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党史研究>>研究·争鸣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政策研究综述

关锦炜
2009年10月29日15:44   
【字号 】 打印 社区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


  (《北京党史》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郑重宣布新中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一政策的提出及实施,奠定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史为鉴,认真研究这一政策,对于发展和完善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现将近年来国内学界有关“一边倒”政策的研究综述如下:

  一、关于“一边倒”的选择成因

  近年来,随着对“一边倒”政策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于“一边倒”的选择成因提出了新的见解。按照内外因素的划分,可以把这些见解归结为三个不同层面,分别以国际格局和美苏的对华政策,同美苏意识形态的亲疏与新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中共自身的革命逻辑和判断所产生的影响为着眼点,对“一边倒”的选择成因展开分析。

  1.国际格局和美苏的对华政策产生的影响。

  国际格局和美苏的对华政策作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在中共作出“一边倒”政策的选择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学者都是从这两个视角进入展开分析的。

  有学者就提出,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关系角度入手分析“一边倒”的形成,认为当时的国际关系有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以及冷战的开始与两大阵营的形成这两条线索。在这种新格局下,中国不能置身局外,中间道路难以行得通。从某种意义上讲,“一边倒”方针正是上述国际关系共同作用下的产物。①有人也持相似观点认为,新中国诞生之时,正是东西方冷战升级,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立的时候,美苏两国都不可能允许新中国在它们之间采取某种较为平衡的政策,新中国要保持中立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在两大阵营中作出抉择,也就是选择“一边倒”。②

  美苏的对华政策与“一边倒”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所在。同美苏两强相比,中共处于弱势地位,回旋余地相对有限,因此美苏的对华政策无疑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会确定一个怎样的对外政策有重大影响。

  战后初期,美国曾一度在中国政治格局的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学者就是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来说明新中国选择“一边倒”政策原因的。有人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经历了扶蒋压共、扶蒋反共到与蒋拉开距离但继续反共和“防止中共成为苏联附庸”的过程,正是美国的这种反华政策逐渐升级,才迫使新中国制定了“一边倒”的对外政策。③也有学者提出,美国出于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曾一度积极调处国共矛盾。但其所谓“大国”的实质是反苏反共之“屏障”,所扶核心只能是国民党。面对国民党被“推翻”的现实,美虽推出“灵活”政策,寻求与中共建立某种“承认”关系的可能,但又始终不愿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终将中共推向与苏结盟的“一边倒”轨道。④还有人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以遏制前苏联为基点的,该政策总体上是以扶蒋反共为核心,这种看法导致美国与新中国关系的好坏不是因为新中国怎么样,而是取决于美国与前苏联的关系怎么样。由于美苏关系日益恶化,就决定了美国与中共的关系日益恶化,也直接影响到中共作出“一边倒”的决策。⑤有的学者则非常强调美国对华政策所起的作用,把美国的对华政策看作是“一边倒”形成的依据,认为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是“一边倒”思想形成的起因,而美国的封锁禁运使“一边倒”政策得到强化。⑥

  也有学者是从前苏联的对华政策方面进行论述的。有人提出,在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前苏联的暧昧态度也发生了转变。1949年5月30日,罗申离开广州回国,标志着前苏联转向支持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26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出访前苏联,加深了两党的彼此了解,对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格局的形成具有开拓意义。⑦李妍认为,中国选择前苏联与前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因素有关,她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前苏联一度对中共的政策弹性很大,表现非常犹豫。1948年毛泽东提出去莫斯科商谈中苏问题,斯大林不同意,他决定派米高扬来西柏坡,而不希望毛泽东亲自去前苏联,他认为毛泽东还处于“游击队领导人”的地位,而不是一国领袖。这些因素都影响着中共的决策行为。⑧陈再生、覃帖珊则明确提出斯大林本人当时仍对中共是否会走上南斯拉夫式的道路心存疑虑,这就凸显了中共及时表明对外政治立场的重要性,促成了“一边倒”的选择。⑨

  2.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产生的影响。

  “一边倒”政策有很鲜明的倾向性,这使它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它又必须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依托,因此,在对“一边倒”选择成因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这一选择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国家利益的影响有不同的看法。

  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起了主要作用。刘建飞就认为,意识形态在新中国“一边倒”外交决策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他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是作出“一边倒”决策的决定性作用,反帝民族主义是选择“一边倒”的另一个意识形态因素,而战后的革命形势则是重要的促动因素,他还以中共放弃“中间地带”理论,转而接受“两大阵营”理论以及中共对苏南冲突的反应作为说明“一边倒”意识形态性的旁证。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对“形势决定论”的质疑,认为新中国成立时的客观形势起了促进作用,而不是根本性作用。当时的环境只是使中国领导人更坚定了原有的“一边倒”信念。⑩刘建平也认为意识形态的分析构成了毛泽东后来进行政治思考的基本框架,通过民主与反民主、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等意识形态概念,能合理解释为什么美国因为执政者不同表现出或战友或帝国主义的政治侧面,最终也能得出“一边倒”的选择。{11}

  还有研究者通过提出意识形态“镜像化”的概念来说明“一边倒”的选择成因。认为对以奉行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只要它坚持马列主义这面镜子认识世界、看待世界,认定前苏联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灯塔”,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不管中苏关系出现何种不和谐的因素,不管中国对美政策有多大的弹性和灵活性,在冷战初期的世界中,“一边倒”的潜台词只能是“亲苏”必然“反美”。{12}有学者则主要从意识形态的方面入手来探讨“一边倒”的形成。认为对新中国成立前夕“一边倒”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意识形态因素主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其主要内容包括奉行国际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等三个方面。此外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怀疑构成了“一边倒”外交决策的外部意识形态压力。{13}

  但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的影响起了主要作用。有人就认为,“一边倒”是当时中共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为处理新中国与前苏联的国家关系而提出的外交方针。这一选择并非双方意识形态同一性的必然结果,也并不主要是应对当时国际格局的对策。随着中共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成为执政者,面临的主要任务转向建立和巩固新政权,新中国在安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国家利益便生成了,在“一边倒”的选择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对这些利益的考虑。{14}周建超则把国家利益进一步细化了,提出“一边倒”的选择是中共对中华民族最高利益和经济建设的现实考虑,认为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为了保障国家安全,获得国际援助,以便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就必须选择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15}

  还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影响同时存在,其作用不可偏废。有研究者指出,“一边倒”既是包括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意识形态吸引的结果。新中国在建立前后面临的国际环境较为恶劣,国家的安全利益必须得到首要的考虑与保障,在此基础上,经济利益也是国家对外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此外,中苏两党都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而且中苏两党关系在历史上就很密切,尽管也有矛盾,但两党之间的向心力远远大于离心力。因此,意识形态的吸引也起着重要作用。{16}有人对此也持相同看法,把对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考虑一起列入“一边倒”形成的原因中,认为安全上和经济上的利益,以及中共作为一个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强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认定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看法都促成了“一边倒”的形成。{17}

  3.中共自身的革命逻辑和判断产生的影响。

  从中共的立场出发分析,学者们的视野较为开阔,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分析视角。

  有学者是从中共与美苏交往的互动上着眼,强调作出“一边倒”决策是中共依据形势不断调整变化的结果。孔寒冰指出,“一边倒”从深层次讲是中美苏三方选择的结果,但其中最关键的是中共自己作出的选择,大体从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经过了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到向前苏联“一边倒”的并不轻松的过程。{18}也有学者认为,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以对抗为主,但双方都谋求过合作。中共与前苏联之间虽有意识形态上的亲缘关系,但也存在恩恩怨怨,这些恩怨使毛泽东对能否获得前苏联的支持是没有把握的。在形势的变化发展下,中共最终选择了向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19}

  有学者是从中共领导下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和逻辑来看待“一边倒”政策的选择。牛军认为,“一边倒”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角,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民主革命的理念和经验,来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20}王国学认为,发端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一直在追求民族的独立与自强。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倒向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正是近现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直接归宿。这些正如毛泽东所言:“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21}

  陶季邑是从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自身的革命热情和决心作为着眼点分析的。他总结认为,毛泽东具有“为中国革命创造新的动力”从而“继续革命”的决心。当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范围胜利之际,毛泽东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使当时革命不失去动力,他决心“为中国革命创造新的动力”,从而“继续革命”,“摧毁旧世界”。而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当时共产党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惟一榜样。所以,毛泽东在“创造新的动力”、“继续革命”时,不得不以前苏联作为榜样,倒向前苏联阵营。{22}

  李妍则是从当时人心所向的角度来理解“一边倒”的战略决策的。她提到,中国选择前苏联与当时的社会心理、人民情绪有关。这种选择符合群众心理,人心所向。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他们希望新中国在世界上表现出新的形象,这正是革命成功的标志之一。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的成就表明,社会主义充满活力,中国人民愿意接受这个新型的制度。{23}
【1】 【2】 【3】 

 


  精彩推荐:【更多相关内容请进入>>>党史频道】

  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始末 周恩来两度哽咽失语

  【党史周刊】毛泽东"五虎将"歼敌数量比较:粟裕胜过林彪

  陈毅之子陈小鲁:一生系得几安危 成为粟裕女婿

  王洪文神秘“婚事”解密

  毛主席至今未找到的孩子毛毛

  彭德怀元帅的"骨灰谜案"揭秘

  中美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上的对峙 邓小平传话"一否到底"

  张爱萍:军队经商必然导致腐败 无异于自毁长城
(责编:王新玲)


相关专题
· 期刊选粹
· 孔寒冰专栏

  • 最新评论
  • 热门评论
查看全部留言

·焦点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