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吉裡的中共四大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之地。中國共產黨第一、第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是在上海召開的。這是這座偉大城市的紅色印跡。在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上，中共四大刻下了重要的歷史標記，但它的會址早已消失在滄桑飛塵中。

尋覓廣吉裡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一大、二大會址都保留了下來，並得到參加這兩次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確認。兩個會址得到黨和政府的精心保護和仔細修繕。但地處閘北與虹口一帶的中共四大會址，卻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中被炮火炸為平地。在1937年的“八一三”淞滬會戰中，這兒又是主戰場，戰火再次燃燒。至上海解放，遺址已很難確認。

1984年，有關方面人士找到了一位老人，他叫鄭超麟。當時他是上海市政協委員。這位老人記憶力極好，根據他的記憶，中共四大是在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閘北廣東街背后鐵路邊上一幢三層樓的弄堂房子裡召開的，外地來的代表均食宿其中。他們睡在三樓，二樓開會，布置成課堂形式。樓下是客堂，樓梯口裝有拉鈴，一有意外，就通知樓上，以便代表們收起文件拿出英文教科書之類。開了三日或四日會議，未曾發生什麼意外。

1984年5月7日，有關方面人士陪同鄭超麟到閘北鐵路旁原稱廣東街的一帶尋覓，他反復行走辨認，初步認定中共四大是在東寶興路254弄28支弄8號召開的，原址已建起了一排新公房。后經多方查証，這條弄堂叫作“廣吉裡”。198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以頒布公告的方式，確定了中共四大的會址，並勒石紀念。同時在附近的廣場綠地裡，新建了一座美麗又庄重的中共四大紀念館，內以建筑模型的方式，再現了四大會址的風貌。

於是，中共一大的樹德裡，二大的輔德裡，四大的廣吉裡，這三條名稱吉祥的石庫門裡弄牽連起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早年的歷史。站在起點，回望初心，使我們對於覺醒年代有著無限的崇敬。

四大代表中的新面孔

1925年1月11日在廣吉裡召開的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代表共有20名，代表了當時的994名中共黨員。

這20名代表，有上一屆中央指定的代表3人，即陳獨秀、蔡和森與瞿秋白。全國各地，包括海外中共黨員推選出來的代表17人。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也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據鄭超麟回憶，維經斯基僅來了一天，由瞿秋白擔任他的翻譯。

這次代表大會中出現了幾張新面孔，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莫斯科中共黨員代表彭述之。他是共產國際選定的，擔任這次代表大會的秘書長，以后又當選為中央局的成員，負責宣傳工作，為中央局宣傳部主任。

在中共四大的代表中，另一張新面孔是何今亮，他是從蘇聯回國參加四大的。以后，為了方便在上海開展工作，根據陳獨秀的提議，他改名為汪壽華。汪壽華，浙江諸暨人，他早年在浙江第一師范讀書，追隨他的學長俞秀鬆參加革命，來到上海，並於1920年，由俞秀鬆介紹加入共青團。他在上海外國語學社讀書，一心想到莫斯科學習。他千辛萬苦去到海參崴以后，一則由於當時蘇俄內戰，西伯利亞大鐵路被切斷了，二則在共產國際遠東局工作的楊明齋看中了這個小伙子的忠誠、豪爽與膽識，將他留在了海參崴，介紹他加入了共產黨，專門負責幫助中國革命者前往莫斯科以及途經海參崴准備回國的中共黨員。汪壽華不負所托。他在海參崴、赤塔一線開了多家商號與飯館，廣交朋友，甚至與東北過來的土匪都有聯系。當時從蘇聯偷越國境到我國哈爾濱，然后坐火車到上海，是莫斯科與上海之間最快捷的一條路，但危險性也最大。可是由汪壽華護送的中共黨員通過此條路線從未出過事。黨的重要領導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任弼時等都曾得到過他的幫助。

中共四大以后，由於上海工作的需要，陳獨秀幫何今亮改名汪壽華后讓他留了下來。他參與領導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裝起義，尤其是在第三次武裝起義中，他是以陳獨秀為首的八名中央特委成員之一，主要負責浦東、南市一帶的起義工作。起義勝利后，汪壽華擔任上海總工會的委員長。在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夜，汪壽華被杜月笙誘騙到杜公館，秘密殺害，成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中共第一個犧牲者。新中國成立后召開的上海市總工會第一次會議上，首先通過的決議是派人從鄉下將汪壽華烈士的遺孀趙蘭花接到上海，由總工會終身贍養，以此表達上海工人階級對汪壽華深深的懷念。

出現在中共四大代表中，最重要的一張新面孔就是周恩來。據中國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記載：“旅法華人中共產黨早期組織，主要是在留法勤工儉學人員中形成的。於1921年成立，發起人有張申府和趙世炎，成員有張申府、趙世炎、陳公培、劉清揚、周恩來等。”周恩來一直在法國、德國、蘇聯學習與工作。他1924年9月回國到廣州，先后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以及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四大是他第一次參加的中共代表大會。

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選出了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彭述之、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中央局。不久又增補向警予為中央局成員，專門負責婦女工作。陳獨秀任中央總書記兼組織部主任。1926年，陳獨秀又急調周恩來抵滬，協助他擔任中央組織部的領導。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時，周恩來擔任總指揮。起義爆發后，周恩來親臨前線，帶領工人武裝攻佔北洋軍閥勢力最為猖獗的北火車站。正是周恩來、汪壽華這兩張四大代表中的新面孔，沖殺在武裝起義的最前沿，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依靠上海工人階級不畏犧牲的奮斗精神，取得了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偉大勝利。

明確提出無產階級

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

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的影響非常巨大。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受共產國際影響，中共三大認為中國工人階級尚未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勢力”，“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第108-109頁）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孫中山先生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國民黨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的有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3人。當選為候補委員的有林伯渠、毛澤東、沈定一、瞿秋白等7人。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人的積極努力，國民黨的組織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到1926年1月，國民黨召開二大時，黨員人數已經達到20萬人。而共產黨的活動卻大大減少了，黨員人數幾乎沒有增加。譚平山曾直截了當地對鮑羅廷講：“我們黨員無法抽出時間來做群眾工作，失去了與工人群眾的聯系……僅以廣州為例，國民黨有9個區委，64個支部，黨員7780人。而共產黨干部黨員僅30人……”（《共產國際檔案資料第一輯》第443頁、444頁：“鮑羅廷與譚平山的談話”）

就是在這麼一種錯綜復雜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了。大會對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探討，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問題。會議認為，無產階級“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而參加”。民主革命“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並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

建立工農聯盟，首先要熟悉農民、了解農民、教育農民。根據四大的精神，在廣州建立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了大批農民干部。大會修改了黨章，通過了14項決議。其中非常有意義的一條是改黨的小組為支部，提出“凡有黨員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這就為黨的大發展提供了組織保証。

全國民眾認識了中國共產黨

那麼，重新確立了黨的正確路線的中國共產黨，交出了一份怎樣的答卷呢？

1925年，中國工人運動進入高潮，其標志是“五卅”運動。

1925年2月，上海日資紗廠工人為反對日本資本家打人和無理開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而舉行了罷工。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指揮這次罷工的委員會。先后參加罷工的有22家工廠的近4萬名工人。日本資本家為避免重大損失，被迫答應了工人的部分要求，承認了工會組織。但日本人隨即反悔。5月7日，上海日本紡織同業會開會議決，拒絕承認工人組織的工會，要求租界當局及中國官方取締工會活動。5月15日，日本資本家宣布內外棉七廠停工，不准工人進廠，想使工人屈服。該廠青年工人、共產黨員顧正紅率領工人沖進工廠，要求復工。日本大班率領打手向工人開槍，打傷10余人，顧正紅身中4槍，壯烈犧牲。這件事成了“五卅”運動的導火索。

5月16日和19日，中共中央先后發布第32號與第33號通告，指示各區委、地委、獨立支部，號召工人、農民、學生及其他社會團體，反對日本資本家槍殺中國工人同胞，並籌募捐款，援助罷工工人，掀起反日愛國運動。

5月28日深夜，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陳獨秀、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惲代英、李立三等參加了會議。會議決定以反對帝國主義屠殺中國工人為中心口號，使斗爭表現出明顯的反帝性質，以爭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支持，並決定5月30日在租界內，舉行大規模的反帝示威活動……

5月30日，以上海大學學生為主體的2000多名學生，到公共租界最繁華的南京路等處，進行宣傳、演講和示威游行。英租界巡捕大肆鎮壓，先后逮捕了100余人，關在南京路老閘捕房。這件事大大激怒了學生與廣大民眾。下午，數千人奔赴老閘捕房，要求釋放被捕學生。不料租界當局突然開槍，打死13人，打傷數十人。犧牲者中有共產黨員何秉彝、共青團員尹景伊等。這便是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當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由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劉少奇、劉華等組成行動委員會，組織全上海民眾罷工、罷課、罷市，抗議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

6月1日，上海總工會成立，李立三任委員長，劉華任副委員長。6月4日，中共中央創辦《熱血日報》，由瞿秋白任主編，以及時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指導運動的發展。6月5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告全國民眾》書，嚴正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國的反抗運動之目標，絕不止於懲凶、賠償、道歉等”“應認定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為其主要目的”。

廣大的工人、學生，以及愛國商人，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舉行“三罷”運動。繁華的南京路，頓時成了一條死氣沉沉的大馬路。而在滬西各工廠，工人們組織起來的護廠隊緊鎖工廠大門，工人們席地而坐，到處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哪管鐵鏈子下面淌血花。拼著一個死，敢把皇帝拉下馬。殺人不過頭落地，砍掉腦袋隻有碗大個疤……”的歌聲，此起彼伏。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五卅”運動的狂潮席卷全國。中國共產黨人用自己大無畏的氣概，用自己的滿腔熱血，交出了一份令人民滿意的答卷。

“五卅”運動，以及6月19日由共產黨員鄧中夏、蘇兆征等領導的省港大罷工，讓全國廣大民眾認識了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實現了一個偉大的轉折，黨員人數從四大召開時的994人，到“五卅”運動結束后的10月，達到了3000余人，年底又達到1萬人。到了1927年4月黨的五大召開時，黨員發展到了57967人。

歷史選擇了共產黨，廣大人民從斗爭中認識了共產黨，並踴躍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共四大最豐碩的成果。

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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