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今年秋汛嚴重程度、持續時間之長，歷史罕見。在與天災作斗爭中，回望新中國大興水利、造福人民的偉大壯舉，我們可以從中進一步吸取寶貴經驗和精神力量。

　　1951年5月，邵力子帶領中央治淮視察團，來到治淮工地慰問。當他將一面繡有毛澤東的親筆題詞“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錦旗贈給工地代表時，在場的所有人沸騰了。

　　淮河原本獨流入海。可自從12世紀“黃河奪淮”之后，淮河逐漸失去了自己的入海口，成為一個游蕩在中原大地上的幽靈，近千年間給淮河兩岸的百姓帶來深重苦難。歷朝歷代都曾嘗試征服這條“害河”，但都以失敗告終。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主席發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召。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和科學部署下，淮河治理工作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也成為新中國改造自然、造福人民的一座豐碑。

　　毛主席落淚了

　　1950年7月20日，正在研究國際局勢的毛澤東，收到華東防汛總指揮部發來的急電：“淮河中游水勢仍在猛漲，估計可能超過1931年最高水位。”

　　彼時，成立不到一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一個月前，朝鮮戰爭剛剛爆發，戰火眼看就要燒到中朝邊境﹔幾乎是與此同時，美國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而印度支那戰爭已經在中南半島打了四年，隨時有可能威脅我國南部邊境的安全。

　　新生的共和國籠罩在戰爭的陰霾當中，需要毛澤東考慮和決斷的問題都是關系到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但是淮河流域突發的特大洪水還是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

　　收到電報的當天，毛澤東就批轉政務院總理周恩來：

　　除目前防救外，須考慮根治辦法，現在開始准備，秋起即組織大規模導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導淮，免去明年水患。請邀集有關人員討論（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導淮兩問題。

　　關於淮河水患，毛澤東關注的重點不僅局限於救災，更強調了“根治”二字。熟知中國歷史和農業生產的毛澤東知道，淮河水患一直是中原地區人民的心腹大患。能否治理好淮河，不但關系到淮河流域人民的福祉，甚至關系到國運的興衰。

　　淮河是黃河與長江之間最大的一條河流，發源於湖北、河南兩省交界處的桐柏山，流經河南南部，橫穿皖北，進入江蘇盱眙縣境內，流入洪澤湖，再由洪澤湖大堤南端流入三河，從揚州附近匯入長江，全長約一千公裡。淮河流經豫、皖、蘇、魯四省，面積共27萬平方公裡。淮河流域不但是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也是中國農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提到淮河，人們常稱它是一條“害河”。古往今來，淮河每遇暴雨，必生水患，河水向兩岸倒灌，瞬間淹沒成一片澤國。其實，很長一段時期，淮河是一條利大於害的河流。古時候，淮河流域湖河眾多，水面廣闊，生態環境好，很少發生災害。有一句古諺：“淮河之水地中行”，說的就是淮河河床深闊，很少泛濫決溢的情況。

　　可是，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情況發生了大逆轉。那一年，已經劫持了宋徽欽二帝的金軍，再一次揮師南下攻打南宋。為了阻擋金兵鐵騎，東京留守杜充在滑州李固渡（今河南滑縣西南）決開黃河，想以水代兵抵擋金兵。然而，黃河洪水不但沒有擋住金兵南下的腳步，還造成了黃河改道，災禍連年。自此以后，黃河不再向東北流入渤海，而是一路奔向東南，涌入泗河、淮河水道。

　　黃河水強、淮河水弱，黃河地勢高、淮河地勢低。黃河南遷后，河水很快搶佔了淮河的河道，泄入黃海。被黃河水逼出水道的淮河，則在蘇北平原恣意橫流，泛濫成災。這就是人們常說的“黃河奪淮”。

　　“黃河奪淮”以后，災禍連年。據統計，南宋至清末，淮河流域共發生過400余次大水災。清乾隆年間的《淮安府志》這樣寫道，“自明中葉以來，每淮水盛時，西風激浪，白波如山，淮揚數百裡，公私惶惶，莫敢安枕者，數百年矣。”

　　民國以后，淮河水患更加嚴重，給人們印象最深的就是1931年的大水災。這年7月，淮河流域連降暴雨，河水猛漲，多處堤防潰決。洪水所到之處淹沒農田，沖毀房屋，人畜尸體順水漂流。據《淮河水利簡史》記載，高郵縣擋軍樓一處就淹死2000人，興化縣全縣一夜間全部淹沒。官庄100多戶人家，隻有5人幸存，其余全部被洪水卷走。大水退后，幸存下來的農民也是傾家蕩產，無以為生。

　　據統計，1931年江淮大水造成370萬人死亡，受災農田近1.5億畝。有研究者認為，這次水災是有史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自然災害。而1950年夏，淮河流域水勢竟超過1931年的最高水位。這能不讓人揪心嗎？

　　8月1日，中共皖北區黨委書記曾希聖又急電中央：

　　今年水勢之大，受災之慘，不僅重於去年，且為百年來所未有。淮北20個縣、淮南沿岸7個縣均受淹。被淹田畝總計3100余萬畝，佔皖北全區二分之一強。房屋被沖倒或倒塌已報告者80余萬間，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沒。耕牛、農具損失極重（群眾口糧也被淹沒）。由於水勢凶猛，群眾來不及逃走，或攀登樹上，失足墜水（有在樹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統計489人，受災人口共990余萬，約佔皖北人口之半……由於這些原因，干群均極悲觀，災民遇到干部多抱頭大哭，干部亦垂頭流淚。

　　毛澤東邊讀電報邊在“被毒蛇咬死者”“統計489人”兩句下，劃上了重重的紅線。身邊工作人員發現，此時他已經淚流滿面。

　　隨后，毛澤東立即批示周恩來：

　　請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導淮計劃，送我一閱。此計劃八月務須作好，由政務院通過，秋初即開始動工。如何，望酌辦。

　　蓄泄兼籌

　　1950年8月，蘇北行署主任惠浴宇接到中央的通知——赴京參加水利部召開的治淮工作會議。

　　惠浴宇是一名1928年就參加革命的老黨員。解放戰爭時期，惠浴宇曾擔任華東野戰軍11縱隊政治部主任，參加過淮海和渡江戰役。新中國成立后，惠浴宇被調任蘇北行政公署主任，開始了治水生涯。

　　江蘇地處淮河下游，甫一上任，惠浴宇就帶領當地水利專家，在蘇聯專家布可夫的幫助下提出“關於治淮方略的初步報告”。這份報告是有關治淮的第一個總體規劃文件。

　　正是因為這份報告，當1950年8月，水利部召開治淮工作會議時，惠浴宇收到通知與水利專家王元頤、熊梯雲等人一同進京，直接向周恩來總理匯報治淮工作思路。

　　這次治淮工作會議雖然由水利部牽頭組織，但實際上是周恩來總理親自指導參加。曾任周恩來秘書的吳敢群回憶，周總理對淮河水情非常重視，特意叮囑秘書：隻要有淮河水情的報告，隨到隨送，不准耽擱。關於水利的會也一個接著一個。當時，志願軍雖然還沒有赴朝作戰，但外交斗爭已經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周總理的外事秘書陳浩急得團團轉，問吳敢群：“水利會議怎麼開得這麼長，我這壓了這麼多急件沒批，怎麼辦呢？”

　　周總理的工作總是那麼緊張，內政外交有太多事情需要他決斷。即便如此，他仍然詳細詢問了許多治淮工作的專業問題。惠浴宇記得，周總理在聽取水利專家匯報時，一字一句都做了記錄。

　　治淮工作不但專業性強，涉及的部門、省份也很多，與會人員不但包括水利部門的同志，還有河南、皖北、蘇北三個省區的負責人和專家。

　　吳敢群記得，治淮會議一開始，就出現了幾種不同的聲音。河南、安徽、江蘇三省分別處於淮河的上、中、下游。由於地理位置不同，對於治淮的訴求也不盡相同。

　　身處上中游的河南、安徽希望盡快把洪水泄到下游去，身處下游的江蘇則反對上中游的意見，擔心洪水來量過大，不能順利出海，會加重蘇北水患。江蘇的擔心並非空穴來風，蘇北區黨委報送的材料稱，當年淮河干流浮山段流量僅7000立方米/秒，洪澤湖大堤、運河就已經相當吃緊。如果上游將洪水繼續導入，難保不會潰壩。蘇聯專家則根據本國經驗認為，水是寶貴的自然資源，不能白白流掉，應該建立蓄水池，把水蓄起來。

　　惠浴宇記得，當聽到蘇聯專家的提議時，一位副總理表示：蓄水是應該辦，但是就目前中央的實際能力看，能解決防災抗洪、解脫人民痛苦就已經勉為其難了。如果搞蓄水工程，“用的錢都能鋪到香港了”。

　　一位來自上游省份的同志幫腔道：“我們那兒除澇還忙不過來，你們倒要花錢搞灌溉？”

　　周總理一聽這話生氣了，把茶杯往茶幾上猛一頓，嚴厲批評那位同志：“你的老毛病不改，為什麼不好好聽聽，先分什麼你們我們？”

　　該“蓄”還是該“泄”，自古以來就是兩難的抉擇。相傳上古時期，黃河泛濫，鯀、禹父子二人受命治水。鯀用“堵”的辦法，治水九年，水災越治越大。他本人也遭到堯帝流放，客死他鄉。鯀的兒子禹吸取了父親的教訓，變“堵”為“疏”，耗費13年時間終於完成了治水大業。其實，鯀和禹就代表了治水過程中“蓄”“泄”的兩種思路。

　　不過，現實遠非神話故事那樣黑白分明。單純的“蓄”或單純的“泄”，都不能達到興利除害的需求。

　　在聽取大家的意見后，周恩來提出了“蓄泄兼籌”的治淮方針。上游“以攔蓄洪水發展水利為長遠目標”，中游蓄泄並重，下游則開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會議還制定了治淮工作的步驟，決定1950年12月以前以勘測工作為重心，上游和下游以查勘蓄洪工程和入海水道為重點，同時進行放寬堤距、疏浚、涵閘等勘測工作。

　　1950年10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了《關於治理淮河的決定》，第一次把“蓄泄兼籌”作為治理淮河的方針。新中國治理淮河的大幕由此拉開。

　　成立治淮委員會

　　與淮河搏斗的上千年中，歷朝歷代都修建過水利工程，可是一直缺乏統籌規劃，斷斷續續的局部治理工程，無法根治淮河。新中國治理淮河決不能走過去的老路。

　　豫、皖、蘇三省分處淮河的上、中、下游，為了避免三省各自為政，發生糾紛，中央決定設立一個專門機構來統籌治淮工作。1950年11月6日，治淮委員會在安徽蚌埠成立，主任由曾山擔任。

　　曾山，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時期，他就被選為中央政府委員。革命戰爭年代，曾山長期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組織部長。1949年12月，華東軍政委員會成立后，他又被任命為副主席兼財經委員會主任。中央將治淮這副重擔交給曾山，一方面是出於對他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足見治淮工作之艱巨。

　　曾山深知治理淮河是一項技術要求很高的工作，僅憑一腔熱情遠遠不夠，還需要大批技術人員充實到工作第一線。然而，新中國百廢待興，哪裡有那麼多懂技術的工作人員呢？

　　淮委剛剛成立，曾山就上書中央，請求將華東地區高等院校的水利和土木工程系畢業生都分配到治淮第一線，並且動員這兩個系的大三學生先來治淮工地實習一年，再返校結業，一時間各種人才匯集蚌埠。

　　出任淮委工程部部長的是中國現代水利工程技術的開拓者之一——汪胡楨。

　　汪胡楨，1897年出生於嘉興南門，自幼家貧。中學畢業時，他偶然從報紙上看到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的招生簡章。雖然，他那時根本不懂水利為何物，但直覺告訴他這是一個找得到工作的專業，於是立即報名。

　　開學第一課，曾留學德國的李儀祉先生問大家：“什麼是水利？”在座的同學無人應答。李先生自問自答道：“水利就是水的利用。水是自然界的產物，有益於人也有害於人。澆在田地裡能長庄稼，浮起船舶能運輸貨物，通過水輪機能發電，人一天也不能沒有水，這都是水於人有益的事﹔洪水、內澇、海侵是於人有害的事。用科學措施去興利除害是我們今后要學習的水利工程內容。”

　　李儀祉言簡意賅的解釋，令汪胡楨茅塞頓開。隨著學習的深入，“水利”漸漸不只是他謀生的手段，而成為他畢生追求的事業。

　　1920年，汪胡楨進入美國康乃爾大學，學習水利發電專業。學成歸國后，他本想學以致用，報效祖國，可當時正值軍閥混戰，水利工程建設受到嚴重沖擊，他隻得暫時回到母校教書。

　　1931年江淮大水，汪胡楨曾受命負責修復安徽境內的淮河大堤。大災之后，糧價暴漲，災民不得不以樹皮、觀音土果腹的慘狀，深深地刺激著他。

　　作為水利專家，汪胡楨雖然有根治淮河的願望，但是在兵荒馬亂的年代，抱負很難得以實現。他一身的本領也隻能等到新中國成立之后，才有用武之地。

　　1949年11月，華東軍政委員會成立水利部，汪胡楨被任命為副部長。當時，大家商討華東水利工作應從哪裡開始時，便把目光的焦點集中到淮河。

　　治淮委員會成立以后，汪胡楨與錢正英等人共同制定了《治淮方略》。他們一致認為，治淮的主要措施是在水源地建蓄水庫，改建洪澤湖為中間水庫，導淮河洪水分由江海下泄。《治淮方略》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首肯，后來治理淮河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按照這一思路進行的。汪胡楨則自告奮勇，擔負起最為艱巨的佛子嶺水庫工程的設計施工任務。

　　興建佛子嶺水庫

　　淮河發源於河南省桐柏山區。專家們認為，根治淮河應先從上游入手，修建一批山谷水庫。這些水庫建成后，可以在汛期有效攔蓄上游的洪水，從而大大減輕下游的壓力。那麼，山谷水庫該修建在哪裡呢？汪胡楨看中了位於大別山山區的佛子嶺。

　　佛子嶺樹木茂盛、人煙稀少。經地形測量隊測量，在這裡興建水庫，水庫的面積、庫容和地質結構都很合適。不過，水庫建在深山中，交通不便，建筑材料的運輸是個難題。為了節省水泥，汪胡楨大膽地提出，在佛子嶺修建一座“連拱壩”。

　　“連拱壩”是由若干傾斜的拱形擋水面板和支墩組成。拱形擋水面板的厚度小，跨度大，用料較省。如果把佛子嶺水庫建成連拱壩，用料可以節約80%。

　　當汪胡楨在淮委的會議上提出這個方案時，與會的技術人員都不敢發表意見。因為，當時“連拱壩”在世界上剛剛問世不久，隻有美國和法國在非洲的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各有一個成例。

　　淮委秘書長吳覺見大家都不表態，便對汪胡楨說：“應由淮委在佛子嶺召集一次專家會議，聽聽國內專家們的意見，讓各級領導同志心中有數，才好下決心。”

　　1951年11月12日，茅以升、錢令希、黃文熙、黃萬裡、張光斗等國內頂級專家匯聚到佛子嶺工地一間茅屋裡。大家對著圖紙、模型及工程量估算表、優缺點比較表等資料，整整討論了三天。

　　會上，水利專家黃萬裡對幾種壩型做了形象的比喻。汪胡楨記得，黃萬裡走到會議桌旁，把雙臂在胸前交叉，蹲在地上做騎馬蹲襠式，說：“土壩、堆石壩及混凝土重力壩都是這樣的，把全身重量團聚起來，靠壩底發生的摩擦力，使水庫的水壓力不能推動它們，原則上利用的僅僅是壩體材料的重量而不是材料的強度。”

　　然后，他又改變姿勢，雙臂前伸，兩手張開，右腿后伸，左腿前屈說：“連拱壩與平板壩是這樣的，它們都有堅強的支垛撐在壩基上，靠它托住水壓力，主要利用的是鋼筋混凝土的強度。連拱壩比平板壩更能發揮抗水壓力的作用，比平板壩也更為經濟。”最后，他得出結論，佛子嶺水庫應建成連拱壩。黃萬裡形象生動的發言贏得了與會者一片掌聲，大家一致支持在佛子嶺建連拱壩。

　　雖然，蘇聯專家認為修建連拱壩還沒有把握，但曾山聽取了匯報，毅然支持汪胡楨的方案。他說：“既然中國專家對提出的連拱壩方案認為有道理，有把握，就應當相信中國專家。”

　　汪胡楨記得，當曾山同志的決定由無線電傳到佛子嶺時，工地上的技術人員欣喜若狂。他自己也深受鼓舞。

　　佛子嶺水庫是中國建設的第一座鋼筋混凝土連拱壩。參加建設的技術員和工人們，不但沒有做過連拱壩，連見都沒見過。

　　開工后，參與建設的干部、工人不是在工地施工，就是在會議室學習，根本沒有八小時內外的區別，有的甚至在被窩裡還在叨念鋼筋混凝土。技術室全體同志自動組織學習班，每晚都到指揮部會議室上課。他們在牆上挂一塊小黑板，自己攜帶小板凳，膝蓋上鋪著一塊木板當桌子，自稱這個學習班是“佛子嶺大學”，汪胡楨則被稱為“佛子嶺大學的校長”。

　　汪胡楨也的的確確擔起了校長的職責，他在工地上開設了許多與佛子嶺水庫建設密切相關的課程，而且還為大家編寫、油印了教材。每次，隻要看到授課海報，“佛子嶺大學”的同學們就會自動趕來聽課。沒有人點名，也不統計人數，但汪胡楨的課堂常常爆滿。

　　1954年6月6日，最后一立方米混凝土澆筑到壩頂，耗時880天，投資3300萬元的佛子嶺水庫建成了。

　　直到今天，佛子嶺水庫仍然承擔著防洪蓄洪的任務，而且每年發電超過一億度，還成為灌溉下游千萬畝農田的重要水源。

　　修建蘇北灌溉總渠

　　佛子嶺水庫的建設成為淮河上游水利工程的一座豐碑，作為下游，蘇北人民也不甘示弱。在第一次治淮會議上，蘇北行署主任惠浴宇對周總理表態：“我們蘇北是下游，面對大海和淮、沂、沭、泗四大害河，均要出海，我們有義務敞開大門，讓兄弟省泄洪，我們一定辦到，具體泄多少，按中央指示辦。”

　　聽了惠浴宇的話，周恩來很高興立即說：“今天晚上就批准灌溉總渠，你們要像搞新沂河那樣搞好這條河。”為此，他當即批給蘇北一億斤大米，用以支持蘇北灌溉總渠的建設。

　　蘇北灌溉總渠是一條位於淮河下游的東西向人工河道，西起洪澤湖邊的高良澗，東至扁擔港口入海，全長168公裡。

　　淮河原本是一條獨流入海的大河，有自己的入海泄洪的水道。然而，“黃河奪淮”后，改道的黃河自江蘇淮陰注入淮河，搶佔了淮河的入海道。由於黃河本身攜帶大量泥沙，天長日久泥沙淤積，漸漸淤塞了這條入海水道，並最終使它廢棄。如今這條入海水道被稱為“廢黃河”，幾乎不能起到泄洪的作用。

　　淮河失去自己的入海水道后，漸漸形成了借長江間接入海的格局，但是這條水道非常曲折，而且容易受到長江水勢的影響，因此淮河流域在雨季很容易泛濫成災。為淮河修建一條自己的入海水道，成為治淮工作的一項重點工程。

　　從治淮工作會議上領到修建蘇北灌溉總渠的任務后，惠浴宇立即回到蘇北，召集縣委書記們開會。當與會的同志們聽到要修建這條人工水渠時，不少人怨聲載道。他們認為，為了幫助中上游泄洪，卻要蘇北人動遷佔地、出工出力，十分吃虧。

　　惠浴宇開導大家說：“中央作出了根治淮河的決定，在過去的一年中，淮河中上游的人民已經做了許多重要的工程，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我們蘇北人過去為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現在也要氣魄大一點，敞開大門，讓河南、安徽的水下來，直奔大海！豫皖兩省為治理淮河、支援江蘇的水利事業已經提供了很多幫助，現在是我們蘇北人民回報他們的時候了。我們三省人民，同在一條河邊，同在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我們當然要同甘共苦，一起過好日子！”

　　惠浴宇不愧是一名抗日戰爭時期就做過政委的老同志，幾句話說得入情入理，干部群眾心中的疙瘩一下子就解開了。淮河水患禍害了中國人民近千年，沒有全國一盤棋、擰成一股繩的勁頭，要想根治淮河是不可能的。

　　思想問題解決了，工程馬上急鑼密鼓地開展起來。興修水利是一項技術性極強的系統工程，開工前工程技術人員要進行全面的勘測、考察。

　　第一次治淮會議后，華東水利部和淮河水利工程總局組織入海水道查勘團，到蘇北進行實地勘察。查勘團一行49人，其中包括后來擔任水利部門領導職務30多年的錢正英。

　　錢正英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早年留學美國，獲得土木工程碩士學位。父親希望錢正英能成為中國第一名女工程師，她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1939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時值抗日戰爭最激烈的時期，錢正英投筆從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3年，隨地下黨組織撤到淮北解放區的錢正英正趕上淮河泛濫，她運用自己的土木工程技術，幫助當地修復了被洪水沖垮的堤岸。從此，錢正英便與水利事業結下了終身的緣分。

　　1950年，27歲的錢正英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水利部副部長。據說，討論名單時，有人說：“黃毛丫頭怎麼能當部長？”可曾山了解錢正英，給了她強有力的支持。后來，“黃毛丫頭部長”的說法傳遍全國，錢正英也用自己的專業和敬業，讓所有人心服口服。1950年11月，淮委成立后，錢正英又被任命為工程部副部長，充實到治淮第一線。

　　1950年冬，惠浴宇陪同錢正英和蘇聯專家布可夫考察高良澗閘的選址。從揚州出發時，大家討論是走水路，還是走陸路。陸路距離短，但路況惡劣，顛簸得很﹔水路雖然舒服，但小輪船開得很慢。急脾氣的惠浴宇毫不猶豫決定走陸路。

　　臨出發，惠浴宇才知道錢正英已經懷孕7個月了。可行程已經安排好，來不及更改。為了保險起見，他專門請來醫務人員為錢正英保駕護航。一路上，布可夫對惠浴宇吹胡子瞪眼說：“你這個中國共產黨人什麼都好，就是不會照顧女人，一點騎士風度也沒有。”惠浴宇被說得啞口無言，隻能怪自己太粗心。

　　錢正英卻絲毫不以為意。治淮工作牽扯面太廣，要協調的工作太多，一刻也離不開她。她挺著大肚子在工地一直忙到懷孕第9個月，才回上海生產。

　　經過查勘，專家們認為從洪澤湖東岸高良澗始，經淮安、蘇嘴、鹽城東坎、六垛至扁擔港入海的線路，最適宜開鑿人工水道，這條人工水道全長168公裡，可以將淮河輸送入黃海。

　　1951年冬，淮陰、鹽城、揚州、南通四個專區的72萬民工，投入到施工第一線。在沒有機械設備的當時，全長168公裡的蘇北灌溉總渠全靠人工開挖。

　　廣大民工夜以繼日地除積雪、破凍土、開龍溝、排積水，10萬多人組成的后勤運輸隊伍為工地運送糧草器材。

　　1952年5月10日，僅僅用了85個晴天，寬140米，長168公裡的蘇北灌溉總渠就挖好了。

　　1952年9月26日《人民日報》上，一篇名為《在蘇北灌溉總渠上》的文章這樣描述：

　　走在灌溉總渠的堤岸上，中午的陽光照著灌溉總渠的寬闊的水面，一列長長的帆船沿著灌溉總渠在航行，他們載著各種建筑工程的器材，正在准備建筑渠道的涵洞，以備從灌溉總渠裡引水來灌溉兩岸的田地。靠近一個渡口的旁邊，一個農民用一根長長的竹竿撐著一隻小船，正在水上趕著一大群鴨子渡過對岸去。駕過來的帆船的船夫，不知道對他說了一句什麼，兩個人都哈哈地大笑起來……

　　這是一幅多麼寧靜、祥和的水鄉畫面啊！

　　扼住三河口

　　蘇北灌溉總渠的修建使已經失去獨立入海水道幾百年的淮河，有了自己的入海口，但是受技術所限，蘇北灌溉總渠的流量設計隻有800立方米/秒。如前所述，淮河主要靠流入長江間接入海，每到汛期淮河流入長江的流量最大可達12000立方米/秒。蘇北灌溉總渠遠遠不能滿足淮河泄洪的需求，於是另一項大型水利工程在淮河下游的洪澤湖畔動工了。

　　“黃河奪淮”后，淮河水系發生紊亂，淮河不斷注入下游的洪澤湖，並通過洪澤湖注入長江。久而久之，洪澤湖成為淮河下游一個巨型的大水庫，最大攔蓄洪容量達130多億立方米。洪澤湖水泄入長江的唯一出口是三河口。多少年來，洪澤湖都是肆無忌憚地將湖水泄入三河口。

　　每逢大水年份，三河口的入水量更是毫無控制，最高流量高達14600立方米/秒，洪水沖毀堤壩，無情地灌入下游農田。到了干旱年份，洪澤湖水干涸，下游又面臨水源斷絕、無水可用的情形。因此，建設一座可以控制洪澤湖的蓄泄功能的水利工程，成為治淮工程的一項重要任務。

　　三河閘位於淮陰區蔣壩鎮洪澤湖出口的三河頭上。其實，清代這裡就曾建有控制洪澤湖的水壩——禮字壩。清代咸豐元年（1851年），黃河、淮河同時發生大水，禮字壩被來勢凶猛的大水沖垮，淮河下游成為一片澤國。

　　1935年，國民政府導淮委員會曾經想在此處修建一座60孔的活動大壩，壩上修建公路。1937年，這項工程已經完成了一半，但隨著日本侵略者入侵盱眙，工程半途而廢。

　　1952年，治淮委員會再一次聚焦三河口，洪澤湖蓄水及排洪的樞紐工程——三河閘上馬了。

　　三河閘的閘址位於洪澤湖大堤的南端，三河與洪澤湖交界河道彎段的北側。當時，這裡地形高低參差，布滿坑塘，長滿荒草和荷花，朝湖的一邊是一望無際的蘆葦灘，下方屹立著幾個23米高的土山，人煙稀少，地形起伏很大。眼前的荒涼景象很難讓人相信，這裡曾是民國政府修建的“三河活動壩”遺址。

　　據說，當年施工人員已經在這裡打下近一萬根基樁，十幾年過去了，這些基樁還能廢物利用嗎？技術人員心裡沒底。在前期做探測時，技術人員聽當地老鄉說，抗戰時期大部分木樁被挖出盜賣，土壤也被翻鬆了，看來老閘基是不能再用了。

　　於是，他們在老閘基的上游選了一處新閘基。新閘基范圍內有一個荷花塘，塘底有6米深的淤泥。負責三河閘規劃、設計的蘇聯專家布可夫經過考察認為，鄉間沒有現代化工具，要在荷塘中挖出很深的樁基十分困難。

　　為了弄清老閘基是否真的不敷使用，布可夫親自到老閘基周圍查看。據民國年間參加過老閘基施工的老鄉說，當時隻在老閘基中心線的上游打了木樁，而中心線下游沒有打木樁。如果真如他們所說，老閘基中心線的下游隻要稍加清理，還是可以利用的。於是，設計人員對老閘基進行抽水查勘。經過實地查勘、研究，大家認為老閘基仍能使用。這樣一來，不但節約了經費，而且加快了工程進度，三河閘提前一個半月就可以進行混凝土澆灌。

　　施工人員對蘇聯專家布可夫贊不絕口，他不但技術過硬，而且處處站在中國的角度考慮問題。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很不寬裕，為了幫中國人民節約成本，布可夫可謂是想盡了辦法。按照中國設計人員的設計，三河閘每10米寬的閘孔上就要裝一個啟閉機，以保証閘門可以及時啟閉。如果按照這一設計，三河閘需要裝63個啟閉機。在當時的條件下，一下子要生產這麼多啟閉機，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布可夫查看了三河閘的全部結構圖后認為，三河閘隻要安裝10個啟閉機就可以滿足需求。雖然這樣一來閘門啟閉要慢一些，但是對機械操縱和洪澤湖的蓄洪水位來說，不會有太大影響。

　　后來，在三河閘開挖上下游引河時，布可夫又立了一大功。

　　三河閘引河的下游河道裡有5個巨大的砂礓土墩，它們將三河閘的泄洪通道堵住一半，如果不把它們挖掉，會嚴重影響三河閘的泄洪能力。可是，5個砂礓土墩都有20多米高，質地非常堅硬，當地人稱之為“雞爪山”。在缺少大型施工機械的當年，要想移走五座“山”，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開工不久，指揮部就組織工人挖“雞爪山”。可是“雞爪山”實在太大了，工程進度極慢。工地指揮部決定採用抽槽的辦法，希望汛期時利用水力將砂礓土墩沖走。不久，蘇聯水利專家指出：“用抽槽的辦法不妥當，因土質太硬，水難以沖刷，必須按原計劃將土墩挖去。”布可夫更直言不諱地說：“砂礓土墩如果不挖掉，大水來了，你們要成歷史的罪人！”

　　布可夫的當頭棒喝引起了工程指揮部的高度重視，汛期來臨之前，江蘇省委書記柯慶施來到工地親自布置挖掉砂礓土墩的大會戰。不久，揚州、淮陰地委書記帶領著10萬名民工支援工地。加上原有的5萬名民工，15萬勞動大軍加入到挖掉砂礓土墩的大會戰中。

　　僅僅1.5平方公裡的三河閘工地，一時間雲集這麼多工人，別說干活兒，安排好他們的吃喝拉撒就夠讓人頭疼的了。工程總指揮陳克天回憶，“指揮部對民工的生活做了細致入微的安排。例如民工的糞便處理，詳細規定如何挖糞坑、如何運糞便，還特別組織3000名民工，專門在工地上拾糞，並用小船運走糞便。”

　　白天熱氣騰騰，晚上燈火通明。十多萬民工齊動手，奮戰了50個晝夜，終於將5個砂礓土墩挖走了。

　　1953年7月26日早上6點，三河閘舉行放水儀式。主席台一聲令下：宣布開閘放水。三河閘的電動閘門緩緩開啟，洪澤湖水通過閘孔奔流而下。現場的人群沸騰了，掌聲、歡呼聲響成一片，很多人都流下了激動的淚水。三河閘這麼大一個水利項目，僅用10個月就勝利竣工，堪稱奇跡。

　　三河閘建成的第二年，淮河流域發生特大洪水。為了確保洪澤湖大堤和裡運河的安全，省治淮指揮部提出利用渠北臨時分洪的措施，也就是在洪澤湖大堤上臨時開一個口子，讓洪水從蘇北灌溉總渠和廢黃河之間通過，直接入海。淮陰地委提出反對，分洪區內有七八十萬群眾，這個方案損失太大。

　　在決斷的最后一刻，柯慶施打電話問洪澤湖大堤防汛指揮部指揮孫燮華：“不炸大堤，還有什麼辦法？”孫燮華說：“可以加大三河閘泄洪量。”柯慶施問：“加大泄洪量，三河閘是否承受得住？”孫回答說：“技術干部做過分析，理論上講，排洪量越多，閘身兩邊水位差越小，閘身越穩定。”

　　聽到這樣的回答，柯慶施拍板：以每天500立方米/秒的速度，試驗性地加大三河閘的泄洪量，並強調：“每天要向我做3次匯報。”

　　1954年8月6日，三河閘最大泄洪流量達到前所未有的10700立方米/秒，這個數字已經超過標准，三河閘安然無恙，經受住大自然的嚴峻考驗。

　　至1957年底，治淮工程共治理大小河道175條、修建水庫9座，庫容量達316億立方米、修建堤防4600余公裡，極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治理淮河工程初見成效。

　　為了方便屬地管理，1958年，中央決定撤銷治淮委員會，治淮工作由河南、安徽、江蘇、山東四省分別負責進行。

　　治淮委員會成立至撤銷，短短9年時間裡，協調各方關系，緊張有序地開展治淮規劃、建設工作，掀起了新中國第一個治淮高潮。許多工程至今仍發揮著作用，許多規劃設計成果也為后面的治淮工作提供了借鑒意義，而那一代淮河兒女無私奉獻、奮勇拼搏的精神也成為永遠的精神財富。（記者 黃加佳）

　　參考書目：《治理淮河》《蘇北地區重大水利建設研究（1949-1966）》《江蘇治水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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