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屆六中全會

　　毛澤東在回憶民主革命時期黨的歷史時曾說，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有兩個重要會議，一次是1935年遵義會議，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召開，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毛澤東：“十二月會議”上我是孤立的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產國際七大在莫斯科召開，大會決定各國聯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建立最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陳雲回到延安。

　　王明是帶著幫助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使命回來的。為了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和討論抗戰形勢及國共關系等問題，中共中央於12月9日至14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張聞天在會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王明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項英作了《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的報告。

　　王明的報告分析了抗戰爆發以來的國內外形勢，在堅持聯合國民黨抗戰的問題上，發表了一些正確的意見。但是，他又以共產國際路線代表的名義，批評洛川會議過分強調獨立自主原則，沒有提出“抗戰高於一切”，並在如何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提出了比較系統的右傾投降主張，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幻想依靠“全中國統一的國防軍”，求得抗日戰爭的速勝。

　　當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是新事物，如何對待大多數人沒有經驗。許多與會者受王明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對他的觀點表示認同，而此前一再強調必須警惕右傾投降危險、保持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獨立性的毛澤東卻相對比較“孤立”。毛澤東后來在談到這次會議時說：“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

　　共產國際：推舉毛澤東當中共黨的領袖

　　“十二月會議”后，王明去武漢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王明剛上任就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宣言——鞏固國共兩黨精誠團結，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后勝利》，大有與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禮之勢。他引起的黨內矛盾若不能得到順利解決，將嚴重影響黨的團結、影響黨的生存和發展、影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走向，因此，必須召開一次中央全會，以統一思想，達成共識，克服右傾。

　　1938年，中共派任弼時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如實匯報了王明與中共中央的分歧。后任弼時留在莫斯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回國。王稼祥啟程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見了他和任弼時，明確表態推舉毛澤東當中共黨的領袖。

　　1939年9月29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天主堂開幕。在會上，王稼祥首先宣讀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共產國際認為中共一年來已經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八路軍也執行了黨的新政策，中共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在復雜環境和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王稼祥還傳達了季米特洛夫在他臨走時特意囑咐的話：“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形成了熱烈推舉毛澤東為黨的正式領袖的氣氛。共產國際和蘇共也迅速表態支持毛澤東。毛澤東后來曾這樣說：“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毛澤東領袖地位的正式確立，意義十分重大。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十分復雜、極其尖銳的惡劣環境下，王明的錯誤主張一旦在黨內佔據統治地位，后果不堪設想。毛澤東領袖地位的穩固，才使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政治路線得以貫徹執行，才會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擴大，直至取得抗日戰爭這一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

　　毛澤東：“‘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不對的”

　　毛澤東后來談到“十二月會議”時說：“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隻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他強調要堅決保持共產黨的獨立自主地位，要從政治上影響國民黨。他堅持洛川會議確定的持久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是正確的。

　　當時的現實情況是，國民黨強共產黨弱，蔣介石始終不願與中共進行平等的黨與黨的合作，而把與中共的合作看作是中共方面對他的“輸誠”，他不是聯共而是要“溶共”。這樣一來，如果“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等於一切都要與國民黨協商，經過其同意，這顯然是行不通的，等於是用統一戰線束縛住中共自己的手腳。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詳細地闡述了他關於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主張，這種思想也和他對國民黨、共產黨分屬不同階級的堅定看法分不開。他認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做不到的，因為國民黨是當權的黨，它不許有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中共發展，中共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這個口號，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他指出，當時共產黨隻能根據不同情況，對國民黨分別採取“先奏后斬”“先斬后奏”“斬而不奏”“不斬不奏”的辦法。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主要成果和巨大貢獻，主要體現在全會通過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中。

　　《決議案》開門見山地表明，完全同意毛澤東報告中“所提出的對於抗戰基本趨勢的分析，對於目前抗戰形勢的估計和中華民族當前緊急任務”。並指出，必須正確地開展兩條戰線上的斗爭，既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又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必須徹底肅清思想上的及工作中的公式主義、教條主義和機械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危險，在於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犧牲黨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把無產階級為了反對共同敵人而與其他階級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曲解成為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成為資產階級的尾巴﹔同時，他們在困難前面失望，而發生對抗戰形勢及前途的悲觀主義。”這就明確了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一對黨的生存、發展和壯大來說生死攸關的問題。

　　六屆六中全會是在抗日戰爭即將進入相持階段時召開的，總結了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批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正確路線，統一了全黨思想，捍衛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對抗日戰爭堅強有力的領導。

　　（摘編自《湘潮》2021年第4期 周樹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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