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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王秦

  西安事变前后,潘汉年以中国共产党联络员和谈判代表的身份,四处奔走沟通联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一、国共莫斯科密谈

  1935年在红军长征路上,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与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潘汉年谈话,派潘与陈云赴上海,设法打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关系。2、3月间,潘秘密离开红军,历经艰险,由上海、香港转赴莫斯科。10月潘在莫斯科列席少共国际大会。又到列宁大学中国班短期学习,并与陈云、曾三等人赴苏联各地参观。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制定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在其指导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11月张浩到陕北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有关指示。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政策也曾一度有所变化。1935年11月蒋介石派陈立夫、宋子文负责主持打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工作。在陈指示下,曾养甫通过谌小岑、吕振羽与中共北平市委周小舟接触;同期还与中共长江局张子华接触;宋子文也通过宋庆龄派出董健吾,到陕北瓦窑堡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接通了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系;南京政府还指令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会见王明。自1935年年底起,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多渠道地开始初步接触。潘汉年是联络人员之一,自始至终担负重要任务。

  1936年1月王明在莫斯科向潘汉年交代新的任务:一、回国与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联络两党谈判合作抗日之问题。二、寻找已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恢复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

  1月13日,潘汉年在莫斯科与邓文仪会谈,双方都表示了抗日合作的愿望,但在军队统一指挥等一些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为使两党能在国内进行联系继续谈判,1月23日王明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回国后去陕北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面。

  邓将他同王、潘等人的谈话写成详细报告,派人专程送南京蒋介石亲阅,供决策参考。2月潘、邓再次会面。

  二、从南京到陕北

  4月潘到香港,给陈果夫发出联络信件,并会见中共中央派到上海的代表冯雪峰。潘、冯会面恢复了中共中央与上海地下党及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中断已久的联系。

  7月潘汉年在香港会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潘随张赴南京。陈果夫、陈立夫表示先派曾养甫做代表与潘面谈,等潘赴陕北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带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后,再与二陈正式会谈。潘与曾养甫会谈,潘向曾转达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三条意见:一、停止内战;二、释放政治犯;三、军队联合抗日。曾表示将这三条意见向国民党中央报告。

  8月8日潘汉年到保安,汇报了他在莫斯科接受的任务和在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联络的情况,将陈果夫、陈立夫的意见转致中央。潘还向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说明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络的办法及密码,完成了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络的任务。

  三、中共中央策略方针的转变

  潘汉年的汇报,反映了南京方面的重要变化。形势的变化促使中共中央必须迅速作出决断,拿出主张,以便同国民党谈判。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直接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这是第一份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主张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文件,在两党合作中有重要意义。

  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中,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乃此方针的继续与发展。

  8月下旬在西安潘汉年秘密会见张学良将军,商谈了国内形势和西北形势,并讨论了东北军与红军进一步合作的具体事宜。潘还秘密会见杨虎城将军,向杨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杨将军和十七路军的希望,重申红军愿与杨部联合抗日的意见。

  四、与陈立夫南京会谈

  8月底毛泽东主席电潘汉年指出:“因南京政府有了切实的转变,我们政策的重心在联蒋抗日。”9月潘返回保安,中共中央委派潘赴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国共合作事宜。

  9月24日潘携带周恩来的信件与毛泽东致宋庆龄、救国会领导人的信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等离开保安。一起出发者有叶剑英等人。

  10月2日潘到西安。4日、6日张学良两次与潘、叶见面。潘向张传达中共中央确定的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条件。

  10月中旬潘汉年赴上海,会见宋庆龄,又会见了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转交了毛主席的信并传达中共中央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主张。毛泽东的来函和潘转达的信息,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宋庆龄及救国会诸领导人的密切合作。

  不久潘到南京与陈立夫第一次会见。1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电潘,要他以中共代表身份邀陈立夫正式谈判,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潘、陈会谈。陈的态度表明蒋介石集团仍坚持借谈判之机收编红军、瓦解红军、取消根据地的立场。

  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为救蒋,南京政府内主和派展开努力。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强烈要求南京与西安谋求某种妥协,以缓和局面。宋美龄要求宋子文去见宋庆龄,希望了解中共方面的态度。宋庆龄十分关注西安局势,曾表示愿亲往西安斡旋和平。宋庆龄立即会见了潘汉年,将情况告知并征询潘的意见。潘将中共中央已决定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协商的消息告诉宋,建议宋劝宋子文等人前往西安,与张、杨及中共代表共同协商。潘又按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赶往南京,秘密住进宋子文公馆会见宋子文、宋美龄,同他们商定由英籍顾问端纳陪宋氏兄妹去西安。宋庆龄和潘的活动对促成宋子文、宋美龄西安之行发生重要影响,对南京与西安的谈判起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国民党CC派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很感惊惶,二陈立即命人赴上海找潘汉年,探听事变的内幕和中共的态度,潘汉年说明中共已派代表赴西安,表示西安方面正等待南京方面派人去谈判,不会加害蒋介石。潘表示如陈立夫去西安,潘可陪同前往。18日潘汉年会见陈立夫,向陈转达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两党合作抗日的基本条件。

  12月19日毛泽东向上海发电,要潘立即“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21日毛又电潘,要潘向陈立夫等表明中国共产党主张保蒋安全坚持国共合作立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潘汉年积极展开活动。

  与潘会见后宋子文、宋美龄飞往西安,12月23日、24日进行西安谈判,在周恩来、张、杨和宋氏兄妹等谈判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达成协议,和平谈判获得初步成果。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表示三点意见: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蒋)指挥;由宋氏兄妹和张学良代表蒋与周解决商谈好的问题;蒋返南京后,周可直接与他谈判。25日下午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飞回南京。在西安机场临行时,蒋对张、杨重申六项诺言。

  此后潘与陈、宋多次谈判,奔波于陕北与南京、上海之间。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在国内形势激烈变化的历史转折中,潘汉年肩负着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与国民党联络和谈判的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为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建立了功勋。

  来源:《人民日报》 1998年09月01日
 (责编:艾慧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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