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

李敦白

　　“我追求某種理念，中國把這種理念變成了現實。在中國，我對生命有了新的看法。我是美國人，但我是中國的美國人。”這個美國人Sidney Rittenberg，二戰后來到中國，在昆明一家開明書店老板的建議下，在“李白”中間加一個“敦厚”的“敦”，取了中文名字“李敦白”，並沿用終身。從1945年到1980年，李敦白在中國生活了35年，深度參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始終對中國一往情深。

　　對中國共產黨心存向往

　　李敦白於1921年8月出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一個猶太家庭，少年時期就嫉惡如仇、追求正義。在大學讀書時，他加入了美國共產黨，積極爭取黑白平權、男女平等、勞工權益和學術自由。在此期間，他在美共機關報上看到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也閱讀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和卡爾遜的《中國的雙星》，對中國革命有了初步印象。而他第一次對中國產生濃厚興趣，是21歲一次偶然機會聽到《義勇軍進行曲》時。“我的感受可以用‘震撼’來表達！”這首激昂的歌曲在年輕的美國男孩心中播下了一顆種子，他與中國的緣分就這樣開啟。

　　1942年，李敦白參軍，后被派往斯坦福陸軍語言學校學習中文，授課老師中有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培訓班的師生絕大多數喜歡中國共產黨而不喜歡國民黨。李敦白在這裡聽到了解放區村庄豆選的故事，了解到八路軍戰士批評軍官的民主作風。他還了解到，共產黨抗戰積極，講民主，八路軍在關心亞洲問題的人裡面名聲尤其響亮。於是，他對共產黨進一步心生好感。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李敦白作為美國陸軍新兵抵達昆明，擔任美軍軍法處賠償損失部中文專員，負責民事賠償。此間，一個昆明小姑娘的案件給他帶來了強烈的沖擊——12歲的李木仙被醉酒的美國士兵撞死后，負責賠償的美軍上校居然隻給她的家人26美元賠償費。李敦白非常氣憤，替受害者及其家人申辯，但是被軍法處駁回。李木仙的父親是一個貧窮的人力車夫，他沒有再申辯，而把這種災難當作宿命來接受。李敦白被這種沉默和麻木深深地刺痛，他當時“心難受得抽搐，胸悶得無法呼吸”。后來，每當他面臨人生選擇的時候，“木仙總會出現在我的面前，讓我選擇與那些我認為能夠給他們公平正義的人站在一起”。

　　那些能夠改變中國老百姓命運的人，就是李敦白一直好奇而向往的、廉潔且充滿理想的中國共產黨。“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的木仙們就是安全的。”於是，兩個月后，本該復員回國的李敦白卻決定留下來，並設法到美軍的上海陸軍總部工作，還與上海的地下黨“接上了頭”。

　　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上海，李敦白結識了宋慶齡，並成為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的救濟觀察員。1946年春，李敦白奉命押運救濟糧食到中原解放區。當時，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將李先念率領的共產黨軍隊重重包圍。

　　到達中原解放區的首府宣化店后，李敦白感覺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天地，好像來到了另一個中國，這裡人的精神面貌，與昆明和上海完全不同，他們相互之間的親切，他們嚴肅認真的舉動中體現出來的庄嚴感讓他起敬。在這裡，李敦白結識了李先念、王震、王樹聲等共產黨的高級將領。

　　1946年5月8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國民黨代表王天鳴和美方代表白魯德組成的軍事停戰三人小組到宣化店進行“和平調處”。頗具戲劇性的是，當天李敦白在廁所裡巧遇了白魯德，而白魯德無意中透露了國民黨將進攻中原解放區的消息。這讓李敦白大吃一驚。李敦白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李先念，李敦白對革命的這次貢獻，讓李先念一直念念不忘。

　　1946年10月19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李敦白終於到達了紅色聖地延安。那是一個周六的晚上。在延安的周末舞會上，李敦白見到了景仰已久的毛主席，也見到了傳說中的朱老總。“在昆明時，有個人跟我講過許多有關‘朱毛’的英雄故事，他把朱毛當成一個人了。”李敦白的話引得大家哈哈大笑。這些共產黨的領袖為人隨和謙遜，對他禮貌有加，李敦白迅速愛上了這裡。在延安，李敦白擔任新華總社的英語專家，負責翻譯和修改稿件。斯特朗第二次訪問延安時，新華總社負責人廖承志委派李敦白任翻譯。1946年底，毛澤東在同幾個西方記者談話中表示：現在有兩種美國人，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萊都是好的美國人。

　　這一年，經李先念、王震介紹，中央批准，李敦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當時唯一的外籍中國共產黨員。

　　在中美之間架設橋梁

　　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即，李敦白卻卷入了所謂的“斯特朗國際間諜案”。直到斯大林時代的一些冤假錯案得到平反后，他才於1955年結束了牢獄生涯。出獄后，他沒有任何怨言，一如既往投身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事業。在廣播事業局，李敦白負責對英語廣播稿件進行潤色、把關，后來還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定稿工作。在這裡，李敦白還覓到了他的終身伴侶——王玉琳。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李敦白讀后淚流滿面：“他是共產黨員，我也是共產黨員，可我們之間卻有天壤之別。”於是他要求組織把自己的工資減半，不再享用單獨的辦公室和專車待遇，以實際行動向焦裕祿學習。這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周年的慶典上，斯特朗、李敦白等6位外國友人應邀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1980年，李敦白攜家人回到了闊別已久的美國。他說，從踏上中國土地起，他就決心為修建中美關系的橋梁努力一輩子，他確實是這樣做的。1981年，他協助美國著名主持人華萊士訪問中國，並促成1986年華萊士對鄧小平的採訪。晚年的李敦白與妻子在美國注冊了一家咨詢公司，叫做“李敦白有限公司”。他的公司始終堅持一項原則：對美國公司收取咨詢費﹔而對中國，無論是公司還是政府，從來不收錢。

　　2019年，98歲的李敦白走完了他傳奇般的一生。回想起自己的中國歲月，李敦白這樣說：“我這個前美共黨員與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一見如故……我熱愛他們，尊敬他們，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與腐敗的國民黨不同，他們在為民眾幸福而不是個人私利奮斗……在共產黨掌權的地方，我由衷地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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