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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管軍事人才的百年實踐及啟示

吳志忠
2022年02月16日08:45 |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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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大學校園一瞥。國防大學供圖

海軍航空大學某基地開展雙機編隊訓練,飛行教官駕駛殲-15戰機起飛。新華社發

【講武堂】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百年奮斗歷程中,堅持黨管軍事人才原則,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堪當大任的軍事人才,為我軍由小變大、由弱變強、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提供了堅強人才支撐。回顧中國共產黨黨管軍事人才百年實踐,從中獲取經驗啟示,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把抓人才能力建設與抓政治建設統一起來

中國共產黨在初創時期,就開始探索和標定軍事人才標准。1923年黨的三大召開后,黨開始在國民革命軍中涉獵軍事人才工作。當時提出,促進兵士“曉得黨的理論、主義、政策”“曉得時代政治”,努力把兵士“變成真正擁護民族解放的戰士”。1926年惲代英在給黃埔軍校學員作報告時,就提出軍官要明了而服從黨的主義,能夠有充分的作戰能力。

紅軍創立后,黨的軍事人才標准開始明確化。1929年12月召開的古田會議,規定紅軍新分子入黨的“五個條件”,明確紅軍除了進行軍事訓練,還要開展政治訓練。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首次提出“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標准,1941年中央軍委出台文件,明確今后提拔干部必須以德(對革命忠實)、才(工作能力)、資(資望與斗爭歷史)兼顧,初步統一了軍事人才標准。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多次明確政治標准與工作能力兩者缺一不可,要求做到又紅又專,並強調政治始終是第一位的。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提出干部和人才工作的“四化”方針、江澤民提出培養“德才兼備”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胡錦濤提出“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干部使用標准,都是黨管人才的“德才兼備”標准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豐富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主席從實現黨在新時代強軍目標、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的戰略高度,明確新時代“對黨忠誠、善謀打仗、敢於擔當、實績突出、清正廉潔”的軍隊好干部標准,強調政治標准是我軍人才第一位的標准,政治要求是對我軍人才最根本的要求,這是我們黨一脈相承的軍事人才標准在新時代的創新發展。

百年歷史表明,黨管軍事人才首先要與時俱進豐富人才標准,要把抓人才能力建設與抓政治建設統一起來,確保槍杆子掌握在有能力的、且對黨絕對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

完善政策制度,把軍事人才建設納入法治軌道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黨管軍事人才原則和制度創立與發展時期,重在管具體事務和概略設計,並適應戰爭需要出台單項政策。由於受當時軍事能力和水平限制,黨管軍事人才大量還停留在事務性服務階段,對人才發展還隻能著眼急需從總體上勾勒方向、明確思路,出台一些專項政策制度。比如,1930年,紅軍頒發《官兵考績問題的訓令》建立單項考評制度、1931年出台《中國工農紅軍優撫條例》和《紅色戰士傷亡撫恤條例》、1939年發布《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1940年發布《關於干部之提升與審查工作指示》、1941年發布《關於人事銓敘問題的訓令》等等,全軍才基本形成三級審批的干部政策制度。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是黨管軍事人才體系形成時期,主要是建立健全各類政策制度,初步形成軍事人才政策制度體系。新中國成立后,隨著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逐漸發展,軍事人才建設有了環境基礎,黨管軍事人才不再拘泥於管具體事務,而是不斷提升層次,軍事人才政策制度開始系統化、完備化、科學化。1950年11月,全軍召開第一次干部工作會議,1953年形成《中國人民解放軍干部任免暫行條例》,軍隊干部和人才工作有了統一的法規規范。1955年實行干部薪金制度、軍官軍銜制度、勛章獎章制度,以及后來施行的預備役軍官制度、干部離休退休制度等,逐漸形成黨管軍事人才的政策制度體系,黨管軍事人才有了更加全面系統的政策制度支撐。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是黨管軍事人才體系豐富時期,軍事人才政策制度體系進一步發展完善。1984年至1988年,健全了干部服役制度、恢復軍銜制度、建立文職干部制度,對干部編制崗位、調配交流、考核培訓、轉業安置等作出大調整。1994年至1997年,圍繞領導班子建設規范干部任免工作,健全完善基本法規,初步構建起我軍人才建設法規框架。1999年到2003年,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養干部制度,修訂頒布現役軍官法、現役軍官職務任免條例、《軍隊轉業干部安置暫行辦法》以及其他相關配套法規。這一時期,中央軍委還頒發《實施軍隊人才戰略工程規劃》《2020年前軍隊人才發展規劃綱要》,建立頒發軍官考評體系、任用程序規定以及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培養、基層干部隊伍管理等制度,黨管軍事人才政策制度有了新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實現軍事人力資源政策制度體系重塑重構。習主席把人才強軍與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強軍、依法治軍一體納入強軍戰略布局,親自領導部署深化國防和軍隊政策制度改革,適應我軍組織形態的革命性重塑,一系列軍事人力資源政策制度相繼出台,以軍官職業化制度為牽引,形成包括軍官、軍士、義務兵、文職人員管理在內的制度體系,黨管軍事人才的政策制度體系實現整體性重構,革命性重塑,軍隊人才工作邁入快車道、進入新境界。

百年歷史表明,政策制度更具有長期性、根本性、穩定性,黨管軍事人才必須統籌管宏觀與管微觀、管政治方向和管具體工作,以完善政策制度為基本路徑,把黨管軍事人才納入法治軌道。

不拘一格延攬人才,同時突出自主培養人才

縱觀黨管軍事人才百年史,黨歷來強調以自主培養為主,集聚延攬保留各類軍事人才,致力於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一是爭取對手人才為我所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十分重視在敵軍內部開展兵運工作,爭取敵軍嘩變、起義的同時網羅各類人才,對在戰場上俘虜的敵軍人才盡量爭取為我所用。第一次反圍剿中被俘的無線電報務員王諍,是黃埔6期無線電通信專業高才生,被俘后參加紅軍被委以重任,先后擔任無線電通信隊隊長、無線電學校校長、軍委第三局局長,后來擔任了軍委通信部部長、副總參謀長等重要職務,多次在作戰中發揮關鍵作用,培養了大批通信人員,成為我軍通信事業的開山鼻祖,新中國成立后被授予中將軍銜。

二是吸引集聚大量社會人才為我所用。黨管軍事人才從不把目光僅限於軍隊內部,而是放眼全社會乃至全世界。紅軍初創時期,在生活極端困苦的條件下,我們黨注重運用信仰、主義、黨和軍隊宗旨吸引網羅社會人才。1935年瓦窯堡會議上,明確提出“一切同情於反日反賣國賊的知識分子”“一切受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國民黨政府所驅逐、輕視與虐待的知識分子,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技術人員與新聞記者”“一切白軍官長、士兵,凡願反日反賣國賊者”“一切被國民黨賣國政府所排斥裁遣的失業軍人”等等,蘇維埃政府或紅軍都願為其提供庇護、工作或優待,甚至給予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抗日戰爭時期延安集聚延攬了大批社會優秀人才,一批中國最有才氣的理科生為八路軍造武器,一批最有才情的藝術家為共產黨搞宣傳,一批最能吃苦最有熱情的基層工作者為共產黨凝聚人心,甚至連很多日軍俘虜都全心全意替共產黨瓦解敵軍。

再一個是最大限度地自主開發培養人才。早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我們黨就公開或秘密派遣人員到黃埔軍校學習。創立紅軍后,黨派部分人員赴蘇聯軍事院校學習,秘密安排人員報考國民黨的軍事院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8年紅軍相繼開辦各類“流動訓練班”,1931年根據毛澤東創辦一所“紅埔”指示,創辦了紅軍學校,培養出數百名軍事人才。抗日戰爭時期,黨領導創立抗日軍政大學,抗大總校及其分布各根據地的14所分校,共培養了10多萬軍政人才。

新中國成立后,我黨明確提出,在相對和平時期,培養軍事人才的方法主要就是辦好學校,規定不經院校培訓不能提升干部。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實施人才強軍戰略,全面深化軍隊院校改革,建立健全層級分明、專業齊全、規模合理的軍隊院校體系,構建起“三位一體”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

百年歷史表明,黨管軍事人才必須要有寬廣的視野和寬容的肚量,不拘一格吸引延攬、團結集聚各類人才,同時要把軍事人才需求立足點,放在自主開發培養上。

愛才敬才護才,形成拴心留人干事創業的良好氛圍

栽好梧桐樹,引得鳳凰來。我黨集聚各方面人才,既靠理想信念和革命事業,也靠愛才敬才和護才舉措。

一是給予軍事人才以充分的尊重。中國共產黨領袖們尊重人才是舉世聞名的,黨的百年史上有許多佳話。1956年2月,毛澤東宴請全國政協委員,錢學森收到的請柬上寫著他的席位在第37桌,到了宴會廳后卻被工作人員領到了第1桌,緊挨毛主席座位的右側即第一貴賓的位置,后來才知道是毛主席審閱宴會來賓名單時,用紅筆把錢學森的名字從第37桌勾到了第1桌。2017年11月17日,習主席在與一次重要會議的代表合影時,看到93歲的核潛艇總設計師黃旭華院士站在代表中間,習近平握住他的手,請他坐到自己的身旁。可見我們黨的領袖對高端國防科技人才是何等的尊重。

二是給予軍事人才以充分的信任。淮海戰役時,戰前毛澤東致電粟裕等,放手讓粟裕根據他們自己的部署靈活指揮,既沒有規定硬任務,也沒有提出特殊要求,明確“由你們機斷專行,不要事事請示”。反之,蔣介石在這場重要決戰中任用“長腿將軍”劉峙為主將,理由據說是覺得劉峙比較“聽話”。於是短短幾十天時間裡,80萬美械大軍灰飛煙滅。后來有人總結國民黨為何失敗時說,“蔣介石隻用奴才不用人才,共產黨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對比之下,充分顯示了我們黨信任人才的巨大優勢。鄧小平后來在回顧二野歷史時曾談到,二野每次戰斗均由各縱隊指揮員負責,劉鄧從不親自指揮戰斗行動。事實証明,這種對指揮人才的信任,極大地激發了指揮員的主觀能動性,被鄧小平喻為一種“了不起的力量”。

三是給予軍事人才以充分的愛護。我黨對軍事人才的愛護,還具體體現在對他們生活關懷上。革命戰爭年代,盡管物質基礎薄弱,但黨仍從愛護人才的角度出發,盡可能地籌措給養、提供優待、改善生活,體現了強烈的愛護人才導向。在蘇區,由於經濟困難,廣大紅軍指戰員、各級黨政干部都是實行供給制,一律不發薪金,但對技術人才則特別照顧。《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優待專門人才暫行條例》規定,“各種專門人才在蘇區服務之薪金,不受蘇維埃薪資條例之限制。每月薪額由六十串至兩千串,有特別技能其薪資超過兩千串者臨時規定之”。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系統闡述了愛護干部的辦法,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照顧他們的困難,即“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項困難問題者,必須在可能限度內用心給以照顧”,對專門人才的家屬生活、子女入學等問題給予照顧性安排,我黨護才之心可見一斑。

百年歷史表明,黨管軍事人才就必須愛才敬才護才,形成有利於吸引使用保留人才的良好氛圍。

(作者系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員)

(責編:宋美琪、王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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