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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上台掌权

六、六届四中全会上台

2011年03月09日14:1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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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届四中全会不但使王明夺取了党的领导权,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就是六届四中全会本身,也发生了很多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怪事,使其成为中共历史上一次极其特殊的会议。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在米夫一手策划和操纵下召开的。

  为了使六届四中全会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国际路线,米夫会前亲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他不敢把会议决议交与中共中央起草,怕塞进“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货色,所以,只好自己按照扶植王明上台的既定方针起草全会决议。

  为了确保王明能够在四中全会上台,米夫对参加会议的代表也进行了特殊安排。中央委员会议理应只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参加。可是,这与米夫保举王明上台的目的发生了矛盾。因为王明教条宗派中不但没有一个中央委员,就连一个候补中央委员也没有。虽经米夫做工作,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表示支持王明,但这终究还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不知会上是否会发生意外情况。于是,米夫利用共产国际代表的权力,经中共中央同意,确定了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议,以便使王明等人能够出席会议并掌握权力。他们是:王明、博古、沈泽民、夏曦、王稼祥、陈原道、何孟雄、韩连会、肖道德、袁乃祥、沈先定、许畏三、邱泮林、顾作霖、柯庆施。

  为避免清一色的王明派参加会议而引起更大的反感,也增加了何孟雄、苏区的邱泮林和支持罗章龙的几位工人。

  本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非中央委员只能作为列席代表,即无表决权也无选举权。但米夫为了使王明上台而不惜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竟然强行决定,这15位列席四中全会的非中央委员同中央委员享有一样的权利,既有发言权又有表决权,创下了破坏党的纪律的先例。

  米夫一方面把王明等非中央委员邀来参加会议,并享有表决权;另一方面又不让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会议。

  唐宏经是东北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罗章龙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时,他是领导成员,两者关系密切。唐宏经曾任满洲省委工委书记,出席了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通知满洲省委让唐宏经到上海开会。当时唐宏经正在哈尔滨工作,满洲省委从沈阳去信,要他急速回省,到中央开会。

  据唐宏经对笔者回忆说:“我看开会的时间很急,就立刻从哈尔滨坐车回沈阳。到沈阳后,我没回家,就在车站内,省委同志给了我路费,告诉我接头的地点,于是,我就坐着火车赶赴上海。可惜,我一直不知去开什么会。我在指定的日期赶到上海,住到了指定的旅馆(四马路日升客栈)。可是,我一连住了五天,没有人来接头。第六天早上来了一个人,才算接上头。来人问我:‘你是来参加会议的吧?’我答:‘是参加会的。’他又问:‘参加什么会?’我说:‘不知道。’他说:‘你是参加四中全会的,会已开过了。’”

  从唐宏经的回忆可知,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唐宏经,虽然按时按约到上海参加中央会议,但由于他与罗章龙的密切关系,就被视为不同意见者而被拒绝出席会议。

  有唐宏经这种遭遇的中央委员不是一个,徐兰芝这位候补中央委员则干脆就没有被通知参加会议。

  徐兰芝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负责人,在党的“六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按理应通知在上海的他参加六届四中全会,也只因为他赞成全总党团书记罗章龙的观点,所以就没有得到参会通知。正巧六届四中全会召开那天,他偶然得知开会消息,便气愤地闯入会场。据目击者张金保回忆当时情景说:

  “会议开始不久,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徐兰芝闯进会场,质问向忠发:‘你们开的什么会?’有人替向忠发回答:‘六届四中全会。’徐兰芝拍着桌子大声责问:‘我是候补中央委员,为什么不通知我来参加六届四中全会?’问得向忠发张口结舌说不出话。这时,王明站起来帮助向忠发解围。他拍着徐兰芝的肩膀,把他拉到另一间房子去了。”

  米夫不但在出席会议的代表身上作文章,而且采取突然袭击方式宣布召开会议。由于他怕正在准备召开紧急会议的广大党员干部起来抵制突然改变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会议召开之前进行了严格保密。有的代表在会前几十分钟才接到通知,得知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有的代表直到走进会场还不知道开什么会议,还有的代表被告之召开紧急会议,到会场后才知道是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张金保回忆说:“通知去开紧急会议,到会后却宣布四中全会。他们设圈子,让我们往里跳。结果把我们骗了,他们学了马列主义,吃的洋面包,却学会资产阶级的一套,他们品质太恶劣了。”

  米夫以突然袭击方式召开会议,又限定会议只开一天。六届四中全会面临的问题成堆,需要贯彻国际路线,批判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错误,而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与王明、何孟雄、罗章龙等人的主张又各不相同,党内分歧很大。面对如此重大而又众多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讨论,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可是,米夫借口安全没有保证,只准会议进行一天。

  其实,六届二中全会在党内毫无争论的情况下在上海开了六天,六届三中全会也开了五天。当时虽是白色恐怖,但开几天会议的条件还是具备的。米夫限制会期一天的目的,就是不让大家讨论问题,只让大家举手通过他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选举王明上台。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现在的武定路930弄14号)秘密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贺昌、任弼时、罗登贤、顾顺章、余飞、徐锡根、张金保、陈郁、关向应、温裕成等14人,候补中央委员有罗章龙、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徐兰芝、袁炳辉、陈云、周秀珠等8人,代表全总党团、海总党团、铁总党团、江苏省委、团中央、苏准会等党组织出席会议的有王明、博古、沈泽民、夏曦、王稼祥、陈原道、何孟雄、韩连会、徐畏三、肖道德、袁乃祥、顾作霖、柯庆施等15名,共计37人。

  共产国标代表米夫参加了会议,另有康生等人作记录。

  四中全会从早晨7点钟一直开到晚上10点结束,连续开了15个小时。

  会议议程共有8项:1.宣布开会;2.追悼为革命牺牲的烈士;3.推选主席团;4.向忠发作政治报告;5.讨论;6.国际代表结论;7.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选政治局;8.闭会。

  由于六届四中全会是在米夫一手操纵和策划下召开的,很多事项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必然引起与会者的不满,所以,会议一开始就发生了混乱。

  当向忠发代表中央宣布六届四中全会开会时,马上遭到与会者的反对。韩连会以事先没有接到召开四中全会的通知而没有准备为由,要求立即停止四中全会,而应在共产国际代表领导下,改期召集紧急会议。接着王凤飞和余飞发言,支持韩连会的意见,也要求马上停止这次四中全会,改期召开紧急会议。此时,控制会议的米夫急忙出面制止,要求大家停止争论,立即开四中全会。他提出,这个会议得到国际批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王凤飞对此仍表示不满,罗章龙接着发言,他表示同意韩连会、王凤飞、余飞的意见,仍力主召开紧急会议,改组党中央领导。

  面对罗章龙派的反对,米夫急忙再次进行制止,说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应马上举行。

  米夫的意见得到夏曦、博古、沈泽民等人支持。最后进行表决,否定了罗章龙等人的意见。但韩连会、王凤飞、余飞、史文彬等人仍不服,罗章龙也表示保留召开紧急会议的权利。

  在围绕会议性质问题争论之后,接着又展开一场关于会议议程的争论。

  罗章龙在发言中提出,立三路线给党造成了损失与混乱,现在的关键是路线问题,应根据国际七月决议和十月来信精神,为了肃清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在党内影响,应该重新研究和商定党的总任务和通过一些新决议,这样会议时间应当延长至三至四天时间。

  王明等人起来争辩说,国际的决议和来信已把许多问题明确了,没有必要重新确定党的总任务和通过新决议。

  在激烈争论中,罗章龙扬言要“立即退席”。在双方争执中,米夫命令马上结束这场争论,立即按原计划开会。这样会议才得以正式进行。

  会议风波暂平后,首先由向忠发代表中央向会议提出五人主席团名单: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

  五人主席团经表决获多数通过。

  接着,向忠发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共讲了十个问题。主要提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特别是七月决议,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提出立三路线是从中央70号通告发出后逐步形成的,到6月11日政治局决议案通过后才成了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报告对立三路线的错误性质、历史根源、理论基础及造成的种种后果作了分析批判,特别指出: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共产国际的,李立三敌视共产国际的态度是绝不容许的;指责三中全会的路线是调和路线,不能成为反对立三路线和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这种调和主义立场和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应由瞿秋白负主要责任。报告最后提出了八条不可迟缓的任务,其中主要是两项:一是重新审查政治局成分,改选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引进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斗争干部”;二是在实际工作中实行坚决的转变,集中火力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向忠发报告后进行大会讨论,并规定每人发言不能超过15分钟。张金保、韩连会、王明等相继作了发言。

  张金保和韩连会是工人出身,发言简短。张金保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也在会上发了言。反对召开四中全会,对突然改变会议性质,无理限制会议时间,不吸收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参加会议等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并建议尽快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发言时,米夫在那里指指点点,向别人打听我的情况。从米夫的表情看,他对于我这样一个胆敢反对他们的女工极为不满。”

  王明在张金保、韩连会的简短发言之后,作了较长的发言。他一开场就摆出一副“反立三路线英雄”和“国际路线忠实代表”的架子,趾高气扬地说他的《两条路线》意见书没有带到会场,要求大家详细地去看看。

  王明在发言中主要讲了四个问题:

  1.批判立三路线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在每个问题上都表现得极为明显。他不去批判立三路线的“左”倾冒险主义,而是集中力量批判立三路线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并举出如否认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否认反资产阶级、富农、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等等右倾政策。

  2.完全抹煞三中全会在纠正立三路线方面的积极作用,夸大它的调和错误,指责三中全会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下,对立三路线公然采取调和态度,实际上就是继续立三路线。他点名批判瞿秋白与立三错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3.提出只撤换几个中央领导人是不够的,必须在全党开展政治斗争,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特别应以反三中全会反调和路线的“斗争干部”、“工人干部”来代替“旧干部”。

  4.强调全党尤其是要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很明显,王明的发言是《两条路线》意见书的集中概括,并利用会议发言表明,他才是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中真正的国际路线代表,从而为他取得党的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同时也向会议宣布了新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

  王明发言之后,又有十几人发言,其中有人表示同意王明的意见。

  这时,何孟雄提议政治局的同志们先发言,好听听他们是否改正错误。何孟雄的这一提议得到与会者支持,于是,周恩来、关向应、瞿秋白、向忠发、李维汉和顾作霖等作了发言。

  周恩来在发言中,对三中全会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但他指出:“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者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我也要反对的”。

  瞿秋白的发言主要是进行自我批评。他主动地、诚恳地承担三中全会及政治局所犯错误的主要责任。

  李维汉在发言中也作了自我批评。

  在政治局几位同志发言后,何孟雄也作了发言。他首先肯定了“秋白同志已找到了他思想上的错误根源,这是进步的”,继而又指出他“对于目前时局的任务没发挥这是缺点”。他从几个方面批判了立三路线,同时也批判了调和主义错误。

  何孟雄发言后,王稼祥、罗章龙等十几个人发言,也都是批判立三路线,批判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要求改组党中央的领导。

  国际代表米夫接着插话说,前面已有18个人发言,相信不会再有新的意见发表。他强调会议必须在10点钟结束,不能再延长下去,便要求讨论一定要在7点半结束。但米夫刚讲完。又有十几个人要求发言,只得限制他们每人5分钟。然后,米夫提出停止讨论,由他作结论。

  米夫的结论共讲了五个问题。主要是:

  1.批评立三路线。

  他强调立三路线的实质是“右倾”,“是用‘左’倾的词句遮盖了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米夫特别批评了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对“共产国际采用叛徒所用的言辞”,还擅自决定搞世界暴动。提出:国际所以批评李立三,“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热血的革命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盲动主义的英雄——一个披着冒险主义外套的颓丧的小资产阶级”,“是最无耻的机会主义与最卑鄙的悲观主义。”

  2.指责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

  说他们这是“一手拿着立三路线,一手拿着国际路线”,“一方面向共产国际行鞠躬礼,另一方面向立三主义行鞠躬礼。这样行鞠躬礼的时候,将国际路线推到立三路线后面去了”。“这是政治局同志应当负责的,尤其是秋白同志”。他对其他犯调和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则表现了原谅态度。说:“谁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的应当出去,党里全没有人了”。向忠发等“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3.称赞王明等人。

  说他们是反对立三路线和反对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而且“他们是坚决的与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证明他们把莫斯科所学习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去执行国际路线”。他把王明等树立为中共党内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正确代表,为王明等人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制造舆论。

  4.批判何孟雄等人。

  何孟雄在与米夫等的谈话中,曾提出“右倾不是主要危险”的问题。因此,米夫在结论中点名批判了何孟雄。说:“他在与我的谈话中说现在没有右倾,因为有国际来信的保证。不管他是有意无意的,但这是错误的,是放松了右倾”,“这不是站在国际路线来反对立三路线的”。

  米夫对罗章龙等人坚持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也进行了批评。

  5.提出要改造党的领导机关。

  强调要容许一些中央领导人留在岗位上改正错误,再引进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干部和工人到党的领导机构中。

  六届四中全会的争论在最后选举时达到了高潮。

  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补选的中央委员和改组的政治局名单,是由米夫在会前拟定,以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在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选政治局名单中,王明、沈泽民、夏曦等9人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王明等5人为新的中央政治局候选人。

  但这份名单一公布,就遭到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等人的反对。接着,韩连会提出了另一份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他们是: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顾顺章、王克全、韩连会、唐宏经、徐炳根、许畏三、蒋云等。

  史文彬另提出一个补选中央委员的名单:刘成章、吴雨铭、李振瀛、袁乃祥、孟宪章等等。

  由于争执不下,最后付诸表决。

  本来不少与会代表不同意王明当选政治局委员,何孟雄在会上要求中央说明王明被捕与暴露秘密机关一事。但是,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强调这是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名义提出的名单,被称为国际名单。按照国际组织纪律,理应为大家所接受和通过。加上韩连会、史文彬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对原中央领导人采取打倒一切的态度,为多数人所难以接受。所以,表决结果,国际名单以多数票通过。

  罗章龙表示不参加表决,要退出会场,被人拉住。袁乃祥气得拍案咆哮,吵闹会场,而被通知退出。

  四中全会最后选举结果是:

  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沈先定、许畏三、王尽仁、黄苏、曾炳春9人当选为新的中央委员,原中央委员罗迈(李维汉)、贺昌二人退出中央委员会;王明、陈郁、任弼时、刘少奇、王克全5人分别当选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李立三、瞿秋白、罗迈退出政治局。

  这样,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既是中央委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不久,他又成为政治局常委。虽然名义上向忠发是总书记,但实际上王明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共产国际扶植王明上台的目的终于实现。

  由于会议的激烈争论,打乱了原定议程,使得米夫起草好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没来得及讨论通过,只得选出王明等5人组成修改决议案委员会,会后进行修改。

  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结束的。

  王明上台是米夫在中国党内导演的一幕闹剧,而米夫却把这看做是自己的一部杰作。他得意洋洋地说:“反对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的斗争,在陈绍禹领导下,在党的上海支部开始了。为了正确路线而进行的斗争相当成功,陈绍禹(王明)同志把全党最优秀的力量团结到自己身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出色和最有才华的领导人陈绍禹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沈泽民和陈原道一起两面作战,使列宁、斯大林主张的正确路线,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得到了承认。”

  六届四中全会也得到共产国际执委的充分肯定。1931年8月通过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中说:“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击退了右的分裂派和取消派的进攻,坚决打击了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立场及对这立场调和的态度……四中全会,使中共在继续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进了一大步,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党全部工作中的转变,去实际地和彻底地解决摆在党面前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专门对王明路线以及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评价:“1931年1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创了共产国际代表粗暴干涉中国党内事务的恶劣先例,也开创了我党历史上违背党章和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先例,激化党内矛盾,引起党纠纷和混乱,加剧党内斗争与分裂,从而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达四年之久开辟了道路。
(责编:郑光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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