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在貴州

　　2021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貴州考察時指出，當年長征時，紅軍在貴州活動時間最長、活動范圍最廣，為我們留下寶貴精神財富。遵義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如果把長征比作一條紅飄帶，那麼貴州在這條紅飄帶上留下的色彩最為厚重，紅色也成為“多彩貴州”最亮麗的顏色。當年，中央紅軍在貴州轉戰歷時4個多月，紅二、紅六軍團征戰貴州3個月，其間都經歷了什麼？

　　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蔣介石調集重兵，層層圍堵。在前有埋伏、后有追兵的危急關頭，毛澤東提出放棄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的建議。

　　1934年12月中旬，紅軍進入貴州，佔取黎平。在轉戰貴州4個月的時間裡，黨中央先后召開了幾次重要會議，會上毛澤東正確分析敵我形勢，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引領和推動全黨作出重大決策。黎平會議、猴場會議明確了轉兵貴州的方向。尤其是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實現了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曾多次談到有人在遵義會議上批評他，說他打仗的方法並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對此，毛澤東說：“打仗的事，怎麼照書本去打？”“打仗的時候要估計敵我形勢，很快作出決策，哪個還去記起那些書呢……如果那樣就完全是教條主義嘛！”打仗不能照抄書本，領導革命更不能生搬硬套。照抄照搬的教條主義隻能給中國革命帶來損失，隻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才能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正確道路。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啟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毛澤東后來指出，“從那之后，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1935年2月初召開的雞鳴三省會議，對遵義會議決策進行再落實，同時根據敵我形勢的變化，指示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爭的同志改變以前的組織方式與斗爭方式。3月在苟壩會議上，毛澤東正確分析戰場發展態勢，研判敵我雙方實力，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場固守之敵。但在民主表決時，隻有毛澤東自己投了反對票。當天深夜，毛澤東手提馬燈，去找周恩來做了深入溝通，加之截獲的敵人電報顯示他們正在迅速向打鼓新場集結，意圖圍殲紅軍。最終中央放棄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有效保存了紅軍實力。

　　從實際出發把握戰略主動，才能贏得先機。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根據情況的變化，牢牢把握戰場主動權，指揮紅軍巧妙穿插於國民黨重兵集團之間，靈活地變換作戰方向，調動和迷惑敵人，創造戰機，在運動中大量殲敵，從而取得了戰略轉移中有決定意義的勝利，書寫了毛澤東軍事上的“得意之筆”，上演了“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傳奇。

　　取得長征以來最大一次勝利——婁山關大捷

　　貴州關山阻隔，處處艱險，加上國民黨軍隊重重圍困，紅軍每前進一步都極為不易。但正如毛澤東詩雲：“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正是這種不畏艱難、英勇向前的豪邁氣概保証紅軍在貴州取得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婁山關大捷。

　　遵義會議之前，為了保証會議順利召開，紅軍曾攻佔過黔北咽喉婁山關。遵義會議之后，紅軍決定向北到四川和紅四方面軍會合，但遭到敵軍的阻截。紅軍遂西渡赤水，改向敵人兵力薄弱的雲南扎西集結，但敵軍再次迫近，企圖圍殲中央紅軍於婁山關或遵義以北地區。為迅速擺脫敵人追擊，1935年2月，紅三軍團長彭德懷接到“消滅婁山關黔敵奪取遵義”的命令。他身先士卒，指揮將士們英勇頑強沖殺，最終擊潰了敵軍，取得婁山關大捷，重佔遵義。彭德懷曾對劉少奇說，敵人是“上午八、九時從遵義出發的，想先佔婁山關”。十一時許，紅三軍團才接到軍委要求襲佔遵義的命令，“即刻跑步前進”。“武裝長途跑步，消耗體力很大，幾天都沒有恢復起來。我先頭部隊到婁山關分水線（制高點）時，王家烈部隊隻隔兩三百米”。如果貴州軍閥王家烈的部隊先佔領了制高點，后果不堪設想。婁山關一戰，在敵情非常嚴重的情況下，五日之內連克桐梓、婁山關、遵義，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約三千人，取得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毛澤東后來回憶說，婁山關戰役當天，他“清晨出發，還有月亮，午后二三時到達”，戰役結束“已近黃昏”，“那天走了一百多華裡”。跨越婁山關時，毛澤東極目四望，感慨萬千，作《憶秦娥·婁山關》直抒胸臆：“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這一詩句，大氣磅礡，穿越時空，凝聚起奮勇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激勵著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不斷由勝利走向勝利。

　　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

　　貴州是一個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在國民黨苛捐雜稅壓榨和軍閥蹂躪下，貴州人民的生活極度困苦。貧窮的貴州百姓自稱“干人”。紅軍進入貴州境內后，總司令朱德親自向中央警衛團的干部、戰士作報告，反復強調執行民族政策的重要性。他指出：貴州少數民族多，他們受壓迫最深，生活最苦，是紅軍的依靠力量。各少數民族禮俗不盡相同，我們紅軍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到了少數民族地區要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特別要尊重各民族風俗習慣，團結少數民族，共同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和反動軍閥。陳雲在以“廉臣”為筆名撰寫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中，記錄了這樣一幕珍貴的鏡頭：“當我等行經劍河縣附近之某村落時，見路邊有一老婦與一童子，身穿單衣，倒於路邊，氣息尚存。詢之，始知為當地農家婦，秋收之后，所收獲之谷米，盡交紳糧（地租），自己則終日乞食，因今日氣候驟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臥路旁。正詢問間，赤軍領袖毛澤東至，告以老婦所言。當時毛即時從身上脫下毛線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單一條，授於老婦，並命人給以白米一斗。老婦則連連道謝含笑而去。”“毛主席送毛衣”，書寫了領袖心系群眾、與群眾同甘共苦的感人佳話。

　　1936年3月，紅二軍團一部行軍至威寧興隆廠一帶，這裡是苗族聚居的村寨。紅軍離開后，之前因不了解紅軍而逃離的群眾返回村寨，發現不僅各家各戶的東西都完好無損，而且還在羅伯亞米家裡發現了一碗當地人從未見過的紅色小豆。時逢春播季節，他們便拿到地裡種下，到了秋天獲得好收成。年復一年，當地種豆者越來越多。因小豆是紅軍送的，為了記住這支紀律嚴明、作風優良的隊伍，當地苗族群眾稱其為“紅軍豆”。除了“紅軍豆”，貴州其他地方的群眾還把掩埋著紅軍烈士的土塚稱為“紅軍墳”，把紅軍留下的戰馬稱為“紅軍馬”，把紅軍送給的馬燈稱為“紅軍燈”。群眾由衷唱道：“太陽出來暖洋洋，紅軍來了不納糧。又分錢來又分米，窮人有了救命王。”“打雙草鞋送紅軍，表我干人一片心。親人穿起翻山嶺，長征北上打敵人。去把魔鬼全消滅，干人翻身享太平。”曾在貴州與長征紅軍接觸過的傳教士勃沙特（中文名叫“薄復禮”）在他的回憶錄《神靈之手》中說：“紅軍對窮人很好，在艱苦的長征途中，時時忘不了幫助那些貧窮的人們。”因此，紅軍受到民眾的衷心歡迎，“每天有很多人報名參軍”。僅在遵義一地，中央紅軍在短短12天中就擴充四五千名新戰士。

　　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是偉大長征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紅軍長征中的貴州得到了生動反映和集中展示。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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