賡續戰地文化的紅色血脈

　　鑒往知來，向史而新。人民軍隊的文化基因蘊含在輝煌壯闊的歷史中。今天，我們推進強軍文化建設，尤其需要繼承寶貴傳統，從戰火硝煙中去總結規律、歸納經驗，讓經過戰爭歲月洗練的寶貴經驗，在強軍路上綻放新的光彩。

——編者

　　戰地文化是強軍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塑造戰斗品格、培養戰斗意志、激發戰斗潛能、高揚戰斗精神的軍事文化，具有突出的戰斗屬性和戰地特點，最能體現兵味、軍味和戰味。追溯我軍戰地文化的發展脈絡，探尋其制勝機理，對當下強軍文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需要戰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

　　1941年7月5日，聶榮臻在晉察冀邊區第二屆藝術節大會上講話時指出：“需要戰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戰斗力是軍隊興衰成敗的決定性力量，而文化是最深沉、最持久的動力源，是決定戰斗潛能和激發戰斗力的重要因素。我軍自成立以來，一直重視戰地文化建設。初創時期，雖然物資匱乏、條件艱難，但紅軍的戰地文化從一開始就聚焦宣傳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及時用藝術的方式表現戰況戰績，注意從精神層面激發官兵的革命信念，鼓舞官兵的革命斗志。

　　1930年第一次反“圍剿”前，紅一方面軍宣傳隊趕排了活報劇《活捉敵師長》，對鼓舞紅軍戰士戰勝強敵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不久，紅軍取得龍岡大捷，活捉敵師長張輝瓚。戰士們紛紛說：“咱們的戲演神了。”

　　1948年10月，華東野戰軍第四縱隊第十師政治部在《戰時群眾性的文娛活動問題》中提出：“人民解放戰爭的經驗証明：戰斗越頻繁，越殘酷，部隊對於文化娛樂的需要就越迫切。一仗打好以后，戰士第一個要求就是看戲。”在豫東戰役中，第十師第二十八團三連自火線撤退后，全連僅存3個班。當部隊集合於廣場上時，大家顧不得身上還染滿血跡，就要求戰士“小廣東”出來指揮唱一個歌，唱罷一個以后，還要求再唱第二個。

　　秦基偉15歲就參加紅軍，長期的軍旅生涯，讓他深深體會到戰地文化對提高戰斗力的重要性。他在回憶錄中寫道：“軍隊嘛，要的就是那麼一股氣。環境再苦，指揮員不能叫苦。”“要讓部隊吃糠咽菜還得精神飽滿，凍得直打哆嗦，你讓他唱支‘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馬上就是一身熱汗。”

　　戰爭年代，我軍的文工團是一支特殊的隊伍：作戰時他們是戰斗隊、運輸隊、救護隊﹔休整時他們是演出隊、慰問隊、保障隊﹔行軍時他們是宣傳隊、鼓動隊、服務隊。秦基偉說：“毛澤東同志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這句話說得入骨三分。尤其是在戰爭年代，我們甚至也可以說，沒有文藝工作者的部隊，是一支缺乏生機缺乏朝氣的部隊。”

　　我軍一路走來的歷史証明，文化是戰斗力生成的重要因素，為持續激發戰斗力提供精神支撐。我軍戰地文化以寓教於樂、寓教於理的方式，引導官兵的價值觀念，滿足官兵的精神需求，激發官兵的革命激情，對軍隊增強凝聚力、提高戰斗力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文化武器，具有先進的政治性

　　1942年，聶榮臻在《關於部隊文藝工作諸問題——在晉察冀軍區文藝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政治工作是掌握藝術這一武器，拿這武器為戰爭服務。就我們的文化武器來說，不管我們在軍事上的裝備是如何低劣，比不上強大的敵人和其他的軍隊，但我們在文化武器這方面，是很注意的，我們的‘裝備’卻不是那樣落后的。”我軍的戰地文化由於帶有先進的政治屬性，又能深入最前線、直觀快速反映戰爭的真實面目，因此更為官兵所認可和歡迎。

　　紅軍時期，為了幫助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戰士認識作戰的意義，宣傳隊員經常唱起《殺敵歌》：“帝國主義與軍閥，它是工農死對頭，壓迫剝削我們痛苦好難過。刀槍在我手，殺敵是時候，一戰再戰直至百戰不休。殺殺！殺得敵人發抖，革命精神抖擻。刀槍在我手，向前殺敵莫停留，我們要把紅旗插遍全球。”短短幾句歌詞，就將工農所受的壓迫、紅軍的性質任務、打仗的政治目的生動地揭示出來，使戰士明了為什麼要打仗，從而激發出齊心戰斗的自覺性。

　　戰斗中，敵人的有生力量需要軍事打擊來消滅，也需要政治攻勢來進行瓦解。當年，敵人的一個旅長曾心有余悸地說：“我很害怕紅軍宣傳員喊出的‘窮人不打窮人’這個口號。我們的士兵一旦覺悟，槍口向著我們，那可不得了！”1935年直羅鎮戰役中，紅軍認真分析了敵軍官兵的兵源情況，組織起五六十人的宣傳隊，對頑強抵抗的敵軍殘余部隊唱起了《瓦解敵軍歌》。這首歌描寫了敵軍士兵的苦難生活，曲調如泣如訴。最終，敵軍士兵開槍打死了反動軍官並宣布投誠。

　　戰地文化能以更直接、更巧妙的方式使官兵成為掌握革命道理的自覺的英勇戰士。正如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所寫：“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的宣傳武器了，也沒有更巧妙的武器了。”新時代人民軍隊的戰地文化必須著眼提升指戰員的政治覺悟。官兵知道為什麼打仗、為誰打仗之后，才會產生出持久的戰斗力量，煥發出壓倒一切困難、戰勝一切敵人的斗志。

　　靈活機動，與部隊中心任務緊密結合

　　戰地文化，“戰”字當先，必須緊貼部隊中心任務的要求，為戰服務。長征時，為適應部隊行軍作戰的靈活性，戰地文化多採用靈活機動的方式開展。在渡口、山頂或路邊，宣傳員們搭起宣傳鼓動棚，插上紅旗就開始唱歌、喊口號、打快板，條件允許時還會表演一些小節目。在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時，宣傳員們喊出“大雪山不算大，千難萬險算個啥”“同志們比賽吧，誰先登上頂呱呱”的口號，讓官兵在極度艱難中又有了力氣，甩甩胳膊咬著牙堅持往前走。

　　面對敵騎兵的圍追堵截，陸定一和李伯釗合寫了《打騎兵歌》：“敵人的騎兵不可怕，沉著應戰來打它，目標又大又好打，排子槍快放齊射殺。我們瞄准它，我們打垮它,我們消滅它！無敵的紅軍是我們，打垮了敵人百萬兵，如今再學打騎兵，我們百戰要百勝。”李伯釗還配合歌詞創作了《打騎兵舞》。后來，紅軍再遇到敵騎兵時，就按照《打騎兵歌》唱的那樣，沉著應戰，一陣排子槍打過去，就把敵人打得人仰馬翻。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每當聽說有文工隊要來慰問演出，堅守在坑道裡的戰士，情緒就特別高漲。到前沿要經過幾道封鎖線，文工隊隊員每過一道封鎖線，都可能遭到敵機轟炸和敵炮襲擊。為了使每一個戰士都能看到節目，文工隊隊員得爬著、滾著到達每條坑道，姿勢略高一點就可能中彈。到了坑道，不管有幾個戰士，文工隊隊員都立即演出。他們將戰士事跡和戰斗生活及時創編成節目，戰士們聽了格外親切。在上甘嶺戰役打響前，當文工隊隊員高喊：“同志們辛苦了！你們是守衛上甘嶺的英雄，師首長派我們來慰問你們了！”戰士們就會一齊鼓掌高呼：“堅決守住陣地！”

　　實踐証明，戰地文化建設必須緊貼部隊中心任務的要求，結合戰略方針和部隊作戰情況的轉換，及時創造新的內容和方法，才能有效地助推軍事斗爭的勝利。

　　深入前線，把文化的武器交給官兵

　　革命戰爭年代的戰地文化工作者，是直接上戰場的宣傳兵。1941年10月，新四軍打響程道口攻堅戰，戰士劇社前來慰問。宣傳隊員們不僅以精彩的節目激勵士氣、活躍氛圍，還組成擔架隊、籌糧組、戰地喊話組、傷員慰問組，奔赴戰斗前線，以實際行動感染部隊，激發官兵的抗戰熱情。

　　1939年9月，賀龍、關向應與聶榮臻共同指揮的陳庄戰斗剛在山前打響，第一二○師戰斗劇社就在后山搭建簡易平台進行演出。仗打了5天，戲也演了5天。作戰官兵從戰場上下來后就來看演出。每天演出前，戰斗劇社負責宣讀戰報，把戰爭情況及時報告給指戰員。有一次戲演到戰爭場面，需要槍炮聲的音響效果時，恰好山那邊炮聲隆隆、槍聲大作，產生了極佳的“音響效果”。劇社的同志風趣地說：“我們演戲為戰服務，現在戰斗也為我們演戲服務了。”

　　開展戰地文化工作，單憑專業文藝工作者創作出的作品是無法滿足官兵需求的，必須鼓勵官兵學會運用自己的語言，寫出或講出反映自己的、集體的生活、感情與戰斗的故事。培養有文化的官兵，就要把文化的武器交給官兵，鼓勵官兵踴躍參加群眾性戰地文化活動。上甘嶺戰役中，志願軍第十五軍辦了一個《戰場報》，專職記者隻有宣傳科二三人，但部隊人人都是通訊員，能極快得到最前沿的最新消息。當天有英雄事跡和戰斗經驗，他們當天就能寫成文章刻印見報，極大鼓舞了士氣。

　　人民軍隊的戰地文化具有先進的政治屬性、鮮明的戰斗底色和廣泛的群眾基礎。新時代的戰地文化建設，必須堅持以習近平強軍思想為指導，深入戰地一線，和戰士打成一片，堅持用群眾自己的成果武裝群眾，善於發揮群眾的偉大智慧和創造力，使之真正成為啟發軍民覺悟，宣傳黨的政策，鼓動士氣、激發戰斗力的強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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