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書：隻要祖國需要，“我願意”

　　王承書，祖籍湖北，1912年6月出生於上海，理論物理學家、核物理學家、工程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優秀共產黨員，我國鈾同位素分離理論奠基人。1936年，王承書從燕京大學物理學系畢業，獲碩士學位﹔1941年入美國密歇根大學深造，1944年獲博士學位，畢業后先后被聘為密歇根大學副研究員、研究員，兩度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工作﹔1956年回國后，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論研究室研究員、副主任﹔1958年，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熱核聚變研究室主任﹔1961年，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鈾同位素分離研究室研究員、副主任，從事中國第一顆原子彈高濃鈾裝料研制工作﹔1964年，任華北六〇五所研究員、副所長，大型氣體擴散機總設計師﹔1973年，任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三研究院研究員﹔1978年，任核工業部研究員，科學技術局總工程師﹔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學部委員。

　　在電影《我和我的祖國》中，演員張譯呈現了一場“沉默”的相遇：一個內向的男孩冒著核輻射危險成為“逆行者”﹔他與女友在一輛公交車上相遇，因工作高度保密而拒絕相認。這一角色的沉默，就是為了1964年10月16日那一聲巨響，茫茫的戈壁灘上升起了無比壯觀的蘑菇雲，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這一聲巨響震驚世界。這枚“原子彈”的背后，凝聚了科技戰線上很多無名英雄的默默付出。這其中就包括最讓張譯感動的一位女英雄——王承書。

　　不是我不愛美國的優厚生活，而是我更愛自己的祖國

　　1912年6月26日，王承書出生在上海的一個書香門第。王承書的名字取自《尚書》，她自幼聰慧，主要興趣在數學和物理上，她的數學成績幾乎每次都是拔得頭籌。1930年，18歲的王承書考入燕京大學物理系。在燕京大學的幾年裡，她作為班裡唯一的女生，成績一直在系裡名列榜首。1941年，王承書爭取到了美國巴爾博獎學金，當時的密歇根大學從未接收過已婚婦女，由於王承書的優秀，密歇根大學的教授們破例將她錄取。她和老師——國際物理學權威烏倫貝克一起進行氣體輸運理論研究，並在1951年提出了一個在日后被稱作“王承書—烏倫貝克方程”的觀點，一經發表便轟動世界物理學界，至今仍被沿用。烏倫貝克多次稱贊她是“了不起的人才”。1980年，烏倫貝克在流體力學年鑒上發表文章，對他與王承書在這一時期的研究做了回顧和高度評價。隨著“張氏原子”的發現，王承書的丈夫張文裕也取得了巨大的科學成就，按照美國法律規定，連續在美國居住5年就可以申請加入美國國籍，但王承書與丈夫卻不願意加入美國國籍，他們准備隨時回國，報效祖國。

　　新中國的誕生，強烈地激起了王承書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雖然中國窮，進行科研的條件差，但她堅定地表示：條件是要人去創造的，我不能再等別人來創造條件，我要參加創造條件、鋪平道路的行列。王承書讓西方科學界深信，她若繼續在美國堅持研究下去，日后有極大可能獲得諾貝爾獎！回國前，王承書夫婦因為在物理學方面頗有建樹，物質生活上很富裕。體面的工作、優厚的待遇、幸福的家庭……對於大多數女性而言，都應該對這種生活狀態感到滿足了。王承書后來回憶說：當初，不是我不愛美國的優厚生活，而是我更愛自己的祖國。

　　王承書的愛國精神不僅體現在為國盡責上，還體現在為國擔當上。王承書的學生諸葛福在一篇文章中講到過這樣一件事：1974年，大型擴散機的關鍵部件之一，動密封通過了單台試驗，性能良好。國防科工委和二機部主要領導來研究院召開會議，商討定型問題。在會上，匯報人夸大了動密封的成績，認為可以定型，上級部門很高興，會議呈現出可以定型的氣氛。科技人員雖有不同意見，但沒機會發言，也不敢發言。此時，王承書本著實事求是、對國家負責的態度，大膽地提出異議。她請求上級再給半年時間，在短級聯上做擴大試驗再做定論。王承書的意見言之有理，獲得與會者和上級主管部門的贊許。事實証明，經多次擴大試驗，動密封確實不具備工業生產條件，王承書用自己的科學精神和擔當精神為國家避免了因決策失誤而造成的損失。龔育之曾在《論科學精神》一文中講道，如果用最簡潔的語言來概括，用我們國家最多的人最熟悉的語言來概括，那麼應該說：科學精神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實事求是。在科學界現在有這樣一種現象：在做各種項目評審中，很少有人去批評，哪怕覺得這個項目很不好，大家總也不說話。針對這種現象，王承書的所作所為就是一面鏡子，愛國有的時候就體現在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是否敢於做到實事求是。

　　“我願意”“我願意”“我願意”

　　回國后，王承書在筆記中寫下：1956年10月6日是我難忘的一天，在離別了15年的祖國國境上，第一次看到五星紅旗在空中飄揚，心裡說不出的興奮，我要為國家做貢獻，國家需要什麼，我就干什麼。1958年，我國籌備建設熱核聚變研究室，組織希望能調王承書去挂帥，這個領域當時在國內還是一片空白，也是她從未接觸過的陌生領域，對46歲專業已經定型的王承書而言，是一個充滿風險的巨大考驗。面對錢三強的邀請，王承書毫不猶豫地說出了：“我願意”。這個選擇，對王承書個人來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如果接受這項任務就意味著她要和8歲的兒子分開生活，隻有周末能見到兒子。對於一個母親來說，肯定會有不舍。但她明確表示：這項工作誰都沒干過，誰干都不容易。別人的工作都已經上了軌道，而且還帶著年輕的同志，隻有我剛回國工作，還是我去干，對工作的影響最小。接手工作后，王承書馬上就帶領一些同志到蘇聯去學習，學習結束，在坐火車回國七天七夜的路途中，她把帶回的資料全部翻譯成中文，很快出版出來。經過2年的努力，王承書帶領著一支理論隊伍，填補了我國在熱核聚變理論方面的空白，為我國受控熱核聚變和等離子體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正當王承書准備在熱核聚變領域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時，一個突然的情況，不但再次令她從零開始，而且讓她從國際物理學領域徹底“消失”了。當時，我國濃縮鈾生產陷入困境，而濃縮鈾是制造原子彈的核心技術。面對這種形勢，1961年3月，錢三強再次找到王承書：承書同志，現在國家需要你再次轉行，這件事情要絕對保密，你看行嗎？王承書平靜地說：“我願意”，她不假思索地說出了這三個字。這次的選擇，意味著她要放棄之前在物理學領域取得的所有成就，從此隱姓埋名。錢三強對王承書強調，這件事情連丈夫張文裕都不能告訴，而且可能要和家人分開很久，也許還要隱姓埋名一輩子。王承書默默地說：沒關系。

　　時任副總參謀長張愛萍曾經到鈾濃縮廠做過一次調研，他問到有無把握按時生產出合格的產品時，把目光投向了王承書。王承書堅定地回答：可以。張愛萍又問，有什麼依據。王承書回答：我們在原子能研究所所做的理論計算和實驗証明，能保証按時出合格產品。她說：在我的承諾中，除了對孩子的承諾不能兌現外，其他的都能兌現。這就是一言九鼎！

　　在王承書及同事提前完成供給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裝料任務后，上級領導給予了高度評價，王承書隻說了一句話：這都是大家的功勞。1964年4月12日，鄧小平和彭真到鈾濃縮廠視察，在陪同人員中，鄧小平一眼認出了王承書。他說：我見過你嘛！1959年你胸戴大紅花，參加了全國群英會。從此你隱姓埋名，不知去向了，連你的先生張文裕也找不到你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錢三強向她發出第三次邀請，希望她繼續隱姓埋名從事核事業研究。王承書再次堅定地回答：“我願意”。

　　1966年國慶節，王承書作為有重要貢獻的科技工作者，被請上了天安門城樓觀禮，聶榮臻在向毛澤東介紹王承書時說，她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裝料作出了巨大貢獻，毛澤東聽到后，高興地說：“這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女功臣。”

　　為國家做貢獻是每一個公民的職責，何況是一個共產黨員

　　王承書在《中國科學院院士自述》中說：“我的學生時代，正值中國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內受軍閥與反動政府的統治時期，由於對當時狀況的不滿，養成了很濃厚的民族主義思想和正義感。”正是因為感受到了切膚之痛，王承書對於拯救國民於水火之中的中國共產黨高度認同。她感慨地說：“如果不是新中國的成立，我也許就不會回來了。我的願望是加入中國共產黨。”1961年，王承書如願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她筆記的扉頁裡，有一張發黃的字條，上面寫道：在無論任何條件下，堅決最好地完成黨交給我的任何任務，在必要時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從入黨那一天開始，她就從280多元的工資裡拿出200元交黨費，剩下的80多元裡，還要拿出一部分去資助學術活動和生活困難人員。黨委的同志勸她：“王先生，你不能這麼交，你還得生活呀。”王承書搖搖頭：我既然入了黨，就要給黨做貢獻。我用不了這麼多錢，國家不用給我那麼多錢。1992年，王承書的丈夫張文裕因積勞成疾去世，她將張文裕一生的積蓄10余萬元捐給“希望工程”，在西藏日喀則的薩迦縣，建起了一所“文裕小學”。我去核理化院採訪王承書的學生，他們說，三年困難時期，他們用的筆記本和筆，都是王承書用工資給他們買的。王承書對祖國和人民是無比慷慨的，對自己卻很摳門。她晚年患白內障，醫生建議她打10針進口藥，當她聽說每支藥600元，幽默地說：你看，我這雙眼睛還值6000元嗎？

　　1986年10月6日，王承書為了紀念他們一家回國30周年，舉行了一次小型的家庭宴會，她講了一段話：現在有人棄祖國而去，有人出國學習不願回來，而我卻要紀念我回國的日子。有人說中國窮，搞科學沒條件，其實我們回來時何嘗不知道，那時的條件更差。30年了，至今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的選擇沒錯，我的事業在祖國。1994年6月18日，王承書與世長辭。楊振寧先生發來唁電：“痛聞王承書先生因病去世。王先生是優秀的物理學家，對祖國教育事業、科研事業、國防事業都有巨大貢獻。她的奉獻精神和處世態度是我們的榜樣。”王承書在給學生的信裡曾寫道：我一生平淡無奇，只是踏踏實實地工作，至於貢獻，誰又沒有貢獻？而且為國家做貢獻是每一個公民的職責，何況是一個共產黨員。王承書留下遺囑，將個人書籍和科技資料全部送給了核理化院﹔點滴積攢的約10萬元存款再次全部捐給“希望工程”﹔另有零存整取的7222.88元作為最后一次黨費，交給組織。我們很少能夠讀到王承書表露個人心跡的文字，但是她寫過一篇散文《懷念敬愛的周總理》，她對周總理心懷萬分崇敬，而她也如周總理一樣，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曾專門去了王承書生前工作過的地方，位於天津的核理化院。在主樓一層，一尊王承書的白色雕像居於正中間位置。從一個狹小的電梯上到四樓，一間間朴素的辦公室，讓我仿佛回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時間在這裡似乎按下了暫停鍵。核理化院的宣傳部長問我對核理化院有什麼感覺，我脫口而出兩個字：朴素。王承書已經去世28年了，核理化院仍然保持著這份朴素。今天的核工業人，也許不用再和愛人上演一場“沉默的相遇”，但這仍然是一份默默無聞的工作，有些任務還需要和家人長期分開，並且對家人保密。“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在核工業人的接續奮斗中我們看到了王承書的影子……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