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半生筆墨書“華”章

　　（1946年）8月，面對敵強我弱的嚴峻形勢，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滿懷信心地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十分堅定地說，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摘自《中國共產黨簡史》第111頁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美國著名進步記者、作家和詩人。從1925年起，斯特朗先后6次到中國採訪並最終定居中國，花費半生筆墨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故事播向世界，打開了對外宣介中國共產黨的一扇窗戶。

　　將中國工農武裝革命運動介紹給全世界。1925年，40歲的斯特朗首次來到中國，見証第一次國共合作下全國范圍內大革命高潮的興起。在宋慶齡的建議和幫助下，斯特朗順利抵達廣州，對省港大罷工進行現場報道。她還採訪了時任省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的蘇兆征，將發生在廣州的中國工人運動和反帝運動報道給全世界。

　　頗有戲劇性的是，當1927年斯特朗第二次訪問中國時，也目睹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這次在華期間，斯特朗報道了中國風起雲涌的工農革命運動、反帝反封建的國內戰爭，蔣介石、汪精衛對國共合作的肆意破壞，以及由此導致的大革命失敗。此外，她還深入湖南農村，對那裡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進行報道。

　　斯特朗將前兩次來華採訪見聞寫進《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民》一書，對中國工農革命運動給予高度評價：“有勇氣把中國從中世紀推進現代世界的，將不會是那些北方或南方的將軍們，不會是那些富有而又卑躬屈膝的上海資產階級，不會是那些膽小怕事的政客和官僚們，而必定是這樣的工人和農民。”

　　謳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人民戰爭。1937年底，第二次國共合作剛促成不久，在中華民族全面抗戰開始的重要關頭，斯特朗第三次來到中國。在此之前，美國另一位知名記者斯諾對紅軍長征以及西安事變的報道，深深吸引和影響了斯特朗。她決意將這次採訪的重點放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在晉西北的八路軍總部，她先后採訪了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賀龍等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將領，對八路軍這樣一支新型中國軍隊有了近距離觀察，並積極向世界進行報道。在第三次訪問中國的基礎上，斯特朗完成了《人類的五分之一》一書，大力謳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偉大人民戰爭，並作出“中國抗日戰爭必勝”的預言。

　　向國際社會揭露皖南事變真相的幕后英雄。1940年底，斯特朗第四次到中國訪問，再次見証了蔣介石蓄意破壞第二次國共合作、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斯諾最早將皖南事變的真相在美國報道，但是為了封鎖皖南事變的真相，國民黨進一步加緊對外宣傳的新聞檢查，反而污蔑斯諾造謠，取消了他在中國的記者採訪權。

　　在此之前，斯特朗1940年曾在重慶對周恩來進行採訪。周恩來將國民黨破壞國共合作的一些材料交給斯特朗，並希望她適時發布。1941年2月，中國共產黨寫信告知斯特朗盡快公開上述消息。經過一番周折，斯特朗將這些冒險帶回的珍貴材料，交給《紐約先驅論壇報》的一位記者並以后者名義發表。斯特朗在美國促成和發表的相關報道，與斯諾早先的報道相互印証，合力將皖南事變的真相大白於天下，有力配合了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斗爭。1941年3月，在國內外輿論和英美蘇三國政府的巨大壓力下，蔣介石被迫取消反共計劃，國民黨頑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得以退去。

　　對外系統報道毛澤東思想的第一人。1946年，斯特朗第五次來到中國訪問。她跟隨駐扎在共產黨轄區的一個美軍觀察組，獲得從北平到延安以及其他共產黨控制區域進行經常性“觀察”飛行的機會，走訪足跡幾乎遍及陝甘寧邊區、晉察冀邊區、東北解放區等共產黨全部控制區域。

　　在延安，她先后採訪毛澤東、劉少奇等共產黨領導人，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毛澤東同斯特朗的談話。在談話中，毛澤東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她將其發表在紐約《美亞》雜志上，從此，“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便聞名於世。她還在紐約《美亞》雜志發表《毛澤東的思想》一文，首次系統地把毛澤東思想介紹給全世界。

　　此外，斯特朗將第五次訪問中國的見聞編寫成《中國人征服中國》一書，記載了1946至1947年間她在解放區所見各方面卓有成效的政策，讓世界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解放區有了深入了解。

　　架起世界了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橋梁。在對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中國共產黨領袖多年的採訪中，斯特朗深受感動，曾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才是我願意度過后半生的地方”。1958年，73歲高齡的斯特朗沖破美國政府的阻撓第六次來到中國訪問，並定居北京，實現多年夙願。

　　定居中國以后，她不顧年老體弱迅速投入到對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報道中，先后深入中國農村乃至西藏實地採訪，完成《中國為糧食而戰》等新聞作品，用余生堅持不懈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故事播向世界各地。

　　晚年斯特朗在中國主要從事的另一項工作是編寫《中國通訊》。1962年，為了彌補在美國發表文章渠道的不足，根據周恩來的建議，她每月撰寫一篇關於中國的綜合通訊，寄給國外那些希望了解中國現狀的朋友。《中國通訊》第一期隻印了60份，之后在國際上影響力越來越大，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的報刊紛紛轉載，一度以6種文字發行超過4萬份。直到斯特朗逝世，《中國通訊》累計刊印69期，成為當時世界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

　　“六次訪問遍中國，半生筆墨書‘華’章”，這是斯特朗40多年不遺余力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進行國際宣介的生動寫照。1970年，斯特朗在北京逝世，遺體被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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