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格有溫度的歷史記憶

　　展開人民政協始創和開國大典時的照片，聽攝影人講述攝錄時的心情，把我們帶入歷史現場，體驗身臨其境的真實感。這些老照片是歷史長河中濺起的浪花，更是歷史鏈條中不可或缺的環節。那些特定的場景與細節，既縱向貫穿歷史，又橫向涵蓋特定的空間，可以給我們提供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

　　拍攝政協籌備會

　　1949年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議。原版、未修的真實場景。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在這五天的會議上，以華北畫報社為主，並抽調當時在東北的攝影精英，以朴素而溫情的獨特方式記錄和見証歷史。他們“奢華”地為偉人拍下了一張“標准照”和參加新政協籌備會會議的一張大合影照，從而用瞬間的一個定格，烙刻了一個時代的永恆。

　　當時隻有19歲的華北畫報社軍事攝影記者孟昭瑞回憶說：

　　毛澤東主席同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高興地和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等會見，並合影留念。因為會見的人很多，所以，毛主席有時坐在凳子上，要休息一下，吸支香煙，慈祥地微笑著，周圍的人都用幸福、敬仰的目光望著毛主席。這是一個拍照片的最好時機。我一步一步走向前，平時操作自如的相機，這時顫抖地不聽使喚了。毛主席看出我的緊張，對我和藹地說：“別著急，慢慢來。”這才使我的心情鬆弛下來，恰到好處地按下快門，拍下了毛主席顯得格外朴實和親切的照片。這張毛澤東手持香煙，微笑得超自然的照片，后來廣泛地運用在各展館的展陳中。

　　當然，在全面禁止吸煙的大環境下，有人認為，毛澤東主席手持香煙，有損偉人光輝形象，在現在的一些展館的展陳，多數將這個照片進行了裁切。其實，歷史之真，更易於被人們接受，也不失偉人的高大形象。

　　在籌備會上，一張合影照，也讓孟昭瑞記憶深刻：

　　整個拍攝過程，是由周恩來親自安排的。在其站位上，他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主動地謙讓到最后一排。這是謙恭之舉，體現著共產黨人的偉大胸襟，也正是這樣的胸懷和謙禮，贏得了人民的愛戴。

　　大會籌備會新聞處處長宦鄉統籌大會的攝影工作。

　　8月19日，宦鄉制定了書面工作計劃，並將新聞處所屬的原攝影科分成攝影、電影兩科。攝影科的主要任務是負責政協會議全過程的紀實攝影和開國大典的攝影工作，以新聞處名義選編並及時對外發稿，供國內外報刊採用。政協大會期間的攝影完全由新聞攝影科負責，凡是報紙、刊物及其他機構需要的照片，由攝影科統一供應，其他人員均“謝絕攜帶照相機入場”。除此之外，攝影科還承擔拍攝代表証件的照片、參加會議人員的集體合影的任務。

　　按照工作計劃，攝影科由華北畫報社、北平電影制片廠、東北畫報社3個單位合作，抽調攝影人員聯合組成攝影科，並推定由華北畫報社主持這項工作。華北畫報社吳群為總負責人，擔任攝影科科長。

　　吳群，當時是華北軍區政治部《華北畫報》的攝影記者、採訪組長。吳群將攝影科設在中南海的一間平房裡。這一考慮緣於攝影科距政協會址懷仁堂和代表駐地都很近，又緊鄰大會秘書處和新聞處，採訪、請示工作都極其方便。除了總的工作計劃外，攝影科還根據日程安排，擬訂了每天的攝影採訪報道計劃，力求將工作做得細致、周詳，避免差錯和遺漏。

　　拍攝証件照片

　　在大會開幕前，孟昭瑞再次承擔了為代表拍証件照片的任務，照相室設在北京飯店舊樓二層的一間房子裡。

　　一天上午，孟昭瑞見3位身材魁梧的軍人走了進來。一位首長問：“是在這裡拍照嗎？”

　　“是的，首長請進。請您先在這裡簽名。”看了簽名，孟昭瑞才知道他們是陳毅、劉伯承和程潛。

　　証件照拍完后，陳毅很風趣地說：“揩點油成不成？給我們3個人拍張紀念照好不好嘛？！”

　　就這樣，一張具有歷史意義的，唯一的一張“三位將帥”合影，定格成像。這也是程潛將軍到達北平后的第一張合影照片。

　　由於孟昭瑞年輕，他除攝影外，還負責通聯、編發稿件等工作。當時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輛自行車。孟昭瑞將大家拍好的膠卷送到華北畫報社沖洗、放大。

　　孟昭瑞說，他在一個多月的採訪報道工作中，沒有睡過一次好覺，幾乎連軸轉。白天採訪、編發稿件，晚上送取制作好的照片。這段時間，是他一生中最忙碌、最辛苦，也是最輝煌的篇章。

　　擔任攝影科科長的吳群，為了政協會議的拍攝，更是想盡了辦法。他將其6位攝影師的署名全部改用代號。當時的代號編碼是A：侯波，B：陳正青，C：吳群，D：楊振亞，E：林揚，F：孟昭瑞。這種代號式的署名方式，主要是為節省時間，便於集中沖洗膠片。

　　在這6個人裡，陳正青年齡最大，參加革命最早，攝影經驗豐富，使用的攝影裝備更為精良，大家公推由他為攝影的主力，拍攝主要人物的活動、會議的一些重要場面。一切有利於拍攝的位置，他優先使用，盡可能讓他多拍。

　　拍攝代表簽到

　　1949年夏，剛從北平貝滿女中畢業的孫小禮接到通知，到中南海勤政殿政協籌備處“議事科”工作。

　　孫小禮的第一項工作是寫信封。秘書處給每人發一份“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各單位代表名單”和一大摞信封。領導要求她們字跡工整，不能潦草。第二項工作任務就是要熟記第一屆人民政協全體會議的46個單位662位代表的名稱和名字。第三項工作就是熟悉會場和各個小會議室，要做好各個會議的記錄。僅幾天時間，經反復練習、背記后，孫小禮胸有成竹，可以“實戰”了。

　　第一個實際工作是代表簽到。領導交待：代表簽名一律用毛筆，第一行寫單位名稱，由各單位的首席代表寫﹔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簽名﹔自第三行起是各單位的其他代表簽名，每行上下可寫兩個名字。

　　政協代表報到處分設在勤政殿、懷仁堂等幾處地方。各黨派代表的報到處設在勤政殿正門內的大廳裡。中國共產黨有正式代表16人，候補代表2人。陳雲同志是第一個來報到的，但按要求他在第三行上端簽了名。之后，劉少奇、周恩來等代表都先后來報到簽名，首席代表毛澤東是最后一位報到的。當時有攝影記者拍照，還有人拍電影。

　　多年后，孫小禮回憶說：

　　領導通知我和荊惕華，由我們兩位女同志來負責宋慶齡的報到，我們高興地接受了這一任務。在我的心目中，宋慶齡從來就有著極為崇高的形象，過去我們都稱孫中山為國父，孫夫人為國母，但是卻沒有機會見到她。現在要親自接待她來簽到，怎能不興奮呢！

　　在准備過程中，遲先達同志告訴我們一個情況：“宋慶齡不習慣用毛筆寫字。所以，我們應該尊重她的習慣，為她的簽到准備一支鋼筆。”

　　為此，我們在簽到的宣紙上試用了好幾支筆，才挑出一支比較合適的鋼筆。“9月中旬末的一天，天氣晴朗宜人，我們在懷仁堂門口的報到處等待著。”

　　宋慶齡由管易文陪同著來簽到了，她用鋼筆很工整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我們目送她走進一輛小汽車，隨即駛離了懷仁堂。

　　在9月22日的《人民日報》上，有一整版刊登人民政協會議的照片，其中有宋慶齡到政協報到的照片，照片中有荊惕華和我站立在簽到桌旁。周圍的同志指著這張照片對我說：“呦！你們兩人竟被拍攝進了這個歷史的鏡頭！”

　　30多年以后，在1983年參觀宋慶齡故居的時候，我又看到了這張照片，我對同去的朋友說：“那就是我。”這話被宋慶齡故居負責人杜述周同志聽到了，他立即向我詢問起來，感嘆道：好多年了，一直不知道這兩位女同志是誰！他熱情地讓我留下姓名和地址，可惜我已不知道荊惕華的去向。他說：“你們自己也保存有這張照片吧！”我說：“沒有，那時工作很忙，紀律又嚴，我們不敢去要照片。其實我們常碰到攝影記者陳正青、侯波等人，但從來沒有向他（她）們提出過要求。”他表示一定要翻拍了寄給我。果然，幾天以后，我收到了杜述周同志寄來的兩張五寸的翻印照片，讓我留作紀念。

　　孫小禮的回憶，有情有溫度。

　　拍攝開國大典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

　　開國大典要在遠遠大於懷仁堂會場的天安門廣場上舉行，隻有6個人的攝影科難以全覆蓋地完成拍攝任務。攝影組長吳群決定：在政協大會攝影報道的基礎上，擴大攝影規模，加強攝影力量，便火速特邀了駐京新聞單位的一些攝影記者來參加開國大典的攝影工作。著名攝影記者石少華、羅光達，以及宋貝珩、畢深忠、紅楓，總工會的陳勃和各地方報刊的攝影記者韋明、朱漢、張力、熊知行等人，全部按時報到，並按事先確定的位置，進入天安門現場採訪攝影。

　　這一天，天安門廣場成為人的海洋、紅旗的海洋。擔負天安門城樓上主席台攝影任務的是陳正青、楊振亞、侯波三位同志。陳正青分工拍攝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照片，承擔主要發稿任務。楊振亞則負責拍攝閱兵場面和游行隊伍。侯波沒有發稿任務，主要為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拍攝圖片資料，她是天安門上唯一的女性攝影師。

　　下午3點，是億萬人民凝神期待的時刻。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頓時，廣場上20多萬群眾歡聲雷動。

　　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宣布典禮開始，軍樂隊奏起《義勇軍進行曲》，毛主席走到天安門城樓主席台中央，以庄嚴洪亮的聲音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陳正青不失時機地按下快門，定格這永恆的一瞬。

　　這一天，陳正青不時地按動快門，整整拍了一個愛克發膠卷，記錄這一歷史時刻的照片，張張都堪稱經典。

　　與此同時，在開國大典現場上的每位攝影記者，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拍下了永載史冊的畫面。據吳群事后回憶，當坦克分隊駛入天安門廣場時，至少有10名記者拍下了“功臣號”。宋貝珩、熊知行、吳群拍攝下了群眾的歡慶場面﹔孟昭瑞抓拍了軍樂隊奏樂時的“音符”，楊振亞拍攝了朱德下達閱兵命令的瞬間，紅楓、石少華、羅光達拍攝了受閱部隊。各攝影記者們嚴格履行分工，恪守自已的定點定位，沒有漏掉一個重要場面。就這樣，開國大典以一副全景式的姿態，被永遠鐫刻在共和國的歷史上。這些紅色攝影，將偉人與人民，共同融進一個嶄新的國家誕生之中，以一個攝影集體，共同創作了第一屆人民政協大會和開國大典的記錄畫冊，並達到了裡程碑式的高光記憶。據不完全統計，從新政協籌備會議開始到開國大典結束，攝影記者們共拍攝了1.6萬張照片，如此大規模的有計劃地集體影像創作活動，在中國攝影史上堪稱史無前例。

　　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到開國大典，大會新聞處先后發布新聞照片175張，其中陳正青一人的作品就佔了總發稿量的近1/3，達56幅之多。足見32歲的陳正青對這次攝影作出的巨大貢獻。攝影科科長吳群其后撰文記述說，在這次重大的攝影報道中，發稿照片內容豐富，形式多樣，適應了國內外報刊和廣大讀者的不同需要。攝影工作者們群策群力，分工拍攝，任務落實到每個人，做到分區定點，按拍攝對象劃分攝影任務，工作各有側重，任務完成得非常出色。特別是有關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活動，陳正青拍得最多、最全、最好。

　　攝影作品集

　　事后，這些開國攝影工作者們還編輯出版了幾本具有歷史價值的攝影作品集。

　　一是以政協大會新聞處名義選輯制作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攝影》，選印7幅4寸照片，贈送給每位與會代表作為紀念，封套上印有“攝影科陳正青、侯波、林揚、楊振亞、吳群、孟昭瑞集體作”等字樣。

　　二是大會秘書處編輯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紀念刊》，16開精裝，收入照片827幅，包括了政協會議、首都風光和開國大典，是記錄新中國誕生的最完整的圖文並茂的畫冊，是新中國第一部大型攝影作品集。

　　此外，還編輯出版了《“新中國畫庫”第一種——“開國大典”》攝影集，48開本，共40頁，每頁選登開國大典照片一幅，全部作品均由華北畫報社提供。按照刊出作品的先后次序，作者有陳正青、熊知行、宋貝珩、吳群、孟昭瑞、楊振亞、畢深忠、石少華、紅楓、羅光達、張力、林揚等人。這是僅有的兩本以“開國大典”命名的專題攝影畫冊之一，另一本《華北畫報·開國大典》，是華北畫報社出版的專題畫報，封面用的是陳正青拍攝的那幅《開國大典》。

　　開國大典的照片，我們現在看到的，多是出自侯波拍攝的《開國大典》照片。但事實上，當時在全國各媒體乃至全世界看到的，都是陳正青拍攝的《開國大典》。

　　關於陳正青，中國照片檔案館的蔡毅曾寫專文介紹：

　　陳正青，原名陳弢、筆名蕭陵，1917年生於湖南長沙，1936年7月上海大同大學畢業。1936年底赴陝西雲陽加入中國工農紅軍，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9月畢業后到第十八集團軍西北戰地服務團從事文藝宣傳工作，歷任戲劇隊長、教員、編導等職務，轉戰於陝西、山西、晉察冀等地區。1944年底回到延安，在魯迅文藝學院干研班當研究員。

　　1945年赴東北軍分區任遼寧省文工團副團長、嫩江軍區政治部宣傳科長等職。1946年調任新組建的《東北畫報》社任攝影記者、出版科長和攝影採訪科長。他深入採訪拍攝了大量記錄東北解放戰爭的珍貴鏡頭，刊載於《東北畫報》上。

　　1949年北平解放后任《東北畫報》社特派記者，常駐北京採訪，同年7月，出席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第一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而后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攝影報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新聞總署新聞攝影局攝影處副處長、新華社攝影部通聯科長、記者室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職務，先后當選為中國攝影學會第一屆理事和第二屆常務理事。陳正青同志在擔任繁重的行政領導工作的同時，重視攝影理論研究，熱心新聞攝影學術討論，並始終堅持攝影採訪實踐，不僅在國內參加了一系列重大報道，還到波蘭華沙採訪世界和平大會，到匈牙利、民主德國進行攝影創作，積累了豐富的國際攝影報道經驗。

　　他的代表作《毛澤東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會場挂起第一面新國旗》《開國大典》《發布進軍令》《班禪額爾德尼向毛主席獻哈達》等，因真實完美地記錄了新中國發展歷史上的偉大瞬間，而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重要歷史文獻，成為中國照片檔案館的珍貴館藏，得以永世留存、永載史冊。因他於1966年不幸辭世，以至后人對他拍攝的開國大典照片，有些淡忘了。值此機會略加說明，以彌補新中國紅色攝影開篇大作的史實缺失。

　　這記述是溫暖的，是永恆的。

　　編外攝影師

　　在本文最后收筆時，還必須要補充一點，在開國大典中，除了特邀記者外，還有一些喜愛攝影的領導同志也拍了一些照片。慶祝大會籌委會新聞處副處長韋明，在天安門城樓上，拍了一張毛澤東的照片。而后來擔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童小鵬，開國大典時，在天安門城樓上拍攝了開國大典中獨一無二的彩色照片。

　　童小鵬是從紅小鬼成長起來的一名高級干部，因為讀過學堂，比起工農戰友來，他多了一支得心應手的筆。長征途中，他還是少年，卻養成了寫日記的好習慣。他的《長征日記》整理出版后，為黨史軍史留下了寶貴史料。長征到達延安后，童小鵬得到了一架照相機。他知道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長期做地下工作，擅長攝影，於是，便拜李克農為師，加上他天資聰穎，三擺弄兩擺弄，這台小小的照相機，很快被他操縱自如了。這讓他有幸在開國大典時得以發揮，定格了一代偉人在開國時的風採。但因當時國內還沒有彩色洗印設備，這張照片隻能轉到香港洗印后，再寄回國內，更平添了這張照片的分量和珍貴。正如他所說，曾拍過數千張歷史照片，也出版了兩三本攝影集，但最喜歡的、最鐘愛的，還是那張彩色的“開國大典”。

　　的確，一生能親歷開國大典，並親自拍攝一代偉人的風採，且是1.6萬多張照片中唯一的一張彩照，其“珍貴”前理所當然地要加上“極其”“稀缺”……

　　（本文作者朱彥為西北政法大學教授、民盟委員，閆樹軍為北京古都學會影像專委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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