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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惊世

2011年06月07日10:30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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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惊世

  
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
毛泽东的批示
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张爱萍在向中央报告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让新中国有能力抵御外来武力威胁,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制进入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在最困难的时期,一批批杰出的科学家站出来,勇挑重担,用双手托起了中国人自己的“两弹一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世界。两年后,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发射成功。此后又不满四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唱着“东方红”飞向太空。

  苏联专家全撤了

  1958年年底,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代表索洛维也夫通知我二机部物资供应局局长姜涛,苏方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不日就要抵达中苏边境满洲里了,请他赶快前去接收。

  对于这颗原子弹教学模型,中方期盼已久。一年前,中国与苏联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两国正当蜜月期,苏方慷慨地承诺将向中国提供导弹样品和原子弹的教学模型,还答应派专家帮中国设计试验靶场、进行技术培训。

  《协议》签署不久,苏制P-2型导弹倒是来了,可原子弹教学模型却迟迟不见踪影。苏联专家说,虽然只是个教学模型,不是真正的原子弹,但也非常敏感,中方一定要建一个保密级别高的库房。

  为了让原子弹教学模型不进城就直接送入库房,二机部选中了离西直门火车站不远的花园路盖库房。很快,库房建好了,苏联专家也审核通过了,可教学模型还是迟迟不来。苏联专家总说快了快了,一拖又是半年。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原子弹教学模型终于就要到了,姜涛和同事兴冲冲地买好火车票打算前往满洲里。可就在出发的头一天晚上,索洛维也夫却对姜涛说,先别去啦!现在西伯利亚太冷,不能发货,暖和点再说吧。

  一等又是两三个月。第二年二三月间,索洛维也夫总算来信儿了。他说,莫斯科准备发货了,你们准备去接收吧!当姜涛他们即将启程时,苏方又变卦了。索洛维也夫说,没发检验证明,暂时不能发运。

  又过了两个月,索洛维也夫来电话说,模型已经到边境了,让二机部赶紧派人去接收。二机部的人觉得,这次总靠谱了吧!可动身前一天,索洛维也夫又来电话了:别接了,部长感冒了没人签字,这货还是不能发。

  一连三次都没接到原子弹教学模型,二机部的工作人员们觉得,事情有点儿不对劲了。

  1959年6月下旬,时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打算亲自去趟莫斯科协调此事。在他临行前,坏消息来了。6月26日,苏联驻华大使参赞苏达利柯夫向周恩来总理转交了一封苏共中央的电报。电报中说:苏联正在跟美、英首脑进行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在这个当口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不太合适,有可能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与缓和国际局势做出的努力。

  其实,早在一年前,二机部的人就从苏联专家不冷不热的态度中读出了一些信息。

  1958年7月,在中方的反复要求下,苏方派来三名专家,就原子弹制造的一般原理给中方做报告。当时担任翻译的朱少华记得,听报告的除了已就任二机部副部长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外,其他都是行政人员。

  朱少华回忆,当时天气非常热。三位苏联专家一边讲,一边擦汗。原子弹的原理极其复杂,让三个人在一天内讲完,几乎不可能。他们讲得非常快,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画图,然后又飞快地擦掉。朱少华又得翻译,又得做笔记,忙得晕头转向。苏联专家一个劲地提醒:不要记,不要记!等原子弹教学模型来了,自然会有专家来指导你们。钱三强他们不管,还是一个劲地埋头苦记。课后,苏联专家提出要收回笔记,在座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不高兴了,他说:“我是二机部的部长,由我负责。”

  其实苏联专家讲得飞快,就连钱三强也没记下来多少。而且这次讲座多是原理,没有数据,参考意义不大。几个人把笔记凑了凑,钱三强看过说,跟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原理基本是一样的。

  1959年初,这三名专家奉调回国,又来了个不说话的专家列捷涅夫。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可这个“洋和尚”来了之后却一言不发。为此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哑巴和尚”。

  此时,中苏短暂的蜜月期已经过去了,苏方虽然还没有正式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但种种迹象表明,那只是个时间问题。为了尽可能地从“哑巴和尚”嘴里抠出有用的信息,二机部的科研人员轮番问他各种问题。“哑巴和尚”被问急了,便开了个书单让他们去研究。中方技术人员一看,书单中竟然还有关于养花的。列捷涅夫却振振有词地说,难道不应该在鸟语花香的环境中研究原子弹吗?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决定撤走所有援华苏联专家。此时,苏联承诺援助中国的30个核工程项目,有23项没有完成,9个工业项目被迫停工。临走时,苏联人撂下话说:离开我们,你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身在北戴河的毛泽东倔强地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我们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作为中国原子弹研究的领军人物,钱三强最清楚新中国对于原子弹的渴慕。

  1949年3月,北平刚刚解放不久,中共中央派钱三强去巴黎参加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临走前,钱三强向党组织表示,想借此机会通过老师约里奥-居里购买一些与原子能有关的仪器和书籍。当被问到需要多少钱时,钱三强说,大概20万美金。

  事后,钱三强颇为自己的书生气感到后悔,战争还没有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哪儿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仪器呢?

  可不久,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找到钱三强,递给他5万美金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批的。

  后来钱三强回忆:“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钱三强并不知道,当时中国共产党持有的外汇总额只有30万美元。

  最终,钱三强因为签证原因没有去成巴黎,没能给中国买到仪器,但后来约里奥—居里托人捎来话说:“告诉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先有原子弹。”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央领导人们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11月,美国把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几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叫嚣,将采取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措施来应付军事局势。1953年,一颗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被运上了冲绳岛。不久,美国与蒋介石政权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短短几年内,中国被笼罩在了巨大的核阴影下。

  打破美国的核讹诈,必须自己拥有核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家们一直没有停止这方面的探索。

  1955年1月15日,地质学家李四光和钱三强带着一块刚刚从广西发现的铀矿石,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悉数到场。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笑着对李四光和钱三强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把铀矿石放在桌子上,打开自制的放射性探测仪——盖革计数器。当仪器靠近铀矿石时,立刻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在座的领导同志感到很新奇,纷纷上来试验。

  为了能讲清楚铀与原子弹的关系,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特意画了两张示意图。简而言之,原子弹的爆炸原理就是把两块包裹着中子反射体的半球形浓缩铀—235或钚—239,隔开一定距离,放在弹壳里。用高能炸药引爆,使两块铀球在百分之一秒内骤然结合,从而发生快速链式反应。铀,是制造原子弹的先决条件。现在中国找到铀矿了,先决条件已经有了!

  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刘杰记得,听完钱三强的介绍后,领导同志们很兴奋,你一言我一语,一直讨论到晚上七点多。最后,毛泽东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会后,毛泽东开了两桌饭招待大家。刘杰记得,平素很少喝酒的毛主席,那天为中国的核事业干了一杯。

  第二年,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说道:“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

  苏联专家走了,负责核武器研究的二机部九所只有一个中国科学家——邓稼先。

  邓稼先虽是美国普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但名气并不大。当初,钱三强选择邓稼先作为第一个进入原子弹研究领域的中国科学家,自有一番考虑。那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苏联专家加中国青年”。意思是说,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主要靠苏联专家,中国科学家的任务是学习。钱三强考虑,成名的科学家恐怕不太好跟苏联专家打交道,于是就相中了邓稼先。

  邓稼先早年跟杨振宁是同学,26岁就在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人称“娃娃博士”。他不但学问好,人品也好,每天背个布包步行上班,从不多说话。杨振宁曾回忆:“邓稼先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虽然钱三强说得隐晦,但邓稼先马上明白他指的是原子弹。“我能行吗?”对于突如其来的使命,邓稼先一时还没回过味来。不过,此时他已隐约感觉到,自己将为这项事业奉献终生。

  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对那个改变命运的一天,记忆犹新。平时,邓稼先晚饭时爱喝点酒,但那天却没有喝。那一夜,邓稼先辗转难眠。许鹿希忍不住问丈夫,到底出了什么事呀?邓稼先说:“我要调动工作了。”

  许鹿希问:“调到哪儿去?”他说,不能说。干什么工作?也不能说。

  “那怎么联系,你给我一个信箱号吧。”

  还是不行。

  沉默了良久,邓稼先说:“这个工作如果干好了,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了,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听了邓稼先的话,许鹿希急得哭了出来:“到底什么事,值得你下这样大的决心。”

  面对妻子的追问,邓稼先始终没有回答。搞原子弹就意味着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随便跟人交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邓稼先进入九所后,二机部又从各个高校挑选了28名大学生,人称二十八星宿。早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物理学家朱建士便是其中之一。朱建士记得,刚进九所时他们管邓稼先叫邓先生,邓稼先说,叫老邓,叫老邓。

  当时,苏联专家还没来,邓稼先就带着大学生们自学原子弹理论知识。虽然是留美博士,但对于原子弹,邓稼先并不比年轻人们多知道多少。他跟年轻人一起看书,一起讨论。谁看明白了谁就讲,讲不下去了就换别人,从来没有老师的架子。

  朱建士记得,盖原子弹教学模型库房时,邓稼先总是带头挑土。他没干过体力活,挑起土来摇摇晃晃。大学生们看他又白又胖,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白熊。

  即便是在工地,邓稼先也不放过任何讨论问题的机会。好几次他把饭碗放在地上跟别人讨论,工地养的小鸡就跑过来把他的菜给吃了。

  另一位当年的大学生竺家亨回忆,自从来了九所,老邓就经常加班到夜里一两点。他住的北京医学院家属院每天10点半就关门了,他不好意思老是麻烦传达室大爷,每天都钻铁丝网。

  邓稼先是九所人缘最好,最平易近人的领导。每当有同志闹情绪不想干时,老邓都拍着肩膀劝大家。后来,九所同志都说,就怕老邓拍肩膀,他一拍肩膀,你就不好意思不干了。

  可苏联专家一走,邓稼先也傻眼了。从“哑巴和尚”口中,他没套出任何有效信息,惟一掌握的关于制造原子弹原理的资料,就是钱三强那次记下的零零散散的笔记。

  钱三强请来三尊“大菩萨”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放弃了自己的科研工作,更多地承担了行政事务。据说,他的夫人何泽慧曾对他说:“你要是不干这么多行政工作,早就得诺贝尔奖了!”钱三强答道:“我是一个党员。”

  苏联专家走了,原子弹还是要造!排兵布阵,调兵遣将,成了钱三强的首要任务。这时,他首先想到了王淦昌。

  一位友好的苏联专家回国时,曾安慰中国人说:“我们走了不要紧,你们还有王淦昌。”王淦昌的确是中国物理界的重量级人物。早在1930年,他就远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那时,欧洲正值核物理的黄金时代。在大师云集的柏林大学,王淦昌接触到了世界最前沿的科学。上世纪30年代中期,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日益盛行,王淦昌选择了回国。

  1960年当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王淦昌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基本粒子研究。1960年3月,他领导的物理小组发现荷电反超子-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也使王淦昌在苏联名声大噪。苏联专家撤走后,王淦昌成为中国搞原子弹的不二人选。

  1961年3月,钱三强把刚刚回国的王淦昌约到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刘杰开门见山地问王淦昌,愿不愿意领导研制原子弹。王淦昌沉吟了一下,坚定而深沉地说:“我愿以身许国。”

  刘杰本来给王淦昌三天考虑时间,但他第二天就到九所报到来了。从此,王淦昌从世界物理学界消失了,而中国的核研究基地多了一个化名王京的老头。有人向王淦昌的老伴儿打听,王淦昌到哪儿去了。他老伴儿幽默地说:“调到信箱里去了!”因为她只知道王淦昌的一个信箱。

  与王淦昌同时被请到九所的还有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彭桓武1938年留学英国,师从于量子力学创始人马克思·伯恩,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就是彭桓武的同门师兄。1947年,拿了两个博士学位的彭桓武回国执教,并在中国第一次开设量子力学的课程。邓稼先、黄祖洽、于敏……后来这些在中国原子物理界响当当的人物,都是彭桓武的学生。彭桓武虽然才高八斗,却不拘小节。他一直不知道,为了保举他研究原子弹,钱三强是在领导面前做了担保的。

  王淦昌主管爆轰实验,彭桓武主攻原理研究,力学方面的带头人却还没有人选。钱三强对力学领域的专家不太熟。他便去找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商量。钱学森一听,爽快地说:“我去!”

  钱学森是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回国前,他曾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1949年,当听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钱学森辞去了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咨询团和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准备回国。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拍着桌子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他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为了阻止钱学森回国,美国政府在长岛软禁了他5年之久。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政府释放了11名美国飞行员,才最终换回了钱学森。

  由钱学森担纲原子弹的力学研究当然求之不得,但钱三强知道,当时钱学森正一门心思扑在第一颗国产导弹——东风-2号上。

  1960年苏联的毁约也影响到了导弹的研制。当时苏联已经把导弹样品运到了中国,但一无参数,二无理论,一切都要一点一点摸索。在钱学森的带领下,1960年11月,短程弹道导弹“1059”成功发射。此时,中程地对地战略导弹“东风-2号”的研制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这种情况下,钱学森根本无法兼顾。于是,他推荐了自己的挚友郭永怀。郭永怀与钱学森是同门师兄弟,他们都是著名物理学家冯·卡门的高足。

  1956年,在钱学森回国一年后,郭永怀也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到了祖国。回国前,他烧掉了自己十几年的手稿。妻子李佩看了非常心疼,但他指指自己的脑袋说,有什么可心疼的,反正东西都在我脑子里!

  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怀三名大科学家来到九所后,邓稼先激动地说,钱三强为九所请来了三尊“大菩萨”。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当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所有援华专家和技术资料后,中国自己的科学家为祖国的核工业撑起了一片天。几十年后,当彭桓武回首往事时说:“老实说,我觉得我们比苏联专家干得好。如果苏联专家不走,原子弹不会这么快爆炸,氢弹肯定不会有。”

  请科学家们吃肉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时,新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三年困难时期。一方面要研究世界上最尖端的科技,另一方面却要忍受最原始的饥饿的折磨。

  长时间吃不饱,九所很多人都得了浮肿病。彭桓武脚肿得穿不了鞋,只好用两只手拎着鞋上班。

  有一次,邓稼先跟同事们又饿着肚子干到深夜。忽然有人拿出来几个火烧,大家一哄而上,抢了个精光。一向含蓄的邓稼先不好意思跟年轻人抢,忍了半天,挤出一句:“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直到第二天上午,大家仍对那几个火烧回味无穷。

  虽说吃不饱,但在北京的日子还算能凑合。身处戈壁滩、深山高原的核工业职工,日子就更难熬了。

  1960年12月,酒泉电子能联合企业接二连三地向北京发来告急电报。三万多人的建设工地,粮食只够吃七天了!孤悬戈壁荒漠之中,即便是用卡车运,来回也要近百公里。更何况酒泉厂所在的甘肃省正是粮荒的重灾区,地方上哪儿有粮食接济他们呢!

  “粮食只够吃三天了!”“零下25.5度,煤只够烧13天了!”一封封告急电报发到北京二机部。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搞原子弹。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找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想想办法。甘肃省在自己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给酒泉厂拉来一列车土豆。

  包头的核元件厂同样面临着断粮的威胁。包头副市长把厂长张诚找去说,仓库里粮食也不多了,你们赶紧派人领走吧!不然真保证不了你们吃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知道核元件厂粮食困难,当即表态,我们内蒙古再困难也不能不管这个厂子的吃饭问题,当即拍板为核元件厂调来40头奶牛、500只羊和500口猪。

  主管两弹的聂荣臻元帅当时正在住院,当他得知科学家们饿着肚子搞两弹时,非常着急。为解燃眉之急,聂荣臻向各大军区求援。他从海军调来了鱼和海带,从北京军区、广州军区、新疆军区调来了肉,从沈阳军区调来了黄豆和水果。

  来医院看望聂荣臻的陈毅听说了,风趣地说:“你这是搞‘募捐’啊!我举双手赞成,也加上我的名字。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硬,都靠他们。”

  1961年1月5日,4000多名科技工作者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大家顺着红地毯走到了宴会大厅。许多人边走边打听,今天是什么活动呀?

  一会儿,周总理进来了,坐到钱学森和钱三强中间,幽默地对大家说:“吃肉补脑。你们今天的会议主题就是吃肉!”

  “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周恩来曾开玩笑说,一个钱学森,一个钱三强,看来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都离不开“钱”!这虽是句玩笑话,却一语双关道出了当时人们最头疼的问题。

  原子弹刚上马时,主管经济的陈云找来二机部部长助理张献金问:“我找你们没旁的事情,就是要算账,一个是原子弹到底要用多少钱?一个是原子弹要用多少铀?你们以后要用多少钱?”

  张献金一问三不知。中国从来没搞过原子弹,更不知道要搞多少年,需要多少人力物力,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搞上原子弹以后,大家才知道这东西真费钱。

  中美对抗,中苏交恶,中印战争,粮食减产……就在原子弹研制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中国却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还要不要继续搞原子弹?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分歧。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上马下马的争论发展到白热化。主张下马的一方认为,原子弹和导弹投入太大,又没有苏联的帮助,技术上有很多难题,而且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搞两弹花钱太多,反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人甚至说,不能为了一头牛饿死一群羊。这种观点分析得合情合理,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主抓两弹的聂荣臻急得团团转。他深知,我们自行设计的中程导弹正在关键时刻,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也处在攻坚阶段。两弹一旦下马,就可能前功尽弃了。要想重新捡起来,绝非易事。无论多么困难,也要坚持下去。

  陈毅是两弹的坚定支持者。他坚决地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身为外交部长,他深知没有原子弹在国际上说话没分量。

  上马还是下马,一时间双方各执一词。最后国家主席刘少奇拍板,先派人下去调查调查再说,政治局委员们都表示同意。这个重任落到了张爱萍将军身上。

  刚接到这项任务时,张爱萍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他说:“我哪懂什么原子弹?我只懂山药蛋!”陈毅说:“不懂就学哇!”

  于是,张爱萍找来上过大学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陪他一起调研。张爱萍他们在各地调查了一个多月,发现虽然两弹的研究工作还有很多难题,但苏联专家走了以后,各项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

  回京后,张爱萍和刘西尧联名写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全国有50多个单位、3000多名工作人员参与这项工作,如果组织得好,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有可能的。

  铀—235有了

  1964年初,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我国自主研发的东风—2号导弹,试验成功。兰州的铀浓缩工厂分离出了浓缩铀。

  1964年1月,在国防各工业部部长会议上,二机部部长刘杰兴奋地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大家听了都很高兴。主持会议的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幽默地说:“好!那好!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

  铀—235是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原子弹爆炸就是用铀—235产生原子裂变而来的。没有铀—235,原子弹就造不出来。

  但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只有0.7%,通过非常复杂的抽炼过程才能得到纯度90%以上的铀—235。这个过程谈何容易。当年中国向苏联提出要搞铀—235时,苏联人说:“这东西很贵的,投资大,用电多,美国搞这个东西用了全美七分之一的电量。你们全中国的电加起来可能也不够。中国搞搞钚—239就行了。”

  但中国人不甘心,要搞就搞最先进的。1960年兰州的铀浓缩工厂刚刚建成,苏联专家就带着大量技术资料走了。临走时他们甩下一句话:“你们的这个厂看来只能卖废铜烂铁了。”

  让谁来担负起浓缩铀的工作呢?思来想去,钱三强选中了回国不久的女科学家王承书。

  突然接到这个任务,王承书有点不敢相信。搞铀的分离就是在美国也是讳莫如深的事,现在竟然会让她这样一个刚从海外归来的人领衔。这是多大的信任与挑战!

  “年过半百,开始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当时谁干都不容易。回国之前我就早已下定决心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王承书曾这样说。

  这份不易,不是三言五语能道尽的。从接到任务的那天起,王承书的名字就从国际理论物理学界消失了,她再没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即便是内部刊物和工作报告,她也从不署名。作为一个女人,她付出的则更多。她告别了丈夫、孩子,背起行囊,来到大西北,在集体宿舍一住就是20年。

  有一次,邓小平到铀浓缩工厂视察,一眼认出了王承书。他说:“我见过你嘛!1959年你胸戴大红花,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从此,你隐姓埋名,不知去向了,连你的先生张文裕也找不到你啰!”王承书笑着点头。

  浓缩铀工厂有几千台机器,各个工序像接力赛一样连起来,环环相扣。王承书的学生诸旭辉回忆:“苏联专家留下的四本笔记。这就是我们后来搞理论的一个基础。王老师把笔记本反复看过后,一个一个地计算,计算正确以后再重新编排起来,编好后再教我们。”那时候没有计算机,王承书和同事们所用的方案和计算数据,整整装了三个大抽屉。

  1964年1月14日11时5分,闸门打开,中国人第一次得到了纯度90%以上的浓缩铀—235。十个月后,当美国军情系统发现中国的原子弹使用的是铀而不是钚时,大吃一惊。虽然美国情报界在判断中国核试验的时间上相差不多,但他们在核武器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上大大低估了中国。

  蘑菇云升起来了

  1964年6月29日,改进型东风-2号导弹从酒泉发射场直冲云霄。中国有了自己设计制造的导弹。此时,罗布泊深处的原子弹也一切就绪,就等待中央的一声号令。

  “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毛泽东一锤定音,中央决定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原子弹爆炸的时间确定后,担任原子弹爆炸总指挥的张爱萍回到罗布泊试验基地。当晚,他在自己住的帐篷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响”字。

  首次核爆炸采用塔爆形式,一座高102米的高塔已经竖立在戈壁滩上。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前方人员要随时向北京汇报。

  时任首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李旭阁回忆:在向中央报告时,规定了一些暗语和密码。原子弹代号叫邱(球)小姐;装原子弹的容器叫梳妆台;原子弹装配,叫穿衣;原子弹在装配间,叫住下房;原子弹在塔上密闭工作间,叫住上房……

  16日凌晨,原子弹运到了铁塔架前。李旭阁密电北京:邱小姐在梳妆台,八点钟梳辫子。原子弹徐徐吊上塔架。李旭阁密电:邱小姐住上房。

  16日上午10时,试验程序进入清场阶段,大队人马被撤到60公里以外的白云岗观察所。大家既兴奋又紧张,不少人问邓稼先有把握没有,邓稼先光是笑,不回答,实在躲不过去了,就挤出一句话: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14时30分,总指挥张爱萍走进了白云岗观察所向周恩来电话报告: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一切正常。周恩来批准按时起爆。

  接近15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科学家,陆续走进了观察所的掩体里。背对核爆心卧倒。李旭阁说,为了看蘑菇云,豁出去一只眼睛了。张爱萍说,旭阁,勇气可嘉,不可蛮干,通知所有人不许面向爆心。

  9、8、7、6、5、4、3、2、1……蘑菇云升起来了!现场沸腾了。

  张爱萍抓起电话激动地说:“总理,首次核爆炸成功啦!”

  电话那边的周恩来异常冷静:“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张爱萍一愣,扭头问身边的王淦昌:“总理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王淦昌一边计算着蘑菇云的高度,一边肯定地说:“是核爆炸!”

  周恩来说:“很好,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首次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祝贺!”

  当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退场时,周恩来高兴地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3点钟,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你们要小心,可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顿时,欢声雷动。

  1971年,杨振宁访华见到了阔别22年的挚友邓稼先。当时,美国盛传中国的原子弹是由在华的美国科学家寒春帮助造的。杨振宁问邓稼先,寒春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工作。出于组织纪律,邓稼先没有对老朋友说明自己就是研制原子弹的元勋之一。他含蓄地说:“我觉得没有,我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你。”

  在杨振宁即将返回美国的饯行宴上,他收到了邓稼先的来信。信中说,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一时间,杨振宁热泪满眶,不得不中途离席,在洗手间里掩面大哭。

  有弹也有枪

  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美国的第一反应是极力贬低这件事的影响力。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当天的声明中称,中国的核试验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和西方国家会“认识到这种爆炸的有限意义”。还有的西方媒体嘲笑中国,只有原子弹而没有运载工具,是有弹无枪。

  一颗安装在塔台上的原子弹,怎么去攻击敌人?其实,在原子弹爆炸之前,中国就把两弹结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这回,刚刚领衔成功发射东方—2号导弹的钱学森,成为“两弹结合”的总负责。1964年10月10日,在国防科工委的大楼里,钱学森向聂荣臻报告了“两弹结合”的初步方案。会后,聂荣臻握着钱学森的手说:“看来你又要忙一阵了!”

  科学家们把将原子弹装在导弹上比作一个“哆嗦汉”的丈夫“娶”了个“娇滴滴”的小姐。因为导弹起飞前要有起竖、粗瞄、垂直测试、火工品安装、燃料加注、精瞄等一连串的哆嗦事。而原子弹却是个怕热、怕冷、怕潮、怕振动、怕过载、怕冲击、怕静电、怕雷电的“娇小姐”。导弹、原子弹分属不同领域,此前两个系统分别研制,互不了解。如今“两弹”联姻还要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听到这个比喻,张爱萍哈哈大笑说:“我就要当‘哆嗦汉’和‘娇小姐’的介绍人,硬要把他们撮合在一起欢欢喜喜拜天地,我要当他们的证婚人,给历史做个见证。不要怕美国人说中国是‘有弹无枪’,我们就要枪好弹好,打出一朵朵漂亮的、有声有色的蘑菇云。”

  钱学森深知两弹“联姻”的困难。美国从原子弹到两弹结合搞了13年,苏联搞了6年。他说,我们暂定3年“结婚”。

  两弹的科学家们又一次回到了茫茫的戈壁滩上。谁都没想到,仅仅两年,两次冷实验都成功了,下一步就要正式发射核导弹了。

  此前,美国和苏联的核导弹试验都是从自己的国土上往海里打,考虑到当时中国的海军还不够强大,中央决定在罗布泊进行试验。

  最让周恩来揪心的不是两弹结合能不能成功,而是试验场周围的群众能不能安全疏散。甘肃柳园是核导弹飞过的地方,那里有5万居民。周恩来反复询问,导弹会不会落到柳园?尽管弹道设计专家余梦伦多次计算证实,导弹落到柳园的概率仅为十万分之六,可在发射前,周总理还是指示,一定要把这5万居民撤出来。

  1966年10月27日9时,东风—2A核导弹点火升空。9分14秒后,核弹头在距离发射场894千米之外的罗布泊弹着区靶心上空569米高度爆炸。

  后来,周恩来说:“赫鲁晓夫说我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结果我们只用了4年多一点时间嘛。后来外国人说我们虽然搞出原子弹来了,但是没有运输工具,嘲笑我们有弹无枪!麦克纳马拉说中国至少要10年才能掌握导弹核武器,现在才多长时间,两年不到,我们就要搞一个给他们看看,让他们重新认识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

  此后,又是不到4年,中国再一次震惊了世界。1970年4月24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一次发射成功。这颗重173公斤的人造卫星,用20兆赫的频率,把《东方红》的乐曲传遍了寰宇。

  参考书目:《“596”秘史》、《钱三强传》、《钱学森传》

  感谢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及观澜版画原创基地提供作品。
(责编: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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