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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视野中的国外中国问题研究——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

梁怡 王爱云
2010年06月12日10:4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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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党史研究》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沈大伟,英文原名David L.Shambaugh,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现为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教授。目前,沈大伟教授受富布赖特项目的资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2009年10月28日,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梁怡、《中共党史研究》副编审王爱云就国外中国问题研究对沈大伟进行了采访。沈大伟对很多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观点。限于其研究视野,他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具有片面性。但是从整体上看,沈大伟的介绍提供了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轮廓。现将访谈录整理如下,以供国内学者参考。

  一、关于国外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

  采访者:沈教授,您是当今国际公认的研究当代中国事务、中美关系、国际政治和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权威专家。尤其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您在为美国《时代》周刊所写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中,对中国问题发表了比较严谨的看法,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国内,您接受《参考消息》、《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记者的专访,对新中国60年的历史和发展发表了十分中肯的评价参见《参考消息》2009年9月17日、《中国社科报》2009年7月2日。。今天,我们想请您专门就国外中国问题研究的情况作些介绍,尤其是人们不太熟悉的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中国问题研究情况。

  沈大伟:好的。在200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中国问题国际研讨会上,我曾作了一个演讲,题目就是《国际中国问题研究情况》,所以对这个问题我可以笼统地介绍一下。

  总的来说,近年来,中国问题研究在国际上有了蓬勃发展。这与中国的发展壮大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密不可分。从学术角度来说,新世纪以来,一些出生于中国、在海外受教育的华人学者逐渐崭露头角,在西方重点大学的研究和管理层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影响了海外关于中国教学和研究的发展及其方向。这一现象在美国和英国最为明显。在美国,目前在美国大学和智库大概有3000人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的华人学者不少于300人。其中有些人已出人头地,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专家,例如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裴敏欣、布鲁金斯学会的黄靖和李成、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力、哥伦比亚大学的吕晓波、杜克大学的史天健、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丹佛大学的赵穗生、康奈尔大学的陈兼、纽约城市大学的孙燕等。美国情报部门一向都关注问题研究,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机构差不多有一两千人研究中国问题,其中很多人研究解放军,但也有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现在都有研究当代中国的中心或者项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州立大学、地方大学、私立大学也开辟了中国研究领域。

  在欧洲,英国的中国学研究一直是比较突出的,其中国问题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十来所研究型大学之中。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建立的汉学基础上传承和发展起来的,包括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另一类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陆续建立的以研究近现代中国为主的中国学中心(其中历史最久的是成立于1962年的利兹大学中国研究系)。这些院校有关亚洲(主要是中国)研究的排名依次可为:伦敦、牛津、剑桥、利兹、曼彻斯特、威斯敏斯特、诺丁汉、谢菲尔德、爱丁堡和北安普顿大学。

  德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在欧洲排第二名。德国的汉学研究历史悠久,1909年,德国汉堡殖民学院(Kolonialinstitut)即创办东亚语言与历史研究所。目前德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还是没有脱离大的汉学背景,这表现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专业,或是从德国的汉学研究游离出来,或是寄存在汉学系里面,或是与临近专业合并,冠以东亚所或亚洲所等称号,并没有独立的研究机构。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受中国改革开放形势影响,他们正在从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哲学、中国史、语言为重点的汉学研究,转向传统汉学与中国现实问题的双轨研究。目前德国主要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有柏林自由大学东亚所、洪堡大学汉学所、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的汉学研究所、汉堡亚洲学研究所。近年来,德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已经有所衰弱,主要原因是一些老教授退休了,缺乏新的研究人员。

  法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我认为有些乱七八糟,比较复杂。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分散在许多研究机构而不是大学里。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机构是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下属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有五位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包括杜明(JeanLuc Domenach)和白夏(JeanPhilippe Béja)。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目前有五名研究中国的学者,包括伊沙白(Isabelle Thireau)、潘鸣啸(Michel Bonnin)和施维叶(Yves Chevrier)。里昂大学和普罗旺斯、埃克斯、马赛大学也有一些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在埃克斯、马赛大学,同当代中国相关的大多数研究在东南亚研究所进行,并且有人专门研究台湾问题。

  北欧一些国家的中国问题研究做得很不错,有大量的投资,虽然国家、大学都很小,但研究的质量很高。尤其是90年代末以来,新一代学者崛起,这种势头一直有增无减。如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亚洲研究系的李来福(LeifLittrup)、柏思德(Kjeld Erik Brodsgaard),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洲及太平洋研究中心的郝德馨(Thomas G.Hart),隆德大学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的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等,都已成为国际上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相比之下,南欧的研究相当薄弱。意大利完全没有当代中国研究,西班牙只有一所大学里有几个人在研究中国问题,葡萄牙也只有一两个人。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魏格林,她是从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调来的,主要研究中共党史。中欧没有当代中国研究,捷克、波兰也没有当代中国研究。捷克只有传统的对民国时代、清朝时代历史的研究。波兰有一名学者在华沙研究中国政治。罗马尼亚也没有中国研究。东欧也没有什么当代中国研究。东欧国家往往从苏联控制他们的历史来看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霸权国家,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去年我去捷克的首都布拉格作报告,在我所去过的国家中,捷克是我见过的最反对讨论中国问题的国家,他们对中国问题持有不可理喻的观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台湾蒋经国基金会的欧洲部就设在布拉格,而且他们跟台湾民进党关系很密切,和达赖喇嘛也有关系。现在在中欧、东欧国家,意识形态方面以及冷战史对他们研究当代中国有影响。这是我个人对欧洲中国问题研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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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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