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全黨優秀代表於一堂”——黨的七大代表是怎樣產生的

　　開欄語

　　明年我們黨將召開二十大。在黨的百年歷史上，黨的七大是一次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會議，“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制定了正確路線方針政策，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統一和團結。”毛澤東評價七大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鄧小平稱之為“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黨領導人民奪取抗日戰爭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提供了堅強保証。學習時報黨史國史版從今天起開設“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回眸”專欄，系統回顧七大召開的歷程及歷史意義。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上、在黨成立后召開的幾次黨代會中，佔有特別重要和特殊的地位。選好出席七大的代表，既是召開七大最重要的組織准備之一，也是保証大會成功的重要環節。

　　“盡可能作到用民主方法選舉代表”。把優秀的黨員推選成為黨的代表大會代表，是黨的組織部門的一項重要任務。1937年十二月會議決定召開七大，選舉代表的工作便正式提上議事日程。總的來看，七大代表的產生，前后大致分了三批，即1939年、1943年、1945年初，都是根據中央提出的代表要求，由各地選拔而來。

　　1938年1月20日，中共七大准備委員會秘書處發出地方黨籌備七大工作的第一號通知，要求各地要“選拔培養與訓練黨的優秀干部准備為出席大會代表的候選人”。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關於七大代表的問題，規定了代表的數目、不同成份、男女、各種工作、各個地區的比例。4月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大會規定出席代表人數500人。10月，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全會閉幕之后，適時地進行選舉，“使那些最優秀的最為黨員群眾所信托的干部與黨員有機會當選為大會的代表，使七次大會能夠集全黨優秀代表於一堂，保証大會的成功”。11月6日全會通過的召集七大的決議也規定：代表的產出，“須盡可能作到用民主方法選舉代表”。

　　1939年6月14日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第二號通知，對代表資格的要求和各地區代表名額的分配，作了明確的規定，包括：政治上絕對可靠、一年以上的正式黨員、真正能代表該地組織、反映該地工作的各級干部、代表年齡一般為二十歲以上﹔盡可能求得工人百分之二十，婦女、青年百分之十，工人成份盡可能求得其中有大城市、大產業、鐵路、海員、礦山等工人參加，但不得濫竽充數。7月21日，中央又發出第三號通知，要求各地除照數選舉正式代表外，並應選出三分之一的候補代表（總數為一百五十人），遇正式代表因工作不能出席時，候補代表可按次遞補為正式代表。

　　中央決定七大代表的名額按照各地黨員的數量、質量、環境、交通等條件分配。1939年時，北方局20.2萬黨員，選74名代表﹔華中局4.67萬名黨員，選50名代表﹔陝甘寧有5.6萬余名黨員，選100名代表﹔八路軍約有9萬名黨員，選95名代表﹔新四軍約有1萬名黨員，選50名代表。因為各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的黨組織所處的環境差異很大，所以各地選舉的方式和方法也不一樣。

　　各單位和各地代表的產生。按照中央的文件精神，各地代表的產生，主要是分為民主選舉和領導指定兩種情況。有條件的地方和部隊，基本上採取民主的方法選舉產生。在地方，由各省的或區的代表大會選出﹔在部隊，由八路軍、新四軍師的黨代表大會或支隊黨代表大會選出。

　　中央直屬機關代表是由中央直屬機關選舉產生的。中央直屬機關主要有中央辦公廳、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新華社、中央統戰部、中央社會部、中央城工部、中央黨校等。負責群眾團體的中央民運委員會，下轄工會、青年、婦女等工作部門，還有解放日報社，等等。地點以楊家嶺為主，還有棗園組。中央軍委直屬機關，以王家坪為主，有總政治部、中央警衛團等。據七大代表回憶：“能否選上，是正式的代表還是候補的代表，完全由票數的多少來決定。后來選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也是這樣，嚴格按照選票的多少入選。七大的選舉完全是民主的，選舉人、被選舉人互相都認識。”

　　不少地方黨組織按照中央的要求，通過召開黨代會選舉產生七大代表，如陝西省、陝甘寧邊區、山東、山西等地區。1939年8月，陝西省委在雲陽召開擴大會議，選舉賈拓夫、歐陽欽等為七大代表。同年11月，中共陝甘寧邊區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安塞舉行，與會代表170名，選舉出席七大的代表是會議的議程之一。時任三邊地委書記的白治民、八路軍留守兵團第5團政委李宗貴，都是在這次黨代會上被選為七大代表的。1939年10月，在山西嵐縣王獅村召開的晉西北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趙林、羅貴波等被選為七大代表。同年12月，晉西南區黨委在山西隰縣高家條村召開全區第一次黨代表會議，選舉產生林楓、張稼夫等7人為七大代表。有的地方因戰爭環境不能召開代表大會選舉，也有直接指派的七大代表。

　　當時在蘇聯治傷的周恩來，於1939年12月29日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提交了《中國問題備忘錄》，在最后部分講到中共七大代表的選舉問題，指出因戰爭關系，直至今年下半年，始在各地召集省區代表大會，進行代表選舉。全國代表人數，規定500人外加候補代表三分之一。其中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北中原各省區代表在7、8月中多已選出。

　　七大代表有的沒能參加大會就犧牲了。談到當年七大代表的選舉，作為親歷者的楊斯德贊口不絕。他回憶說，所在部隊選舉七大代表時十分嚴格、十分民主。代表的首要條件是作戰勇敢、工作先進，能起模范帶頭作用。他所在的黨支部推選出的一位叫朱廣泉的代表，到延安出席了七大。

　　方朗是大后方代表團的女代表，在出席七大的代表中是最年輕的一位，由中共閩粵贛特委選舉產生。當時中央給閩粵贛邊區10個代表名額，其中，有3名是指定的正式代表，即時任第十八集團軍和軍委參謀長、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的葉劍英﹔時任第十八集團軍駐第一戰區高級聯絡參謀邊章伍﹔時任中共閩粵贛特委書記的方方。按規定，本地區的代表、青年、婦女代表要佔一定比例﹔正式代表要有實際斗爭經驗，等等。所以，當時17歲的方朗，在1939年11月中共閩粵贛特委召開的各縣代表會議上被選為候補代表。

　　有的同志被選為七大代表，卻因為工作需要離不開，沒能到延安出席大會。有的是已經到了延安，但因會議延期又因工作需要離開延安，如李大釗的長子李葆華。還有的七大代表沒能參加大會就英勇犧牲了。如時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劉英，當選為七大代表，並且已經在前往延安的路上，因為工作需要，他又回到浙江。1942年2月，他因叛徒出賣在溫州被捕，后英勇犧牲。還有當選七大代表、曾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南方工委書記的張文彬，因叛徒出賣，被國民黨頑固派逮捕，受盡折磨，1944年在監獄中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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