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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若干新观点述评:关于“安内攘外”政策

黄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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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党史》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抗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空前的、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近代中国这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历来是学术研究的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推动下,抗日战争史研究得到了全面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研究领域得到不断拓展、深入,而且新提法、新观点迭见,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本文仅就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中出现的创新观点作一述评。

  抗日战争的起点

  关于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学术界已有的观点是“九一八”说、“一二·九”说、“西安事变”说、“七七”说、“八一三”说、“八一四”说、“并存”说(即“七七”和“九一八”两种说法可以并存)、“区别对待”说、“对日宣战”说等。近年来又有人提出江桥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开端的观点。周喜峰认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桥抗战是中国军队最早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的大规模战役,应该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同时,江桥抗战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因此,中国抗日战争不是8年抗战,而是14年抗战,它的起始时间应该是江桥抗战爆发的时间,即1931年11月4日。①

  持此观点的还有李茂杰、赵俊清等。赵俊清认为,中国抗战始于1931年,抗战的标志是马占山领导打响抗战第一枪的江桥抗战。理由:一是此战规模大。敌我双方运用兵力都超过万人,此外敌人还运用了飞机、大型火炮、铁甲车等重武器;战斗中敌方死伤上千人,遭受巨大损失。此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敌方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二是此战为时早,时间长。它共进行15天;三是此战影响巨大。对于抗战始于1931年9月18日的北营突围战的说法,他认为由于当时东北军奉行的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当夜,北大营驻军的突围,虽有“不抵抗的抵抗”之说,但不具备主动抵抗的意义,因此,不能称其为抗战的标志。②

  对此,我认为:一是在提法上应把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区别开来。一般说来,有侵略就必然会有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是可以的。但如果要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作出精确的考证,江桥抗战无疑是一个更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二是应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区别开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历了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的演变,局部抗战无疑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局部抗战的起点不同于全民族抗战的起点。全民族抗战,从地域上说就是要“地无分南北、东西”;从成分上说就是要各民族、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团体、各界各军“人无分老幼”一致抗日。其中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一个最显著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无疑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三是应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抗日战争时期区别开来。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部抗战,无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从当时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心来看,仍处于国民党内部和国共之间的双重内战状态。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时局转换的枢纽,标志着10年内战的基本结束,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起点应比较合适。

  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问题

  长期以来通行一种说法: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使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做了蒋的“替罪羔羊”。曾景忠澄清了过去研究中存在的误区,认为张学良是不抵抗命令的下发者。其理由:一是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张学良不是凡南京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二是过去的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三是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二者有明显区别;四是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五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诉诸国联,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采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六是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中央政府。③不过,应该指出:肯定张学良应对“九一八”不抵抗承担重要责任,并不意味着否定张学良的爱国情操;而客观界定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也不是说蒋无须担责。关键是,我们应该进入当时中国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具体情境,了解为什么张学良会做出那样的举动,必须直面张学良当时的呼声:“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④

  曾景忠还对热河失陷后张学良辞职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热河沦陷后,蒋介石是在北上听取华北将领的汇报意见后,才作出批准张学良辞职之决定的。张学良辞职下野,反映了当时全国的呼声,是对其“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主义的总清算。断言蒋介石为转嫁热河沦陷的责任,落井下石,逼张学良辞职,此说未必能够成立。⑤

  张学良为什么要实行不抵抗政策·徐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依赖国联的思想尚未完全幻灭;依靠中央,寄希望于全国抗战;对东北军指挥不灵;中央政府支持不力,等等。除此之外,保存东北军的实力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⑥

  蒋介石、张学良同属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因其反共内战政策被人们视之为国贼或人民公敌,张学良则因为发动著名的西安事变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在以往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人们由于受这种感情因素的影响,加之其它复杂的原因,在蒋介石、张学良的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褒张贬蒋的倾向。这也是历史研究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缺陷。抗日战争已渐渐远去,蒋介石、张学良等都已先后作古,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研究这段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曾先生提出的新论恐怕比还原一个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更重要。

  关于“安内攘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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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编: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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