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軍事帥才也是辦學治校內行

　　劉伯承元帥不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而且也是卓越的軍事理論家、軍事教育家，是我軍院校建設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治軍上，朱德贊譽他是“不可多得的將才”。而在治校上，周恩來則贊譽他“劉老辦學校是內行的”。

　　心系教育，建立軍隊自己的“鞍鋼”

　　“建軍必建校”“治軍必先治校”一直是劉伯承的主張，也是他從血與火的戰爭中領悟到的深刻道理。他認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沒有訓練的部隊是烏合之眾，不講戰術的指揮員是沒頭蒼蠅。辦校是培養人才、培養干部的有效途徑，有如“母雞孵小雞”。一大批合格的軍事人員是打贏戰爭、建設現代化軍隊的關鍵，與中國革命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關。早在滬順起義時，他就在起義軍中創辦了軍政學校，后來又先后主持和領導了紅軍學校、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等，為我軍培養了一批又一批骨干，對人民軍隊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0年，當他得知創辦陸軍大學的消息后，隨即致信黨中央，請求辭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第二野戰軍司令員等職，請求去辦校。這在許多人看來並不理解，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等職位高權重，並且中央已有意安排他當總參謀長一職，而他卻言語懇切地講：“戰爭已經結束了，我年齡這麼大了，還是讓我去辦學校吧！”當時，戰爭形態已發生革命性變化，人民解放軍面對的未來戰爭是諸軍兵種合同作戰、立體作戰的現代化戰爭，而我們的軍隊“距現代化還相差很遠”。因此，培養一批掌握現代軍事科學技術人才尤為迫切。中央軍委機關刊物《八一雜志》指出：“它（學校工作）像是我們建設現代化革命軍隊的‘重工業’，是我們軍隊自己的‘鞍鋼’。”劉伯承主動請纓辦校，既高瞻遠矚，更體現了他對我軍建設的高度責任感。1950年10月27日，年近花甲的劉伯承膺命從西南來到北京，一心扑在學校的規劃籌建上。至1956年8月，軍事學院建設成為擁有12個系的綜合性軍事學府，為后來全軍正規化院校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為戰育人，“缺什麼，補什麼”

　　劉伯承本身接受過系統的教育，他先后讀過6年私塾、3年新學﹔從戎后，在重慶陸軍將弁學堂學習﹔南昌起義失敗后，他被派到蘇聯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和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這些學習經歷，加之革命戰爭年代的辦學經驗，加深了他對教育規律的認識。劉伯承辦學治校的一個基本思想是學以致用、面向戰場、以戰育人。早年他在長征路上主持的紅軍大學，“最大的特點就是邊走、邊打、邊教、邊學”，研究和總結怎樣走、怎樣打，“做到了‘需要什麼，學習什麼’﹔‘缺什麼，補什麼’”，生動實用又具體。軍事學院創辦時正值抗美援朝戰爭爆發，這場戰爭對於嚴重缺乏現代戰爭實踐的我軍來說恰如一所“大學校”，人民解放軍的大部分特種兵、2/3的野戰部隊都先后入朝輪戰，就全國作戰部隊來講，有70%經受過抗美援朝戰爭鍛煉。從志願軍一入朝，劉伯承就密切關注戰爭的每一步發展，連續多次派出赴朝見學團，或聯系被調到前線指揮作戰的學員了解戰場形勢，同時邀請一線指揮員、赴朝慰問團負責人和朝鮮人民軍訪華代表團成員等召開報告會，並將作戰情況及經驗匯集成冊，作為最鮮活的教材貫穿到學院教學中。這種前線與后方、部隊與院校的密切交流，既升華了前線戰場的作戰經驗，也使學院的教育訓練內容直接取材於戰爭實踐，以戰教戰，事半功倍。

　　在領導軍事學院期間，劉伯承大興研戰、教戰、學戰之風，提出“實戰戰場上的勝敗即是測驗我們教育工作成績好壞的試金石”，要求干部要對學員“負責到底”。學院著重培養學員“想定作業就是實戰”的思想，針對“現代戰爭在主要戰場上的正規戰，是諸兵種的合同戰斗”的特點，在擬定演習計劃時，從實際出發、照顧未來，反對“想當然”和“一廂情願”。在他的指導下，學院先后組織實施了35次實兵示范演習、“首長—司令部”演習和12次規模較大的現地作業，使學員掌握了諸軍兵種合同作戰知識。1955年，學院還選派數名教員赴前線參加解放一江山島戰斗，從戰爭中學習戰爭。

　　善於治校，打造正規化辦學樣板

　　劉伯承治校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教之以政治，繩之以紀律”。對軍隊院校來說，政治過硬是第一要義。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軍建設的法寶，也是劉伯承辦校的重要法則。他尤其重視教員的楷模作用，每次從部隊選調教員，他都親自過問，嚴把政治關。鼓勵大家“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修養為軍事專家”，立志做“紅專教員”。軍事學院擔負培養全軍中高級將領的重任，為此，他親自擬定軍人德行內容，尤其強調對高級干部學員的“組織領導與思想領導”，要“一時一刻不能放鬆而必須予以重視”。凡是涉及作風紀律的事，他都會一抓到底。有一次，他聽說有教員對學員評分過寬，在親自了解、確認情況屬實后，嚴肅批評了教務科長，並把那個學員的分數改了過來。

　　劉伯承常說：搞劇團要有梅蘭芳那樣的名演員，開醫院要有手到病除的高明醫生，辦學校則要有一支精通業務的高水平的教員隊伍。他大力倡導“教學相長”，並將其形象地比喻為“結疙瘩”和“打收條”。教員寫提綱、寫想定、課堂討論后作結論、作業后作講評就是結成一個個“疙瘩”，學員唯有每課必求得練習，所學必求得鞏固，作業做得明白，考試考得清楚，這樣才算打“收條”，真正實現教員“交付”和學員“接收”對接的教學目的。

　　以上率下，“己身正不令而行”

　　劉伯承向來以治校嚴格、治學嚴謹而著稱，這一“嚴”字首先表現為嚴於律己、以身作則。他常說：“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有令不行。”作為德高望重的軍隊高級領導人，雖然年大體殘，但他始終活躍在教學第一線。為了講好“集團軍進攻戰役”一課，他查閱大量資料，編寫3.7萬字的講課提綱，廣泛征求意見，反復修改了三遍，這堂課在全軍引起強烈反響。課后，當有教員向他請教授課訣竅時，他風趣地說：“有啥子訣竅羅！我號召你們學習，我自己也要帶頭學習。我這是幾番心血一堂課，十八天准備，六小時講完。如果有什麼訣竅的話，那就是四個字：‘晝夜不息’。”為了重新校譯《蘇聯紅軍野戰條令》，他佔用休假時間，不顧右眼早已致殘，左眼視力微弱、流淚不止的病況，拿著放大鏡在鉛印本上終日伏案工作，直至一字字、一句句、一章章全部校譯出來，並親自過問版本樣式、印刷規格、封面裝潢、校對等具體事宜，高質量完成這項工作。

　　在軍事演習中，他更是身先士卒，親自審修計劃，親自選擇場地，現地勘察地形，巡視陣地構筑，檢查部隊部署，並經常抽空看望參加演習的各類人員。1951年臨淮關演習時，他聽說有幾個傘兵降落時受傷，當天就到駐地看望。在演習場，他頂著烈日驕陽，不戴草帽，不搖扇子，不解衣扣，風紀端正，嚴格遵守現場規定。有一次，身邊的工作人員把一頂草帽戴到他頭上，他立即摘下草帽，嚴肅地說：古代軍事家都講“夏不張傘，冬不著裘”，如果我們自己不以身作則，誰還相信你講的那一套呢！頂天立地的將帥風度，高尚嚴格的軍德軍律，無不令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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