之后，他又感嘆道：“在延安，我們是站在全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革命運動的中心。”在畢森眼中，身材削瘦、動作敏捷、談笑風生、瀟洒自如的毛澤東“渾身上下透著一股青春的活力，顯示出年輕小伙子一般的氣質”。留著胡須的周恩來“是個干淨利落、衣冠整潔的人。普普通通的衣服穿在他身上，卻能顯示出卓爾不群的風採來”。體魄強壯結實、五官輪廓鮮明的朱德，讓畢森覺得這位紅軍總司令的面孔“是中國革命運動中一張地地道道的農民的臉龐”。雖然紅軍在當時沒有進行戰斗，但紅軍的存在讓畢森認識到“對於1937年延安的領導人來說，‘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絕不容許槍指揮黨’，這句話乃至理名言”。可見，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的軍魂，也是符合中國國情、客觀規律的真理所在。

在談到統一戰線今后如何發展的問題時，毛澤東高瞻遠矚地告訴畢森：“中國不可能成為帝國主義或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的未來首先是民主共和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因為，“在西方，建立一個民主國家，是資產階級所起的領導作用。而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資產階級是軟弱的。他們缺乏必要的生命力，因此無法承擔這個任務。”“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在中國就不可能進行革命。這一條件決定了中國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時代，而直接跨入社會主義階段。”談及抗日戰爭的國際統一戰線，毛澤東請畢森轉告美國人民：“我們兩個國家如果能夠團結起來共同奮斗，就會開辟一個嶄新的世界。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望。”就在畢森離開延安回到北平之后的第五天，七七事變爆發，中國人民的全面抗戰開始了。毛澤東與畢森的談話變成了現實。

1972年，畢森在重新整理35年前的延安對話時寫道：“往昔的經驗，當今的形勢，未來的局面，古今中外，縱覽全球，一切的一切，均在中國共產黨領袖的運籌帷幄之中。一切的一切，都承載著充滿希望的神秘的預言。”對於抗日戰爭，畢森說：“國民黨如果避開了社會改革，繼續將統治建立在官僚和地主階級的利益之上，那麼，將會日薄西山、漸趨衰落。”也就是說，從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中共就牢牢地抓住了抗日戰爭的領導權，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畢森坦率地承認，延安對像他這樣的西方人來說，之所以產生如此強烈且持久的影響，“其實並非僅僅由於我們在那裡所看到的各種各樣的活動，而是因為那些活動本身所攜帶著的一種精神力量……那是一種無法用語言和筆墨去形容的感受，隻能去親身體驗”。

對畢森來說，延安之行讓他真切地感受到最美好的時光，因為那裡“自尊與高貴，俯拾即是”。在本書的結尾，畢森真誠地寫道：“延安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的胸中，充滿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個環境裡，個人私欲必須向崇高的理想信念折腰。為了共同的事業，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齊心協力，頑強奮斗……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毛澤東會頑強不屈地奮斗著、堅持著，要把這種精神推廣到整個中國。”

《1937，延安對話》像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海倫·斯諾的《紅色中國內幕》等著作一樣，向人們揭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成功實踐的真相，見証了中國共產黨創造歷史的偉大奇跡，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的真理和奧秘。如今，80多年過去了，毛澤東、周恩來在《1937，延安對話》中的“預言”早已經變成了現實。因此，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也是被歷史証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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