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图书连载>>红色起点——南昌起义全记录

“五月指示”生事端

易宇,祥林,徐雁/著
2010年07月13日16:2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字号 】 打印 社区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


  返回连载首页《红色起点——南昌起义全记录》易宇,祥林,徐雁/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位留着大胡子的伟人,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曾这么说过:

  “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在1927年那个大革命的紧要关头,国共之间的破裂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促成这一破裂到来的,也还有一些偶然因素。共产国际发来的“五月指示”,就是其中之一。

  6月3日这一天,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罗易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忽然接到发自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的一封密电。当时苏联驻武汉有一个领事馆,设有电台,莫斯科的指示一般都由此转来。

  那时节,中国共产党还不能独立自主地决定革命的大政方针,要听共产国际的指示。一方面,当时的党还不成熟;另一方面,党的活动经费基本靠苏联提供。当时反动势力骂中国共产党“拿卢布”,其实蒋介石、汪精卫拿得更多。不过作为一个全无地盘和经济实体的政党,当时中共的活动确实离不开国际援助。根据现存的中共中央账目档案记载,在1927年1月至7月间,全党的党费收入不过7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就达18万元。如果再加上国际联络、工运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营救入狱同志和救济牺牲者家属)、特别费等等,总开支当在100万元以上。

  如此多的经费需求,只有不到1%是靠自己征集的党费解决,怎么能不求人?采取重大行动自然也得先征求苏联或国际代表的意见。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掌握着财权,特别是苏联顾问鲍罗廷当时恰恰管理着援助中共的经费,这也无怪乎他们有那么大的权威。

  其实直到30年代初,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能扶植王明上台,重要原因也在于财权在握。党内老资格的恽代英被捕,迟迟不掏钱去救;年轻且在党内无功绩的王明被抓,米夫马上拿出5000元去捕房行贿,迅速将自己这个门徒赎出来。毛泽东领导韵中国共产党人和军队在根据地的奋斗是自力更生,不依赖苏联的援助;即使有援助,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事实上也无法送到。这样,恰恰才奠定了以后独立自主的基础,而不是像东欧那样处于“儿子党”和“卫星国”的地位。

  进入1927年5月以后眼见得武汉的政治形势日益恶化,共产国际那里已是方寸大乱,下达的指示朝令夕改。在中国的两名国际代表相互之间也吵个不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罗易、鲍罗廷二人也屡屡发生争执。

  鲍罗廷认为国民党左派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必须向国民党左派让步。现在离开或者推翻武汉国民党政府,不是决裂,便是政变,这是党内的危险倾向。中共中央应该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即使这个政府已经公布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并有错误的法令。

  罗易则认为国民党中央已经是地主、军阀的代表,应该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中共中央应该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中央及政府发布的制止工农运动、保护封建制度的反动法令。

  这个印度人罗易,曾是个国际性的传奇人物。他早年参加反英斗争,前往美国筹集军火时逃往墨西哥,参与筹建墨西哥共产党。作为墨共代表,他到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受列宁委托起草了《民族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此后又前往苏俄塔什干等地建立印度共产党。他于1927年3月抵华后,主张是激进的。在中共五大以后,他主张反对武汉政府,却又对政府的首脑汪精卫充满信任,这实在是矛盾而且荒谬的。不了解他国国情,却又掌握决策权,恰恰是共产国际领导体制下的悲剧。

  5月21日“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刚刚发电要求中共在土地问题上“退让”,可没过几天又发来一封重要的指示电。签发日期是在5月31日,收到则是在几天后,因而称为“五月指示”。

  后来共产国际在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时,常常以此电报说明国际指示的正确和及时,而陈独秀却不执行云云。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党史书上也常常这样写。单从文字上看,此说似有道理,这个指示中说:

  “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成为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必须予与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出来的新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干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否则,国民党就有脱离实际生活并丧失全部威信的危险。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

  “组织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

  可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指示要求实行上述要求的主体并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要中共促成武汉政府实行。当时的武汉政府怎么可能实行这些要求呢?

  按张国焘事后回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了这一指示,到会的人听了都感觉到啼笑皆非。

  陈独秀逐条分析,认为无法实行。他说:

  “农民运动如果不过火,反动派的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因此,现在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况且国民党并未召开代表大会,如何能增加领导成员?建立军队,共产国际的这些紧急指示不是言过其实就是幻想;组织革命军事法庭也行不通。”

  其他人也议论说:

  “到了这个时候,怎么还能指望武汉政府惩治残害工农的军官?”

  “刚刚说我们搞土地革命就会与国民党决裂,现在又要搞土地革命,还要留在国民党内,怎么做得到呢?”

  大家把目光都投向鲍罗廷,请他拿主意。这位顾问毕竟到中国已有四年,与刚刚来到此只三个月的罗易不同,他明白国际的这一指示纯属不切实际的空谈,可是从组织关系上讲,他又不能不执行这一指示。这位出身拉脱维亚犹太人家庭,在布尔什维克党形成时即加入的老资格革命家还是有些胆量的,他马上起草一封电报回答:

  “如条件允许,即执行此指示。”

  当时根本不存在执行这一指示的条件,鲍罗廷的回答等于是拒绝。这一行动,使他在后来也背上了“违抗国际指示”的罪名,回国后追究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时自然成了处罚对象。

  共产国际的这一新指示,与几天前的要求突然又有了变化,这应该从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说起。

  会上,苏共的两大领袖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进行了激烈争论。

  托洛茨基向大会提交了《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只是一个空架子,主张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斯大林也作了题为《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农民土地问题,但没有指出武汉政府正在右倾,仍然认为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主张共产党人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以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

  会议通过的决议重申,武汉政府是国民党左派的政府,它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但是,它已经走上了这种专政的道路。

  这无疑是斯大林的观点占了上风。然而托洛茨基发出的指责,以及武汉地区还在恶化的形势,也不能不使共产国际要发出体现另一方面内容的指示。日后如果形势因右倾退让而恶化,还可以用此指示表示自己的指令是正确的。

  此前很长时间,斯大林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一直持不切实际的幻想。早在1926年11月底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斯大林就发言说:

  “国民革命政府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严重的错误。中国国民党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该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紧自己的工作。”

  正是坚持认为共产党人应该为国民党当配角,所以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斯大林仍要把援助重点放在国民党那里。1927年4月6日,蒋介石的反共屠杀已经迫在眉睫,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仍这样说:

  “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六天就发生了“四·一二”政变,这次倒是蒋介石把苏联的援助如同柠檬汁一样挤干后,把共产党人和苏俄顾问们扔了出去。斯大林在联共党内的对头托洛茨基讽刺说:斯大林讲人们应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对待一个挤干的柠檬把它扔掉,几天以后这个被挤干的柠檬却夺取了政权和军队。

  蒋介石翻了脸,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又把希望寄托于汪精卫,他们被这个貌若处子、讲话常带有煽动性的“政治花瓶”的假象所迷惑。

  汪精卫名汪兆铭,字季新,浙江山阴人氏,参加反清革命后取“精卫填海”之典故为自己取了后来人所共知的别号。他早年留学日本,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时他即加入并担任了评议部评议长。辛亥革命前他曾潜入京城,刺杀清摄政王载沣,事虽未济却是惊天动地,更因曾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被传诵一时。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党内元老们多不赞成,汪精卫却是少有的拥护者之一。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里病危时,是他起草了那份著名的《总理遗嘱》,自此被左派和进步人士所看中。他在广州时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向以国民党左派自居,素与右派胡汉民、中派蒋介石等不睦。

  那时的汪精卫确有令人称道的一面,却也有有始无终、反复无常的另一面。他虽为反对封建专制而去刺杀满清摄政王未遂,在狱中又为肃亲王(即后来的日本女谍川岛芳子亦金壁辉之父)所“感召”,表示过忏悔。辛亥革命时南北对峙,他拥戴袁世凯当总统,并与袁之子袁克定结为兄弟。他还到南京为袁氏当说客,问孙中山道:“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

  大革命时期汪精卫之所以有“左”的表演,重要原因在于他手下无权无兵,又为右派、中派所排挤,所以他能发些“革命”的空论,还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三·二0”事件之前,共产国际的援助重点是蒋介石,事件后发现情况不妙,才看中这个避居法国的“左派”。1924年3月汪精卫回国时路过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对他招待极为殷勤,许诺全力支持。“四?一二”之后,共产国际因有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之辈发难,遽遭变故,已是方寸大乱,把对国民党的希望都寄托汪精卫身上。

  其实,这时如果回顾总结一下前一段的错误,就应该马上改变政策。可是联共党内已经开始了为个人崇拜服务的造神运动,既然领袖是“神”,就自然不会犯错误,出了问题只应是下面执行者的责任。领导人不认错,也就不会改正错误。

  看一下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从马林、鲍罗廷、罗易、罗明纳兹到后来的米夫等人,无一不是因“犯错误”被撤换甚至受严厉追究,可是共产国际的领导者却总是正确的。明明造成大祸,也要全部归于客观原因和下级。

  在武汉局势危急时,斯大林面对着中国问题上明显的失误,却不做任何自我批评。当时在政治上还全力维护这位领袖的布哈林,也是在发言中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也许还包括赴华国际代表),谈到失败时连用了六个“如果”——

  “如果共产国际的指示得到贯彻,如果土地革命没有受到阻挠,如果武装工农的工作大力进行,如果忠诚的军队团结一致,如果明确的、有群众理解的政策得到实旋,如果关于国民党民主化的指示正确执行了,那末武汉的形势就不至于如此危急了。……”

  成绩归于自己,错误都属别人,出了问题先找“如果”按我的指示做将如何,并不惜断章取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很坏的作风,恰恰由这时起形成。

  共产国际八次全会既作出了依靠武汉政府的决定,同时又批评中国共产党许多摇摆现象,认为对国民党领导人的批评并不总是表现得十分坚决,对群众运动有惧怕情绪。会议期问,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批评中共对土地革命态度不够坚决,要求迅速改变,否则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要迅速反攻并解决许克祥,发动农民起来自动没收土地。

  然而共产国际这时仍要求中国共产党与武汉政府和国民党继续合作,还信任汪精卫。

  “五月指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出的。

  远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或许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做出的这个自相矛盾的决定,只能使事情更加恶化。

  共产国际派来指导中国革命的代表罗易,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在构成历史的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中,加入了非常重要的一环。按照常理,罗易将此指示电向中共中央传达后,是否给汪精卫看应与中共中央商议后再做决定。哪知罗易自作主张,明明看到中共中央不执行此电的指示,却又赶往武汉国民政府,约见汪精卫将此事相告。

  罗易不通过中共中央而把共产国际的密电直接拿给汪精卫看,一来可以认为是他盲目理解斯大林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态度;另一方面是他对汪精卫素有好感,认为汪精卫是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领导人,力图使他成为武汉政府的有力领袖,挽救危机。

  从这种信念出发,他也就不顾“内外有别”,把国际密电相告以示充分的信任。6月5日这天,汪精卫得到求见通告,忙把罗易迎进自己的办公室。罗易不遑多说,把莫斯科发来的电文摆到汪精卫目前:

  电文一式二份,一份是俄语原文,一份已由译电员粗略地翻译成中文。

  汪精卫不识俄文,自然拿起那份中文译稿。

  他不看犹可,一看登时神色大变。原来汪精卫虽然自诩为国民党左派,无非是想借助共产党一臂之力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哪有真心搞什么土地革命?共产党如此搞法,自己成为革命对象估计也就是迟早的问题。

  既然如此,何不趁本钱尚在,早图他就?汪精卫毕竟是老谋深算,主意打定,马上就说:“可否将此电文留下?兹事体大,兆铭不敢一人作主,须交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过后,再行定夺。”

  “不可不可。”罗易毫不犹豫,连忙摆手道。

  汪精卫登时表现出不快。

  罗易瞧出汪精卫的窘迫,连忙解释道:“此译稿未经最后核对,待核对后我再送正式中文译稿。”

  第二天,罗易果然又将译好的电文送来,与前文比,只略加通顺,并无删改。罗易还向汪精卫提出一项计划,召开地方代表大会,制定国民革命纲领,选举紧急代表,通过国民革命纲领,重新选举党的领导,排除那些不赞成国民革命纲领的人。

  汪精卫这时“证据”到手,就毫不客气地声称:“这一文件违反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显然,这是引用了四年前发表的那个代表了“联俄”政策的宣言的第一条——“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适用于中国。”

  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可以“联俄容共”,然而毕竟有这最后一道防线。越过这一步,那就要进步到要迈入共产党人行列了。汪精卫终究是国民党的维护者,莫斯科对他的幻想实在是太不切实际。

  据后来有人回忆,汪精卫拿到这个文件回到家里,终日闭门不出,一副苦像并见人就发怒,以致没有任何人敢进他的屋。此人过去一向以“惧内”著称,他的老婆陈璧君可以随时招唤他过去,而当天连这个雌老虎也不敢进汪精卫的屋门。显然,汪精卫在屋里苦苦思考,要下最后的决心。
(责编:刘倩)


相关专题
· 图书连载

  • 最新评论
  • 热门评论
查看全部留言

·焦点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