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希德：領銜中國半導體“破冰之路”

　　在擔任校長的幾年裡，謝希德平均3天就要寫一封推薦信，每年要送走一百多位學生，打字機成了她使用最多的工具之一。

　　復旦大學的校園裡，謝希德的塑像被擺放在顯著位置。這位與中國共產黨同齡的女性不僅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原校長，還是我國半導體物理學的開拓者之一、我國表面物理學的先驅者和奠基人之一，被稱為“中國科學殿堂最美女人”。她用一生的奮斗，啟示后人。

心系祖國的“大雁”

　　在復旦大學校園原創話劇《謝希德》的第一幕中，主演謝希德的演員深情地說：“我覺得自己像一隻大雁——在寒風蕭瑟萬木凋零的嚴冬，不得不離開家園﹔如今春回大地，我要振翅飛回祖國故園，去耕耘，去奮斗。”這些話正是謝希德一生的寫照。

　　謝希德的父親謝玉銘是中國著名的物理學家。謝希德很小的時候，父親就經常對她說：“中國需要科學。”謝希德在抗戰流亡中完成了中學學業，連續兩年考取了兩所大學，卻因患股關節結核而休學。當時的中國醫學界還不能治愈結核病，這不僅讓她耽誤了4年的學業，更讓她從17歲時落下終身殘疾，右腿從此不能彎曲，此后一直行走艱難。直到第3年病情穩定，謝希德才入讀廈門大學物理系，后赴美留學，先后獲史密斯學院碩士學位、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

　　1952年，謝希德與男友曹天欽約定一起回到重獲新生的祖國。但當時，回國計劃遭到謝希德父親的強烈反對。謝玉銘給自己唯一的女兒寫信說：“得悉你欲回中國，我感到很不安，我不想讓你回到貧窮而落后的中國去。”這時的老物理學家對當時的內戰和腐敗深感絕望，早於1947年隻身漂泊海外。

　　謝氏父女都是一生致力於物理學研究的優秀科學家，都享有崇高的榮譽，但此后他們天各一方，這使謝希德學成后始終沒有機會與父親坐到一起暢談學術，這也成為她一生最大的遺憾，“父親一定很傷心，我也很傷心，因為我知道他一直特別喜歡我。”

中國半導體物理學的“破冰者”

　　回國后，謝希德來到復旦大學。

　　“上謝先生的課，腦袋裡好像一張張彩色的圖出來了，上光學課是非常形象生動的。”謝希德當年的學生，現為復旦大學物理系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的王迅回憶說。他清晰地記得，20世紀50年代前期的大學教材多是用蘇聯的，謝希德則都是自己編寫，為了不讓學生忙於筆記而忽略聽課思考，她總是每堂課前人手一份地把講義發給學生。

　　1956年，黨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周恩來總理主持制定了我國第一個發展科學技術的12年規劃，一場雄壯的科學攻關戰就此打響。

　　為了拿下半導體這門現代科學技術的堡壘，教育部決定將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5所高校相關師生召集到北京大學，開辦我國第一個半導體專門化培訓班，由北大物理系教授黃昆擔任主任，謝希德擔任副主任。中國半導體由此開啟了從無到有的“破冰”之路。五校聯合專門組比較系統地培養出了我國第一批半導體專業畢業生，為我國半導體事業的發展作出了極大貢獻。

　　1976年，謝希德身上又一次發現了惡性腫瘤，但她仍然拖著虛弱的身體，時刻關注著科學發展。作為學界的前輩，她認為應該鼓勵年輕的同事們去開拓新領域。

　　“為什麼不鏽鋼不會生鏽?”“是什麼起了抗腐蝕的保護層作用?”“蘇美兩國每年因腐蝕而報廢的鋼材達4000萬噸，怎樣才能使我國有限的鋼材發揮更大的作用?”帶著這些問題，謝希德逐漸發現，固體物理、材料科學和量子化學之間正在形成新的邊緣科學即表面科學，其基礎是表面物理。51歲那年，謝希德做了一個重大決定：將自己的學術方向從半導體物理轉向表面物理研究。

　　她籌建的以表面物理為研究重點的現代物理所后來成為國家重點實驗室，培養了大批國家級的物理學家。由她和黃昆開啟的中國半導體事業更是迎來新輝煌——1992年，第21屆國際半導體物理會議在中國召開，這個歷來由歐美國家唱主角的國際會議落地中國，極大地展現了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科學。

新中國首位女大學校長

　　1983年，62歲的謝希德被任命為復旦大學校長。每天早晨，她總是先到物理樓的研究室，再步行到校長辦公室。她走得不快不慢，用物理學的術語來說，路上的“平均自由程”太短，“碰撞頻率”太高。途中，偶爾會有教師希望談談分房子、評職稱的事，把她攔住。正在攝影實習的新聞系進修生，也會把她當作練習的對象。她給復旦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民主之風。

　　作為新中國第一位高校女校長，謝希德高瞻遠矚、大膽開拓。她力排眾議，率先在國內打破綜合大學隻有文科、理科的模式，增設了技術科學學院、經濟學院、管理學院等幾個學院，將復旦變為一所擁有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和管理科學的綜合性大學。她抓教師隊伍建設，採用破格提升的方法，鼓勵學科帶頭人、青年教師脫穎而出。她注重發揮教師作用，在復旦大學推行導師制，聘任知名教師對學生實行“一對一”“一對多”培養。她還設立“校長信箱”“校長論壇”“新聞發布會”，溝通校內各方面情況，使存在的問題得以及時解決。她每年都要為考取“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項目的學生寫推薦信，這是在沒有托福、GRE的年代，送優秀物理學子出國攻讀研究生的一個項目。“送學生出去，讓知識回來”，謝希德送出去的學生幾乎在留學期滿后都回到祖國，並成為學術界的中堅力量。據不完全統計，在她擔任校長的幾年裡，她平均3天就要寫一封推薦信，每年要送走一百多位學生，打字機成了她使用最多的工具之一。

　　因為腿疾雙腿不能彎曲，晚年的謝希德也一直是站著工作，直到因突發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住院，她仍停不下來，隻在午間小憩半個小時。來探望她的人“抱怨”，這哪兒像個病房，根本就是工作室和會客室。她卻說：“我願意忘記自己是個病人，那樣我才會快樂。”

　　在生命的最后兩年裡，她已經沒有力量抵擋化療的痛苦，但作為科學家，她仍然不放棄對世界發展的關注。臨終前一年，謝希德還對學生說：“明年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參加美國物理學100周年年會，那時會有20多個諾貝爾獲獎者參與這個會議。”

　　2000年3月4日，與癌症斗爭34年的謝希德病逝，享年79歲。她在遺囑中寫道：“把我的遺體捐給中國醫療事業。”那天晚上，學生自發折疊的數千隻紙鶴挂滿枝頭，從復旦大學物理系學生宿舍9號樓一直綿延到第一教學樓。“對謝先生最好的紀念，就是傳承她的精神。”復旦人如此紀念她。在謝希德去世20多年后，中國人在科學技術自主研發道路上的不斷跋涉，足以告慰先生之靈。

　　（摘編自《三月風》2021年第5期 閆雙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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