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隱姓埋名鑄核盾

　　1986年3月，向中央提出發展高技術建議的四位科學家。右起：王淦昌、楊嘉墀、王大珩、陳芳允。

　　王淦昌是“863”計劃的提出者之一，“兩彈一星”元勛、我國近代物理學宗師。“兩彈”研制時期，這位享譽國際的大科學家響應祖國號召，於聲名鼎盛時毅然隱姓埋名，到戈壁荒漠出生入死鑄就核盾。身份解密后，古稀之年的他四處奔走，用盡最后一絲力氣為祖國的高科技事業拔錨揚帆。王淦昌科學報國的忠誠和壯舉，為世人所懷念。

       一顆“爭氣彈”背后

　　1960年8月，一封名為《為在我國原子能事業中徹底實行自力更生的方針而奮斗》的電報從原二機部發出，向所屬單位鄭重宣告：“今后我部的事業完全由我們自己干，思想上、組織上和行動上必須迅速適應新的變化，必須拋棄一切依賴思想。”這是因為就在1個月前，赫魯曉夫集團召回全部在華專家，蘇聯對我國核物理研究的有限幫助徹底停止。既無學科積累、又無設施設備的我國核武器事業，一時前路迷茫。

　　關鍵時刻，黨中央下定決心，以蘇聯提出毀約的年月“596”作為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號召大批來自各地的科學家、中青年科研工程技術人員、工人和解放軍指戰員向核武器事業發起攻堅。正是在這時，王淦昌來到了新中國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那是1961年4月3日，剛剛回國不久的王淦昌接到黨中央通知，希望他參加核武器研制工作，放棄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國家迫切需要的應用性研究，最后問他是否願意改名——核武器屬於國家最高機密，參與相關工作必須長期隱姓埋名，不得參加學術會議、發表學術論文，更要斷絕一切海外聯系、不隨便與人交往。王淦昌當場表態：“我願以身許國！”並在第二天就到新的工作崗位報到。從此，享譽全球的大科學家王淦昌消失了，一位名為王京的學者悄然來到北京花園路九所，成為核武器爆轟物理研究負責人。

　　為了打響這顆“爭氣彈”，大家都憋著一股勁，立志要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然而，從無到有談何容易？人才短缺就是第一個“攔路虎”。那時我國近代物理剛剛起步，參加核武器研究的人員雖說都是原各單位的技術尖子，但專業上並不對口。年過半百的王淦昌以前研究實驗物理，對當時所需的炸藥學、爆轟學、爆炸力學等並不熟悉，也隻能從頭學起。但他知識面廣，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強，很快就能給手下的年輕人授課，還將自己了解到的情況和技術介紹給大家，進而提出了“炸藥透鏡法”“真空澆注法”等，解決了許多理論和工藝方面的問題。

　　技術是第二大問題。爆轟實驗技術是原子彈研制成功的重要基礎，王淦昌經常不顧危險，親自動手澆注、調整炸藥部件。在早期的“十七號工地”上，炸藥澆注是在一個通風極差的小工號裡進行的，而且需要人工攪拌。由於炸藥配方和工藝都在摸索中，操作者除了吸入TNT有毒氣體外，還要面對萘、鹵蠟等其他有害氣體。王淦昌是年紀最大的科學家，年輕人怕他身體出問題，不願讓他接觸這個環節，他就趁大家不注意時鑽進工號，堅持把工作一抓到底。就這樣，王淦昌帶領同志們不斷改進實驗，解決了炸藥質量問題，突破了測試工作的技術難關。

　　1963年初，核武器實驗、設計、生產等方面的工作人員轉移到位於青海金銀灘的221基地。王淦昌也和年輕人一樣，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隻身來到了這片荒灘。3200米的海拔讓很多人產生了高原反應，糌粑、干菜等簡劣飲食還誘發了其他健康問題。但王淦昌依然堅持快節奏工作，整日深入車間、實驗室和實驗場，走過了221基地每一個有爆轟實驗裝置的地方。

　　特別是在1964年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正式起爆前的那段時間，作為首次核試驗委員會的成員、冷實驗的總指揮，王淦昌一天不落地到各作業分隊檢查指導工作，大到試驗方案的設計、數據資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實驗場每根雷管的安裝，都要親自督陣。10月16日當天，他甚至自己坐著吊車，到爆炸塔頂對裝置進行驗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頭安裝是否可靠、電源是否全接通……一直忙碌到“零時”前，王淦昌才來到主控站和大家會合。當現場的高音喇叭讀秒結束，凝結了無數人心血的核爆炸火球噴薄而出，巨大的蘑菇雲轟然升起，王淦昌激動萬分。

       從一個高峰攀向另一個高峰

　　為原子彈誕生做出突出貢獻后，1966年初，王淦昌又與同志們一起制定了氫彈的爆轟模擬實驗方案，順利解決了引爆設計的關鍵問題。在研究的間隙，他開始思考：能不能利用現有核物理技術，以激光打擊加熱氘核產生聚變中子，實現核聚變能可控利用？

　　為此，王淦昌與幾位專家聯名給中央領導寫信，提出全國核電發展的統一規劃和集中領導，力圖從根本上幫助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類擺脫能源危機的困境。中國科學院院士賀賢土回憶，王淦昌為了促進核電事業發展，不顧年紀和身份到處游說。一次，中央書記處邀請科學家為中央領導開講座，王淦昌聽說了，也主動要求去講一課，題目就是《核能——當代重要能源之一》。

　　同時，王淦昌也開始關注新的戰場——高科技領域。20世紀80年代，美國總統裡根提出了“星球大戰計劃”，蘇聯和東歐集團針鋒相對地制訂了“科技進步綜合綱領”，法國牽頭的西歐17國、日本、印度、韓國等都制定了高科技發展計劃。國內有關部門也開始考慮對策，但在具體行動上並未真正落實，前瞻性的戰略設計更顯不足。

　　王淦昌看在眼裡，急在心中。1986年3月2日，他和王大珩、陳芳允等老科學家經過多方分析論証，聯名致信黨中央，提出“關於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僅3天后，鄧小平就在他們的建議上作了批示，指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出決斷，不可拖延”。因為科學家上書和小平同志批示都在1986年3月，所以我國的高科技發展計劃就簡稱為“863”計劃，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動化、能源、材料、海洋等技術領域由此打開了新的局面。

　　正如王淦昌的學生、中國科學院院士王乃彥所說：“在60多年的核物理科研生涯中，他對新鮮事物的高度敏感性和勇於創新的精神，不斷地從一個高峰攀登到另一個高峰。”

　　（摘編自《保密工作》2021年第7期 齊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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