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筆為槍的報人邵飄萍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著名記者邵飄萍隱藏中共黨員身份，以如刀的快筆為受壓迫者發聲，以深沉的思考為中國新聞學理論奠基，以抗爭的精神為民族的光明探路，是無愧於那個時代的先行者。

　　鐵肩辣手著文章。1886年10月11日，邵飄萍出生於浙江東陽一個寒儒家庭。1909年，他從浙江省立高等學堂畢業后回金華任教，其間被《申報》聘為特約通訊員，為其撰寫通訊。1911年，邵飄萍辭去教職，赴杭州尋找辦報機遇。他拜訪新聞界前輩杭辛齋，與其聯手共辦《漢民日報》，並發表署名“振青”的評論文章抨擊社會丑惡現象，開始了職業報人生涯。1913年8月10日，他因“擾害治安”和涉嫌參與討伐袁世凱的罪名入獄，《漢民日報》遭封。被妻子湯修慧設法營救出獄后，邵飄萍暫避日本，進入東京法政大學，與同鄉組建“東京通訊社”，為國內各報提供“東京特別通訊”。1915年底，邵飄萍學成返回上海，應邀任《申報》《時報》《時事新報》主筆。他發表了大量抨擊袁世凱稱帝的文章，筆鋒犀利，直接影響了時局。

　　1916年，邵飄萍出任《申報》駐京特派記者，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享有特派員稱號的記者。從1916年8月23日到1918年12月11日，他共撰寫了223篇“北京特別通信”，內容多為國是。“北京特別通信”反應迅速，富有見解，開新聞報道新風氣，一時風靡全國。

　　彼時的中國，封建軍閥連年混戰，國家遍體鱗傷。1918年10月5日，32歲的邵飄萍辭去第一大報特派記者之職，自籌資金創辦《京報》，從此開始以筆為槍、喚醒民眾的新聞救國。他親書“鐵肩辣手”挂於編輯室牆上，與報社同仁共勉。邵飄萍認為，封建軍閥統治禍國病民，遂在《京報》創刊號上號召“國民共起，志同道合，協力以除之”。由於講究時效性和真實性，敢於說真話，《京報》很快成為北平地區發行量最大的報紙。

　　《京報》堅持政府應“聽命於正當民意”。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會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轉交日本。邵飄萍在《京報》上先后撰寫《請看日本朝野與山東問題》《國民對待外交之准備勿以空言塞責》等評論，痛斥腐敗當局的賣國行徑，號召民眾“一致奮起以與決一生死”。5月3日晚，北平青年學生1000多人在北大集會。邵飄萍以《京報》社長的身份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號召同學們救亡圖存，奮起抗爭。在場的愛國學生被邵飄萍的演講深深打動，決議翌日發動各校舉行學界大示威。5月4日，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爆發了。《京報》派出記者採訪報道，為愛國學生助陣。此后的兩個多月裡，《京報》發表邵飄萍40余篇署名文章，以強大的革命輿論推動了這場偉大運動的深化發展。

　　秘密入黨播火種。1919年8月，《京報》被官僚政客集團“安福系”查封，邵飄萍遭通緝，隻得再度赴日。在日期間，他出版《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新俄國之研究》，向國人介紹科學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科學研究的成果，授勞動者以必勝之券”。

　　1920年秋，“安福系”倒台，《京報》復刊。邵飄萍堅信“人民之覺悟不徹底，則政治之改革亦不徹底”，在《京報》發表了《導中國於國際共管之路者》《政治罪惡與社會罪惡》等文章，痛斥北洋軍閥禍國殃民的行徑，啟迪民眾反對封建軍閥，體現了“社會公共機關”“國民輿論代表”的特質。

　　1924年12月5日，《京報副刊》創刊，每期16開8頁。邵飄萍堅持獨立自由之表達，支持主編孫伏園放開手腳辦刊，《京報副刊》成為五四運動時期全國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京報副刊》的撰稿人很廣泛，魯迅曾發表了《青年必讀書》《如此“討赤”》《並非閑話》等雜文名作。1925年4月24日，邵飄萍邀請魯迅主編隨《京報》附贈的一份周刊，該刊后成為獨立發行的半月刊《莽原》。

　　1925年，邵飄萍經李大釗等介紹秘密入黨，並被賦予宣傳和情報兩項“特別的工作任務”。早前，他便與共產黨人緊密聯系，並在《京報》上長時段、大篇幅報道二七大罷工和五卅運動。他還在《京報》上編發《馬克思紀念特刊》《列寧特刊》，闡述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使馬克思主義的熊熊火種得到廣泛撒播。

　　新聞匠心培英才。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在京成立，蔡元培任會長，徐寶璜、邵飄萍為導師。這是我國第一個新聞學研究團體，被稱為中國“報業教育之發端”。11月3日，邵飄萍首次授課，聽課的學生包括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的毛澤東、高君宇、譚平山等進步青年。

　　翌年2月19日，該會改組為“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4月20日，在邵飄萍的指導下，中國第一本新聞學專業刊物《新聞周刊》創辦，旨在“便會員之練習，便新聞學識之傳播，便同志之商榷”。在10月16日舉行的首屆期滿結業式上，毛澤東的名字出現在“得聽講半年之証書者”名單中。毛澤東回到長沙后創辦《湘江評論》等報刊宣傳革命思想，與在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經歷不無關系。

　　1923年9月，邵飄萍的《實際應用新聞學》由京報館出版。這部中國第一本新聞採訪學專著，是他在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授課講義，后修改作為平民大學新聞系教材。他提出“報紙之第一任務，在報告讀者以最新而又最有興味、最有關系之各種消息”，報紙的價值主要在於“新聞材料之敏捷、豐富、真確與否”以及新聞評論是否“公平與適當”。此書與徐寶璜的《新聞學》、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被譽為中國新聞學體系誕生的三大標志。

　　1924年6月，他的《新聞學總論》出版，書中提出了“記者之盡職，以道德人格為基礎，以俠義勇敢為先驅，而歸本於責任心之堅固”等重要論斷。邵飄萍的兩部新聞學著作，是中國新聞學理論的重要奠基之作。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京報》立刻派記者赴現場調查採訪，並刊發大量討伐文章。邵飄萍公開斥責北洋軍閥是“國民公敵”，軍閥對其恨之入骨，叫囂“宣傳共產，鼓吹赤化，不分首從一律處以死刑”，直稱邵飄萍為“盧布記者”。4月22日邵飄萍在《京報》發表“絕筆”《飄萍啟事》，24日被捕，26日即被以“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名被槍殺於北京天橋。臨刑前，邵飄萍拱手說了句“諸位免送”，隨即從容就義，用生命詮釋了革命報人的錚錚鐵骨。

　　1936年，毛澤東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邵飄萍對其幫助很大，是“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毛澤東於1949年4月親自批復追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到了晚年仍稱“我是邵飄萍的學生”。1986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正式確認邵飄萍的中共黨員黨籍，此時距這位以筆為槍抵抗強權的報人以身殉報殉國已經過去了整整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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