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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新民学会

李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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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统治,使久受专制奴役的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解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又没有得到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支持,这次革命的首要果实--国家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8页。]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所豢养和扶植的各派军阀互相争夺,内战不断,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乡村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同城乡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愤于中国社会的黑暗,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新民学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新民学会在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部分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革命活动和建党建团的准备工作中,也部分地起着骨干作用。现在,就我的记忆并参考当时的一些文献,将新民学会的情况,作一简要的回忆。事隔六十年,记忆的事情可能有误,尚望了解情况的同志予以补正。

  


  新民学会从不自我标榜,但由于它的乾乾不息的前进运动,在实际上,成为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影响最大的革命社团之一。它的主要发起人是毛泽东和蔡和森。

  我于一九一六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一九一七年暑期毕业后,即在附小教书。那时,毛泽东、张昆弟、邹彝鼎等在第一师范第一部读书。蔡和森于一九一三年考入第一师范,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与毛主席同学,此时已转至高等师范学习。已毕业的同学何叔衡和子于升在楚怡小学教书,陈绍休等在一师附小教书。他们常在一起讨论个人和社会如何进步的问题,深感有建立一个组织之必要。经过多次酝酿,大约在一九一七年冬,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活动”,(2)[《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乃有组织学会之议,取名“新民学会”。我因邹彝鼎、张昆弟的联系,也参加在内。(邹彝鼎与我从小学起即同学。辛亥革命第二年,我们三人都在湘军工厂艺徒学校同学,曾并肩反抗省军事厅的压迫被迫离开艺徒学校,他们都是诚实而富于前进精神的人)。

  一九一八年四月的一个星期天,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又叫周家台子)蔡和森家中召开了成立会。参加会的有:毛泽东(润之)、蔡林彬(和森)、肖旭东(子升)、肖植藩(子(日章))、陈绍休(赞周)、罗璈阶(章龙)、邹彝鼎(鼎丞)、张昆弟(芝圃)、邹蕴真(泮芹)、周名弟(晓三)、陈书农(启民)、叶瑞龄(兆桢)、何瞻岵(叔衡)、李维汉(和笙)等十四人(3)[本文中提及的人物,一部分作了一些注释,因为材料不完备,难免遗漏和错误,尚望了解情况的同志提出补正意见。

  蔡和森,湖南湘乡人。一九二○年初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因领导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中央机关刊物《响导》周报主编。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共中央驻香港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二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且是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夏牺牲于广州,时年三十六岁。

  肖子障,湖南湘乡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任附小音乐教员。一九二○年赴法勤工俭学,后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四年回国。大革命时期,曾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委员会书记、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前,长期从事文艺工作。

  陈绍休,湖南浏阳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体育教员。一九二○年五月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在巴黎逝世。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解放后在湖南大学任教,现任湖北财经学院教授。

  张昆弟,湖南益阳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北方从事工人运动,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之一。土地革命时期,曾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湘鄂西省总工会党团书记。一九三○年在洪湖牺牲,时年三十六岁。

  邹蕴真,湖南汉寿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曾任修业等学校教员。现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陈书农,湖南长沙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曾在周南女校任教。解放前后任湖南大学教师。已故。

  何叔衡,湖南宁乡人。一九二一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党时期和北伐初期,任中共湘区区委委员。后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在瑞金先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检察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和内务部长。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长汀县水口附近被敌人包围,壮烈牺牲,时年六十岁。]。会上讨论通过了会章,选举了干事。会章规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4)[《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会章还规定会员须遵守如下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会议选举肖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中午,在蔡和森家吃的午饭,饭后继续讨论了会员向外发展的问题,至下午散会。是日,天气晴和,春意盎然,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学会成立后,总部一直设在长沙,由于肖子升不久即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至同年八月,罗学瓒(云熙)、周世钊、熊楚雄(瑾玎)、熊光楚(焜甫)、陈昌(章甫)、曾以鲁(星煌)、彭道良(则厚)等(5)[罗学瓒,湖南湘潭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自修大学学生。一九一九年秋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湖南从事工人运动。曾任中共湘区区委委员、湖南省委委员、醴陵县委书记。一九三○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陈昌,湖南浏阳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自修大学学生。大革命时期,曾任水口山工会主任、中共浏阳县委书记。一九三○年,由上海去湘西工作时,途经沣县被捕,牺牲于长沙,时年三十六岁。

  曾以鲁,湖南武冈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一九一九年秋赴法勤工俭学。解放后在华东美术学院任教。]相继入会,会员增至二十余人。

  从新民学会通过的会章,可以看出学会开始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会员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都抱着要革新,求进步的热烈愿望。但是对于怎样革新?如何进步?尚在摸索中,并不明确,学会的宗旨由开始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到后来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其间有一个发展过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是毛主席平日所主张,而为一九二○年七月留法会员在蒙达尼集会和一九二一年一月国内会员在长沙集会所一致通过。这个宗旨的变化是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是新民学会大多数会员在五四运动以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运动,因而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

  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主要分为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学会成立后在国内首先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学会讨论会员向外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

  留法运动始于一九一二年,由蔡元培(6)[蔡元培,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著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家。一九○五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二年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一九一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他主持北京大学期间,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在学生中发起组织各种学会、研究会,并于一九二○年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大学男女同校之端。五四运动中,他主持的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在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委和中央监委。一九二七年后,曾任蒋介石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委、代理司法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对日抗战,参加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移居香港。一九四○年在香港病逝。]、李石曾、吴雅晖、汪精卫、张继等人发起,吴玉章同志也是发起人之一。留法学生包括官费、俭学和勤工俭学三部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去法的不多。战后,发展甚速。法国巴黎和国内的北京、上海都建立了华法教育会,有的省如四川、广东建立了分会,主持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新民学会成立后,会员深感向外寻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必要。一九一八年六月,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召开的一次会员会上,确定进行留法运动,由肖子升和蔡和森负责进行。在此之前,已有湖南学生罗喜闻等在进行留法的准备活动,互通一些消息。新民学会的这次会后不久,蔡和森受学会委托赴北京和蔡元培、李石曾联系赴法的准备工作。毛主席在湖南则进行号召和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湖南也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分会。是年八月,毛主席同我们准备留法的二十几个人来到北京。在北京的会员至此增至十二人,有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肖子障、陈绍休、熊光楚、张昆弟、曾以鲁、邹彝鼎、李维汉、罗学瓒、罗章龙。同来北京的青年还有李富春、贺果、任理、侯昌国(7)[贺果,字佩钦,现号培真,湖南宝庆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回国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期参加革命军事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在北方参加工会工作。一九三○年脱党。解放后任贵阳市政协副主席,第四、五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侯昌国,解放前在上海法商水电公司任工程师。解放后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唐灵运等。我们二十几个人从汉口乘火车北上,到了河南郾师(今郾城),因郾师以北铁路被大水冲断,在郾师城郊停留一天一夜,第二天步行到许昌,再搭车到北京。在郾师耽搁的时间里,毛主席和有些同学三三两两的在附近和老乡们交谈,了解风土人情。到北京后,毛主席开始是住在豆腐池九号杨怀中先生家里,后来搬到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和蔡和森、罗学瓒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8)[《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过着清苦的生活。杨怀中先生来北大教书前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和高等师范的伦理学教员,思想开明、进步、为人刚正、真诚。新民学会的成立以及我们思想的“向上”都同他对我们的影响有关。对于留法运动,他也十分赞助,亲自出面联系,帮助筹措费用。毛主席当时经杨怀中先生介绍在北大图书馆作助理员工作。其他会员除罗章龙在北大学习外,则分别在北京、保定、蠡县布里村的留法预备班学习。肖子升、肖子障、陈绍休、熊光楚、邹彝鼎、罗学瓒在北京班;蔡和森在布里村班;张昆弟、李维汉、曾以鲁与李富春、贺果、任理等同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在保定的同学一面学习法语,一面学习机械学、机械制图。每人学一种工艺(钳工、木工、铸工等)。机械学和制图课的教员是刘仙洲(9)[刘仙洲,字振华。解放前任清华大学教授。解放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已故。]。我在保定留法预备班只学习半年。一九一九年初,邹彝鼎病重,我和张昆弟护送他回湖南,不久,就病故了。他也是学会发起人之一,曾和毛主席一起起草新民学会章程。他和后来留法,于一九二一年病故的陈绍体都是极好的同学。他们的夭折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我和张昆弟送邹返湘后未再回保定,我自己是在为筹措赴法用费和安家奔走。(我们一九一九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备用费。我主要靠第一师范教员朱炎先生(10)[朱炎,字采亮。湖南高等师范毕业,在第一师范教博物课。解放后曾任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已故。]帮助一百元。)这时,北京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湖南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情绪异常激昂,纷纷起来响应,声援北京学生斗争。已于四月返湘的毛主席和在长沙的会员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成为运动的骨干力量。长沙各校学生罢课游行,抵制日货,进行爱国宣传,并在斗争中迅速组织起来,改组旧学生联合会,建立以彭璜(11)[彭璜,湖南湘乡人。长沙商业专科学校学生。五四时期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曾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各界联合会干事。一九二一年逝世。](后为学会会员)为会长的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后来又由学生联合会发起,建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使学生的爱国运动扩展为包括各阶层的人民爱国运动。这个运动遍及全省。许多学校组织了“救国十人团”、“讲演团”。男校学生在街头,女校学生进入居民住宅进行宣传。有的学生还组织了贩卖国货团,上街卖国货,凡购买者随赠国货物品单一张,告诉市民哪些是日货哪些是国货。在长沙,有一次学生查获培德厚绸布店私运的二十匹日布,非常气愤,便联合各界组织了焚烧日货游行大会,将布匹当众烧毁。

  以新民学会会员和非会员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湖南的五四运动中是个最活跃的组织,起着先锋带头作用。毛主席当时主编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这个刊物在湖南以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北京的《每周评论》、《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湖南》月刊,四川的《星期日》都曾介绍过它或转载过它的文章。它以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姿态投入了五四运动,宣传了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发人们起来向旧思想、旧势力作斗争。它在政治上对湖南地区的五四运动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刊物的许多文章都是毛主席和其他新民学会会员如肖子障、陈书农、蒋竹如等所写,毛主席写的尤多。毛主席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提出以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实行社会政治改革,对抗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的主张,提出由分业“小联合”达到各界“大联合”的步骤和方法,并指出“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辩证关系。这是毛主席早期的一篇代表新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章,这个刊物发刊时,我尚在湖南,和张昆弟一道同毛主席见过两次面,了解当时运动的情况,听取他对勤工俭学的意见。我曾按照第一师范第二部毕业同学录上的地址把《湘江评论》分寄给各同学,并介绍一点我所知道的运动的情况,希望他们在当地发动这个运动。

  五四运动浪潮中,新民学会在湖南又吸收了一批会员,其中有:罗宗翰(耻迂)、张国基(颐生)、夏曦(蔓伯)、蒋竹如(集虚)、易克(木熏)(阅灰)、向警予(俊贤,女)、陶毅(斯咏,女)、彭璜(殷柏)、李振翩(承德)、张怀(伯龄)、唐耀章(文甫)、沈均(均一)、李思安(钦文,女)、周敦祥(肫如,女)、魏璧(韫厂,女)、劳君展(启荣,女)、谢南岭(维新)、徐瑛(女)、刘修秩(继庄)、钟国陶(楚生)、张超(泉山)、姜慧宇(竹林)、刘明俨(望成)、欧阳泽(玉生,玉山)、杨润余(女)、陈纯粹、肖道五、李云杭、黄胜白等。随后,易礼容(润生)、任培道(振予,女)、吴家瑛(德庄,女)、贺延祜(女)、吴毓珍(女)、郭亮(靖笳)、谢觉哉(焕南)、陈子搏、蔡畅(咸熙,女)、熊季光(作莹,女)、熊叔彬(作璘,女)、刘清扬(女)、许文煊(女)、周毓明(女)、戴毓本(女)等(12)[(12)罗宗翰,湖南安化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中共同情者。新民学会活动和尔后革命工作的积极参加者。一九二七年病故。

  张国基,湖南益阳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务处任干事。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长期在雅加达从事华侨教育工作。现任北京文史馆副馆长。

  夏曦,湖南益阳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大革命时期,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省委书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曾参加南昌起义,以后赴苏联学习。在党的“六大”上当选为第六届中央委员。回国后,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六年三月牺牲于贵州毕节地区。_蒋竹如,湖南湘潭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前后在湖南第一师范教学。已故。

  向警予,湖南溆浦人。一九二○年初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于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曾当选为第二、三、四届中央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牺牲于武汉,时年三十三岁。

  李振翩,湖南宁乡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后赴美留学。美籍学者。

  李思安,湖南长沙人。湖南蚕业讲习所学生。一九二○年去新加坡坤成女校任教。一九二五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总工会妇女部长。大革命失败后脱党。长期在印度尼西亚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回国任湖南文史馆馆员。

  周敦祥,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后入南京高等师范补习班学习。一九二一年去新加坡南洋女中任教。大革命失败后回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任湖南文史馆馆员。

  魏璧,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一九二○年赴法勤工俭学。法国里昂大学毕业。一九二七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解放后曾在北京大学华侨补习班、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一九六九年病故。

  劳君展,原名启荣,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一九二○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学习放射性物理学。一九二七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数学系主任。一九三五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研究员。一九七六年逝世。

  钟国陶,湖南浏阳人。南京高等师范毕业,曾任周南女校教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主事,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已故。

  张超,湖南湘乡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毕业后在一师附小任教,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病故。

  刘明俨,湖南安化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一九二○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枫丹白露学校学法文。一九二一年在进占里昂大学斗争中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解放后在湖南文史馆工作。

  李云杭,周南女校教员。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解放后任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

  易礼容,湖南湘乡人。湖南商专毕业。一九二一年入党,先后参加中共湘区委员会、湘南省委领导工作。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任湖南农民协会委员长。一九二八年脱党。一九四九年和朱学范、周颖代表劳动协会参加人民政协代表大会,历任各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无党派人士。

  郭亮,湖南长沙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粤汉铁路新河、岳州站工人俱乐部秘书、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副总干事、总干事。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总工会候补委员。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改为湖南省总工会时,被选为湖南总工会委员长。党内曾任湖南省委委员、工委书记、第五届中央委员、湖南省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八月参加南昌起义,后任湖北省委书记、湘鄂干特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三月,因叛徒苏先骏的出卖被捕,二十九日在长沙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二十七岁。

  陈子博,湖南湘乡人。湘乡驻省中学学生。曾参与创办文化书社。后病故。

  刘清扬,河北天津人。回族。一九二○年留学法国后转德国。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以后参加过民主活动。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红十字总会副秘书长等职。一九七七年病故。

  戴毓本,湖南衡阳人。周南女校学生。曾在自修大学、上海大学、武昌中大读书,毕业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以后长期从事医务工作。已故。],大多在国内,个别在法国,多数在学会中期,个别在学会末期,先后入会(13)[(13)新民学会会员至此已查明者共计66人,以后发现有遗漏或错误者,当补充修正。]。在长沙的会员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曾在周南女校开过一次会,对会章略有修改,决议学会设“评议”、“执行”二部。执行部下设“学校”、“编辑”、“女子”、“留学”等部,并选举何叔衡、李思安为正副委员长;陶毅、周世钊、毛泽东、周敦祥、魏璧、陈书农、张昆弟、蒋竹如等为评议员。此次会后,正值驱张高潮,多数会员即离长沙。

  湖南地区的五四爱国运动兴起后,军阀张敬尧始则严密控制,继则实行暴力镇压。一九一九年八、九月间,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大会。张敬尧带着马弁前来镇压,胁迫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彭璜不畏强暴,严词拒绝。张敬尧竟悍然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张敬尧的暴行激起湖南人民极大的愤慨,一个规模甚大的驱张运动随之兴起。张敬尧是安徽人,是北洋军阀皖系段棋瑞的走狗。他于一九一八年二月湘桂联军战败后,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及接近直系军阀的冯玉祥一起进驻湖南,被段棋瑞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十分暴虐。人民对他早就十分痛恨。他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便成为驱张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在驱张运动中,学会开了会,决定联合各界一面进行驱张宣传,一面组织各界的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地活动,争取全国的同情。许多会员都参加了代表团。毛主席和会员李思安、张怀、陈绍休、罗宗翰等联合湖南在京各界,组织了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作驱张机关。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湖南绅界、政界、军界、工商界以及湘籍国会议员,联合的人十分广泛。毛主席等在北京办了一个“平民通讯社”,专门报道驱张的活动。彭璜、易礼容、何叔衡、夏曦等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先后分赴上海、武汉、衡阳活动。彭璜等在上海办了《天问》杂志,驻衡阳学生请愿团办了《湘潮》杂志,宣传驱张。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商专校长汤松、楚怡学校校长陈夙芳,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秘书赵鸿钧、《民治日报》主编张效敏以及北京国会议员陈嘉言,湖南绅界熊希龄、范源濂(14)[朱剑凡,湖南宁乡人。周南女校校长。进步教育家。大革命时期为国民党左派。一九三五年病逝于上海。

  汤松,字寿军,湖南长沙人。曾任长沙商业专门学校校长、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陈嘉言,字梅生,湖南衡山人。北洋军阀政府国会议员。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曾任唐绍仪内阁财政总长、北洋政府热河都统、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石油督办等职。一九一七年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一九一八年创办香山慈幼院。一九二二年任中华教育改进会董事长。一九二九年任全国账务委员会委员、华北赈灾会纠察组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移居香港。一九四二年病死。

  陈夙芳,曾任楚怡学校校长、湖南省教育会会长。一九一九年与徐特立等在长沙发起组织“健学会”,研究传播新思潮。但后来很顽固。

  赵鸿钧,字运文。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秘书。对于驱张运动和开办文化书社都曾积极赞助。

  范源濂,湖南湘阴人,曾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次长、总长。一九二二年任北京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一九二七年病逝于天津。]等对于驱张都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最后,由于群众斗争的压力和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张敬尧于一九二○年六月被赶出湖南,湘军谭延闿和赵恒惕控制了湖南。驱张运动的消息传到法国,湘籍勤工俭学生莫不称赞。及至传来胜利消息,更是雀跃不已。

  张敬尧被逐出湖南后,进驻长沙的湖南军阀谭延闿、赵恒惕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发出一个宣布实行“湖南自治”的通电,虚伪地表示要“施行地方自治”、“以湘政分之湘省全体人民”(15)[谭延闿发出的通电,1920年7月22日。见李锐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等122页。]。一九二○年四月,毛主席为驱张事从北京到上海时,就和彭璜等讨论过驱张之后如何在湖南造就一个比较好的政治环境,促进湖南向较好的方向发展,并曾拟过一个《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文件,提出废除军阀统治,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16)[见《天问》周刊,第21期,1920年6月20日。]。谭、赵通电的发布,带来一个复杂的局面。谭、赵以驱张实力派的身份顺利地取得了湖南全省的统治地位,好象理所当然地也取得了代表三千万湖南人民的发言权,这是一。一九一三年反袁独立失败以来,湖南人民受尽军阀战争和北洋军阀暴虐统治的痛苦,张敬尧赶走后,惟恐北军再来,于是,“湘人治湘”的呼声四起。谭、赵举起的“湖南自治”的旗帜,正是利用人民的这种愿望,这是二。谭、赵的“以湘政分之湘省全体人民”的口号,本质是欺骗,但是为了装饰“自治”门面,在民众压力下,也将不得不采取某些极为有限的民主措施,这是三。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事情的两重性,新的军阀统治形式的矛盾性。面临这种复杂局面,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方针来对待谭、赵提出的“自治”呢?毛主席不赞成采取笼统的反对态度,也不赞成消极的抵制态度,而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参加到“自治”运动中去,利用矛盾进行斗争,启发民众,揭露统治者,尽可能地争取扩大民主因素。新民学会会员们发起建立一个“湖南改造促进会”,提倡“湖南人民自决”,自下地发动争取真正“民治”的群众运动,同谭延闿、赵恒惕的“官治”相对立。毛主席于一九二○年九、十月间曾连续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评论湖南自治运动”,说明“自治”必须是人民的“自治”,必须以人民为主体,否则“自治”不过是只具外形,其内容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洞的(17)[毛泽东《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湖南《大公报》,1920年9月26日。]。毛主席和在湘会员还联合湖南各界人士发表了一个要求召集“人民宪法会议”,直接平等普遍地选举人民代表的建议书。十月,各界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解散旧的省议会,并发生扯下省议会旗子的事件。事后,谭延闿、赵恒惕就暴露了他们假自治的面目,诬蔑请愿代表“轻信游词,盲从暴动”(18)[谭延增发的布告,1920年10月12日。见《湖南省志》第1卷,第413页。]。赵恒惕赶走了谭延闿,独揽湖南政权之后,泡制了一个“省宪法草案”,并于一九二二年一月正式公布施行。赵恒惕统治集团迫于民众自治运动和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把某些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自由权利写进省宪里。因此,这部“省宪法”后来被毛主席和湖南党组织利用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武器。

  毛主席在进行驱张运动的前后,特别是在北京活动期间,广泛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据他后来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说,到一九二○年夏天,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当毛主席于一九二○年四月到上海时,准备赴法的会员陈绍休、熊光楚、肖了障、张怀、魏璧、劳君展、周敦祥、刘明俨、欧阳泽等也先后到上海,加上已在上海的彭璜、李思安,共有十二个会员。他们曾在上海的半淞园开过一次会,为赴法同学送别。实际上,这是一次讨论新民学会会务的会议。这次会议决议学会应有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作风,并主张会员要多组织学术谈话会,使学会养成好学的风气。吸收会员要谨慎严格,会员要有诚恳互助虚心的态度。(19)[《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一九二○年七月,毛主席回到湖南。他和在湘会员在参加和须导湖南地区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的同时,以很大的精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他们团结教育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运动。任弼时、肖劲光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去苏联学习的。在传播新思想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湘江评论》、《天问》、《湘潮》以外,毛主席于一九一九年参加主编过一段时间的《新湖南》周刊,以何叔衡为馆长,谢觉哉、周世钊、邹蕴真为编辑的湖南《通俗报》,龙兼公主编的湖南《大公报》等,都起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而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则莫过于创办“文化书社”这件事。

  “文化书社”于一九二○年九月由毛主席亲手创办,书社的《发起缘起》和《社务报告》都为毛主席亲自撰写。书社经理是易礼容。书社不仅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事要阵地,而且是我们留法会员与国内会员,湖南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与国内其他省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的联络站。它的创办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参加发起和投资的除新民学会许多会员外,还包括教育等界许多上层人士。书社销售的书有一百六十余种。营业后的半年中,全国与之发生联系的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就有六十家,书社除在长沙设总社外,还在平江、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等地设分社,在一些学校设贩卖部,负责人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以及和新民学会有联系的进步分子。书社一直办到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被许克祥封闭为止。

  一九二○年下半年,毛主席在上述一系列活动中都联系着考虑和酝酿建党建团的问题。随后,在新民学会的会议上和国内外会员的通信中,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一九二一年,在长沙的会员一连开了三天会,讨论学会的目的、达到目的须采取什么方法以及如何即刻着手进行等问题。毛主席在会上报告了上年五月上海半淞国会议以及七月我们在法会员召开的蒙达尼会议的情况(蒙达尼会议的情况,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论述)。这次会议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问题上展开了和我们在法国蒙达尼会议相类似的争论。一部分会员如毛泽东、何叔衡、陈子博、彭璜、陈昌、易礼容等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世界。另一些会员则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主张用温和的教育的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的会员犹疑动摇于二者之间。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论。由于它在学会生活中还是初次出现,矛盾还未展开,故没有影响学会在组织上的统一。这次会议还决定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学会的一项活动。这种思想信仰的分化,随着前进的运动而日益加深,最后引导到学会会员在组织上的分化,以至整个学会(包括留法部分)的消亡。事实上以后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只有一部分会员;而当时由少数会员在实际上形成的共产主义小组,则已成为学会活动的核心。一九二一年七月,毛主席和何叔衡代表它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此后,新民学会实际上就停止了活动。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新民学会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活动,在中国革命史上也有重要意义。

  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于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年形成一个空前的热潮。这两年中,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一千六百余人,以湖南、四川、广东三省最多。湖南就去了三百多人。这一方面是由于毛主席、蔡和森的提倡,以及熊希龄、章士钊、杨怀中等的赞助;另一方面也是军阀张敬尧摧残湖南文化教育事业,逼得学生走投无路的结果。日后大家开玩笑说:“这是张督军‘恩赐’的机会”。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有十八人,占会员总数三分之一左右。在湖南教育界工作了二十多年,当时已经四十三岁的徐特立;年过半百的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还有贵州教育界的黄齐生(王若飞的舅父)(20)[葛健豪,湖南双峰人。一九一九年蔡与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同志赴法参加勤工俭学,参加了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留法勤工俭学生发动的“二八”运动。一九二四年回国后在长沙湖南平民女子职业学校任校长。一九四三年病故,时年七十八岁。

  黄齐生,贵州安顺人。一九二一年与王若飞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三一年王若飞同志被捕入狱后,黄三次探视,积极营救。一九四五年赴延安,一九四六年三月代表延安各界赴渝慰问“较场口事件”中被殴打的民主人士。同年四月八日返延时因飞机失事遇难,时年六十八岁。],都参加了赴法行列。同学们同他们见面时都称呼徐先生、蔡伯母、黄先生。

  我和张昆弟等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到上海,和许多湖南学生一起住在静安寺路民厚里,候船赴法。位于霞飞路的上海华法教育会人来人往,大都是到这里来办理手续,请购船票,打听消息的准备赴法的学生。报纸的“要闻”栏里刊载许多有关勤工俭学的报导,称赞赴法青年为“探险远征队”。我们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乘法国邮船“宝勒加”号自沪启航。同批赴法的有一百六十二人,内有湖南青年四十二人,张昆弟、李富春、李林(21)[李林,湖南宝庆人。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参加中国共产党。回国后长期在北方从事党和工会的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于中央苏区。]、贺果、余增生、任理、张增益等在内。我们坐的号称四等舱,实际是底层无等统舱。在海上航行了近四十天,许多人因船身颠簸、震动,头晕呕吐,食量锐减。尤其臭虫多得吓人,扰得我们夜夜不得安宁。一些人只好把袜子套在手上,把裤角扎紧,用毛巾把脸和脖子包住,只露出鼻子和眼睛,以求睡个安稳觉。随我们一起出国的领队人是勤工俭学发起人之一,上海华法教育会会长以后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张继。他乘的是官舱。十二月七日,我们到达马赛。华法教育会派人接我们到巴黎,把一些准备勤工的学生安置在巴黎西郊哥伦布的华侨协社里住下。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平促进会等几个华侨团体都设在里面。我们住的是一座活动的军用帐篷,据说是大战后美国人留下的。长四大宽半丈的一块地方,住有三、四十人,都自愿地结成伙食单位,自己弄饭吃。我和李富春、张昆弟、李林、贺果、任理、张增益等人结成一个单位,凑钱买了一个煤油炉子,吃的主要是空心粉、马铃薯、面包,有时炒点卷心白菜或买点熟的肉食吃。

  我们一边候工,一边学法文,看书报。华侨协社有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用中文翻译过来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华法教育会的李石曾、吴稚晖都标榜笃信无政府主义。华法教育会办的《旅欧周刊》、《华工旬刊》也宣传这些思想。这些书刊对我们有很大影响。我们在一九二○年二月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励进会”(简称“工学励进会”)。参加成立会的有李富春、张昆弟、任理、李林、贺果、张增益、李维汉等,当时在蒙达尼的罗学瓒随后也加入了。我们都是只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有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愿望,但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一旦知道可以到法国经过勤工达到升学的目的,便想尽办法奔向这条路上来。我们又是怀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比较先进的青年,亲受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战争和豪绅买办阶级压迫、剥削之苦,痛恨旧的社会制度。我们又多少参加过五四运动或者受过它的影响,向往科学与民主。但是,由于我们在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不象北京大学和接近北大的先进青年那样。他们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夜就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此,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们仍在蒙昧之中,头脑里基本上还是一张白纸。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但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没有能进一步探讨,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工学励进会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下创立的。成立工学励进会的时候,我们订了几条约章,曾寄回国内在《时事新报》上刊登过。宗旨的大概内容是:“在积极方面,想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定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救助,工学交互,为将来别种建画之予各。在消极方面,可以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予防等事。”(22)[罗学瓒给毛泽东信,1920年7月14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2集,第52页。]所谓“在积极方面”的几句话,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可是,我们究竟是有进取精神的青年,在以后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中,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

  一九二○年初春,华法教育会介绍我们到施乃德钢铁厂做工。这是个大型军火工厂,设有好几个分厂。李富春、贺果、李林和我在法国西北部的勒哈佛尔分厂,张昆弟、任理、欧阳钦、刘明俨在圣伯尼分厂,罗学瓒在法国南部的克勒住总厂。我在工厂里做铸工(我曾在长沙湘军工厂艺徒学校学过一年半铸工),他们几个当钳工。当时铸工除吊车外都是手工,劳动强度很大。做了不到半年工,我的身体支持不住。大家劝我离厂。我应邀到张昆弟、欧阳钦他们那里,休息了一段时间。

  在勒哈佛尔时,我们仍然住在一个军用帐蓬中。早晚工余之暇,大家自学法语,有的勉强看点法共《人道报》和共产主义小册子,有时也共同讨论研究勤工俭学的问题。经过短时间的工人生活,我们都感到经过勤工很难达到俭学。对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管制方法有了初步认识。五一节,看到武装警察对罢工、示威工人的镇压,感到就是在以民主共和著称的国家,工人并无真正的民主自由。我自己自幼过着贫农家庭的生活,对于无钱无权无势的劳动人民受欺压的痛苦境况,有些感性认识。这时又看到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同样的情形,并亲自尝到这种滋味。我在一篇研究勤工俭学的论文中曾写下这样的认识:“现在社会的一切不平等都带着十分或九分的经济压迫的原因”,“布尔塞维克的俄国,凡是封建的遗物,如那些军阀、地主、资本家一概扑灭之,以组织世界经济,这样的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我曾呼吁“中华民族的男女学生打破智识阶级,牺牲着部分时光,做那些农人工人的解放事业。”(23)[李维汉《勤工俭学研究发端》,见《湘潮》杂志,1920年4月。]可以说,我们在此短短的实践和自学中前进了一步。这一步有重要意义,但仍然只是一些感性认识,没有深入和展开,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没有悟出工人农民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以暴力战胜暴力,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因而还没有跳出“工学主义”的幻想。新民学会会员中,毛主席、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最早。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刊。和森在出国前的一年半时间里,学习了法文,也阅读了一些社会主义著作。一九二○年二月,和森等到了法国,住在蒙达尼公学。他没有上课,“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24)[蔡林彬给毛泽东信,1920年5月28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第1页。]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在短时间内收集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择其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译”。当时我和他相隔很远,仅有通信联系。工学励进会的情况就是由我告诉他,他又写信回国告诉毛主席的。和森是学会领导者之一。他到来后,新民学会在法会员的中心很快就移到了蒙达尼。他和在国内的毛主席有密切的通信联系,使国内国外两部分会员联成一个整体。

  一九二○年六月中旬,前后分批抵达法国以及在法入会的新民学会会员已有十六人,有的在克勒佐、勒哈佛尔、圣伯尼等地工厂做工;有的在蒙达尼、枫丹白露等地学校补习法文。刚刚到法国的肖子障、陈绍休等从国内带来半淞园会议情况的消息。根据半淞园会议关于“巴黎等会员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召集”(25)[《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的意见,我们商定在蒙达尼举行一次聚会。七月五日,会员从各地来到蒙达尼。从六日至十日,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开了五天会。与会者有蔡和森、向警予、陈绍休、肖子障、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以及肖子升(当时在华侨协社任职)等十三个会员。一些外省的工学励进会会员也参加了这个会,共二十余人。

  这次会议最主要的成绩是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会上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的看法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另一种意见是肖子升提出的,主张温和的革命,即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的方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森提出的主张,对于多数与会者,特别是临开会前才到达蒙达尼的人们来得比较骤然,缺乏充分考虑的时间,因此对于两种相对立的主张,在会上没有能展开讨论。会议乃决定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毛主席,希望听取国内会员的意见。和森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详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他明确地说:“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26)[蔡林彬给毛泽东信,1920年8月13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第7一8页。]和森是我们留法会员中的先驱者。如前所述,我当时虽已经初步认识到改造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实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对于改造的道路,还没有跳出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于要以革命暴力战胜反革命暴力,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还缺乏认识。我在会后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反映了当时对这一根本点缺乏认识。接着又说:“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或取法它,说来很长,且待研究,……要多读书,多考察,多与友人研究后,再说,”(27)[李维汉给毛泽东信,1920年8月28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第24页。]表现出思想的可变性。

  蒙达尼会议开得很活跃,在辩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和道路之后,还谈论了个人感想、会务进行和求学方法。从人生观到宇宙观,从个人理想到人类的未来,差不多都说遍了。最后一天更进行个性的批评与介绍。大家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自并互相谈了个人的优缺点,思想和个性的极强处和极弱处,以互励互勉,取长补短,对于留在国内的会员,也由相知者问新会员作介绍。毛主席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欣赏。他来信说:“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做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28)[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1920年12月1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第33页。]

  会后,有些在其他地方勤工或俭学的会员搬到了蒙达尼。在校会员采取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两个方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我和几个迁来的会友在附近一个胶鞋厂做工,在工余学习。约在八月至九月的时间内,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此外,我同和森做了多次长谈,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等内容。通过阅读和谈话,使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同年八月,“工学励进会”改名“工学世界社”,社员发展到三十多人。鉴于“工学主义”是工学世界社社员中带普遍性的倾向,我同和森商定召集全体社员到蒙达尼开会,请他出席并参加讨论。约在九、十月间,工学世界社开了三天会,住蒙达尼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大都参加。经过热烈的辩论,大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记得出席会议的社员有:张昆弟、李富春、罗学瓒、李维汉、贺果、李林、颜昌颐、张增益、任理、肖子障、唐灵运、陈绍常、付烈、王人达、侯昌国、郭春涛、欧阳钦、刘明俨、汪泽楷、尹宽、肖拔、薛世伦、郑延谷、成湘等三十多人(29)[颜昌颐,一九二一年在进占里昂大学斗争中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长期参加党的军事工作。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党代表。一九二九年在中央军委工作。以后因叛徒出卖,与彭湃、杨殷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付烈,江西临川人。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四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五年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驻南昌时,兼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八七”会议以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三月牺牲于重庆,时年二十九岁。

  王人达,湖南浏阳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苏联工作。一九五七年回国,同年病逝于北京,时年五十七岁。

  郭春涛,字名忠,湖南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在进占里昂大学斗争中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回国后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加入国民党。抗日时期参加民主运动。全国解放后曾任政务院副秘书长。一九五○年病故。]。此外,李慰农(30)[李慰农,安徽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回国后在北方从事工人工作,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在青岛被军阀杀害。]、余增生等个别社友因事未能参加,后来对于会议决议也都表示赞成。至此,工学世界社和新民学会的宗旨已趋一致。它和新民学会一道很快成为勤工俭学生的领导力量之一。和森没有参加工学世界社,他对于工学世界社宗旨的改变起着相当作用。

  毛主席得知上述蒙达尼会议的争论后,于一九二○年十二月一日写了数千言的长信给我们,对两种意见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无政府主义、德莫克拉西主义在今天行不通;用平和的手段、教育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也做不到,而对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31)[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1920年12月1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第33页。]并在随后给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为吾党哲学的根据”。还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引者)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32)[毛泽东给蔡和森信,1921年1月21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第46页。]毛主席不仅希望我们留法会员继续做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而且在一九二一年新年时,与何叔衡一起召集长沙会员聚会三天,进行了郑重而热烈的讨论。毛主席旗帜鲜明的主张和深入浅出的说理,更加坚定了我们大多数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参加蒙达尼会议的十三名新民学会会员为例,后来就有八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肖子升则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最后堕落为反动官僚。

  蔡和森接读毛主席来信后,曾和我们商谈,打算联络新民学会会员、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工学世界社社友等开一讨论会,如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两点上取得一致,则准备成立一个共产党。后来因为忙于参加和领导求学运动的斗争,未能实现。

  毛主席一向主张新民学会的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33)[《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当他得知工学世界社成立的消息后,寄与关怀。他给罗学瓒写信说:“请你将组织、进行、事务等,告我一信。”(34)[毛泽东给罗学瓒信,1920年11月26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2集,第55页。]工学世界社成立后,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外,还组织了一个“工学世界通信社”,由罗学瓒负责,向国内发稿,报道留法勤工俭学和华工运动的情况。蔡和森、李富春、向警予以及其他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工学世界社社员都曾经往国内报刊投过稿。大部份稿件都经毛主席转递。毛主席很赞扬工学世界社这种形式的活动。他在一九二一年十月的一次欢送留俄学生的会上说:“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在法同学组织的工学世界社--革命团体--那办法很好。”(35)[谢觉哉日记,1921年10月22日。]

  以蒙达尼为中心的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两团体,在一九二一年曾经参加了勤工俭学生两次大的群众斗争的领导。一次是二月二十八日的“求学运动”;一次是九月二十日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关于这两次斗争的情况,已有不少同志撰写过文章或回忆录,大体翔实处,我不再重复。这里只就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实做些回忆。

  二月二十八日的“求学运动”,习惯称为“工八运动”。先是,二月初,在巴黎近郊(华法教育会附近地区)有数百勤工俭学生在那里候工不得,靠领每日五法郎的救济金生活。我们和他们中的一些活动分子逐渐发生了联系。他们告诉我们华法教育会发出通告,声明与勤工俭学生断绝经济关系,诬蔑勤工俭学生“既无做工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拒绝资助,使同学们沦于做工不得,求学不能的困境,并声称要将学生“遣送回国”。他们希望给以援助。蒙达尼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世界社社员一起集会讨论巴黎近郊同学的要求。我们认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谈“勤工”,无异为资本家提供廉价劳动力,而要以“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更为不可能。我们认为应当发起一次求学运动。于是蔡和森、张昆弟、向警予、蔡畅、贺果、李维汉等大部分会员、社员去巴黎参加斗争。我们住在华侨协社不远的一个兼营咖啡馆的旅馆内,连日同近郊四百多同学的代表开会商讨斗争的目的和方法。代表会作出进行求学运动的决定。提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口号,向军阀政府要求生存和求学的权利。斗争的具体目标是要求进入即将开办的里昂大学求学,发给学生每人每月四百法郎的补助,以四年为限。代表会向全体勤工俭学同学发出通告,向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发出请愿书,向旅法上层人物发出请求援助书,向北洋政府和各省政府发出电报。二月二十八日,组织近郊四百多同学向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竹录)请愿,相持大半天,群众被警察驱散,代表十余人被囚禁于警察局两小时左右始释放。“二八运动”没有实现原定目标,但迫使公使馆延长发放三个月每人每日五法郎的救济费,华法教育会答应继续为失工学生找工作。我们的斗争也并未就此停止。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日,由向警予、蔡畅、熊季光、熊叔彬、魏壁、劳君展等新民学会女会员联络其他女生组织“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出致女界的公开信,要求里昂大学招收女生。到同年九月,又发展为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

  “二八运动”过程中,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对于勤工俭学同学内部的团结工作有缺点。例如以赵世炎(36)[赵世炎,四川酉阳人。一九二○年赴法勤工俭学,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回国。曾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和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后任江浙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书记。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一九二七年七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二十六岁。]李隆郅(即李立三)为首的“劳动学会”是一个进步团体,但当时仍笃信工学主义,主张坚持勤工俭学到底。王若飞(37)[王若飞,贵州安顺人。一九一九年冬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在法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回国。历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等职。在党的第五至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时年五十岁。]等一部分贵州同学也持相同主张。他们都不赞成请愿,认为请愿是向反动政府乞怜,要求补助是寄生虫。针对求学运动,他们提出“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我们没有采取积极态度去同他们讨论问题,争取共同行动。徐特立、黄齐生两位老教育家也支持他们的主张。蔡和森和我,还有新民学会其他会员,都是徐先生的学生,一向敬爱他,这时也没有去同他讨论商谈。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

  “二八运动”教育了我们,迫切希望勤工俭学生内部加强团结。我们请劳动学会派代表到蒙达尼出席工学世界社的会议,相互加强联系和了解。世炎、立三都到过蒙达尼交换意见不只一次。若飞则来蒙达尼和我们一起在胶鞋厂做工。通过交谈,我们双方的观点和认识迅速取得一致,并且共同行动起来。世炎在加强勤工俭学生不同力量的团结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以“劳动学会”为核心,组织了“勤工俭学同盟”,又进而联合“勤工俭学互助团”、“勤工俭学互助组”、“勤工俭学讨论刊社”、“劳人会”、“工学实践团”等勤工俭学生团体,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会”,提出“互助”、“劳动”、“改造社会”三信条,一边力求自救,一边学习社会主义。他们在克勒位工厂边劳动边在华工中进行工作,深受欢迎。到九月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之前,勤工俭学生中不同力量的许多部分已逐渐趋于联合,以至能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采取统一行动,共同组织了“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当时,代表大会决定分别通知各厂各校的勤工俭学生派代表组成一百一十六人的“先发队”,分头赴里昂集合。并决定我和肖子障、向警予以及巴黎近郊和其它地方的同学代表组成十人代表团留驻巴黎,负责联络和争取声援。“先发队”同学到里昂后,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勾结法国政府将他们囚禁在一个兵营里面。十人代表团分途寻求支援,但都没有发生积极效果。我曾去里昂兵营向同学们报告巴黎活动情况,并提出另派代表去巴黎,我留兵营。后来依和森及同学们的意见,仍回巴黎参加十人代表团的活动。不几天,“先发队”中一百零四人在囚禁了二十八天之后,被法国政府武装押送回国。世炎在同学们协助下机智脱险,跑到法国北方靠近比利时的地方去做苦工,打扫战场。这次被押送回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世界社社员已查明的有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贺果、刘明俨、颜昌颐、唐灵运、肖拔、郭春涛等人。向警予随后也回了国。

  这次斗争是从勤工俭学运动内部矛盾发展中爆发出来的。从它的具体目标来说是失败了,但是从它留下的影响和收获的果实来说,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使法国资产阶级亲眼看到中国青年从五四运动以来迸发出来的一派不怕军阀统治,不受洋人欺侮,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气势。它结束了似潮流般的勤工俭学运动。一切好心好意提倡这个运动的人,由此知道此路已经不通。至于那些企图借这个运动捞取政治资本的有野心的人,就只好自己去感受幻灭和悲伤了。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斗争出现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许多人抛弃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更多的人后来积极投入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另外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参加政治活动,在国外学习科学技术,回国后就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这次运动本身是有缺点的,实际上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冲在第一线的大集中;也不懂得利用上层内部的矛盾,对蔡元培、李石曾与陈(竹录)等人之间没有区别对待。另外,对于敌人的狡猾也认识不清。

  这次运动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勤工俭学生中建立一个严格的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

  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二○年底也到法国勤工俭学。他和勤工俭学生有着广泛的联系,我们当时还不认识他。事后才知道他对这两次斗争甚为关注。他考察了运动的情况,写了很详细的报道寄给天津《益世报》发表。越到后来,报道的倾向性越鲜明,代表了勤工俭学生的呼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期间,他自日本回国,领导了天津的五四运动。他领导的“觉悟社”,已与李大钊同志和北大的先进分子有联系。一九二○年,他在斗争实践中热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赴法后,曾到英国伦敦一个短时期。一九二一年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初,我收到恩来、世炎托人转来的信,约我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我们商定分头筹备。在筹备期间,我曾反映尹宽、薛世伦等人的意见,提出工学世界社全体社员参加的建议。另有人建议,有关的进步组织可由代表参加。这两种建议都是幼稚性的表现,既与原则不合,也与实际不符。经过酝酿讨论,双方都放弃了。约在一九二二年六月,我们在巴黎近郊森林里集会,宣告旅欧少年共产党正式成立,世炎任书记,恩来负责宣传,我负责组织。各用一个代号,叫乐生、伍豪、罗迈。党部设在巴黎意大利路哥特伏化街十七号一个旅馆里。经常在那里工作的有赵世炎、李维汉和陈延年,从工厂接受选云母片的工作,维持生活。陈延年和陈乔年(38)[陈延年,安徽怀宁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回国,曾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江浙区委和江苏省委书记。“四一二”政变以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五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二七年六月被捕,牺牲于上海,时年二十八岁。

  陈乔年,安徽怀宁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一九二四年回国。历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一九二八年六月牺牲于上海,时年二十七岁。]兄弟曾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经世炎等的工作,我记得先是乔年后是延年陆续参加了少年共产党。延年参加了少年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编辑机关刊物《少年》。他俩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之后,成了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都反对陈独秀主义,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政变后,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若飞在蒙达尼胶鞋厂工作时,和我多次在运河岸上散步并畅谈。他告诉我,欧战前信仰过俾斯麦主义,欧战后改信威尔逊主义,最后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曾积极从事华工运动,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他是领导者之一。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他也是领导核心的成员。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在党中央工作的蔡和森来信,要我回国工作。我受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委托,带信给中央,请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路费是恩来和世炎为我筹集的。我于一九二二年底或一九二三年一月初到了北京,向党中央报到。党中央在一次会议上,批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四旅欧支部,由中央另给指示。我则由毛主席和蔡和森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派回湖南工作。回湖南前曾给世炎、恩来去信告知结果,以后就再未同旅法组织发生联系。

  当时已回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世界社社员都已加入了党或团的组织,参加了实际工作。留在法国的会员、社员后来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党团组织,在旅欧党、团组织领导下从事学习和工作,并大都经过去莫斯科学习,然后回国。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至此最后也结束了它们的活动。

  周恩来、赵世炎是中共旅欧组织的创立者。我回国后不久,恩来和世炎等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分别建立了党的支部,后联合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恩来在一九二四年回国以前,一直领导旅欧总支部的工作。这期间,党员和团员都有不少发展,许多团员加入了党。我们党的老一辈党员中,已经去世或牺牲的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张伯简、林蔚、郭隆真、余立亚、熊雄、熊锐、孙炳文、穆青、欧阳钦、李林、李蔚农、王人达、张增益、任理、肖朴生、袁子贞、马志远、资道焜、陈彭年、李大章、邢西萍、陈微明、谢唯进、何以端、史逸、林修杰、高风、李季达、陈声爆、冉钧、黄士韬、杨志华、帅立木、范一,(39)[刘伯坚,四川南充人。曾在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一九二三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回国后被派往西北军冯玉祥部任总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军政大学学习,出席党的“六大”。一九三○年回国后被派往江西革命根据地工作,历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五年牺牲于江西,时年三十五岁。

  张伯简,云南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后至德国,为中共旅德支部成员。回国后,在上海、京汉铁路进行革命活动、曾任中共两广区委军委书记。于一九二五年病逝于广州。

  林蔚,字乔生,湖南湘潭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赴苏联学习军事。一九二六年回国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任醴陵县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三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二十七岁。

  郭隆真,笔名郭淑善。回族,女。河北大名人。五四运动时期,是觉悟社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发起人之一。一九二0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三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五年回国,在北京作党的妇女工作,主持缦云女校,编印《妇女钟》、《妇女之友》等。一九二八年任河北省委委员,后任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一九三○年在青岛进行工人工作。次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济南英勇就义,时年三十八岁。

  余立亚,又名王炎夏,湖南长沙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一九二三年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在铁路总工会工作。党内曾任中共上海吴淞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熊雄,江西宜丰人。早年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六年,在湖南郴州任护国湘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一九二○年赴法勤工俭学,后转至德国,是中共旅德支部成员。一九二三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五年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二七年四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三十五岁。

  熊锐,广东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后转至德国,是中共旅德支部成员。回国后曾任黄埔军校教官。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孙炳文,四川南溪人。武昌起义后参加同盟会。一九二二年赴德留学,同年入党。后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五年冬回国,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穆青,字树珊,四川合江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四年赴苏联学习,任中共旅莫支部组织委员。回国后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一九二七年参加广州暴动。一九二八年后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书记。一九三○年牺牲。

  肖朴生,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中共旅法支部组织干事。回国后负责中国济难会的工作。一九二六年病故。

  袁子贞,河北霸县人。旅法华工。与赵世炎等交往较多,在华工中作了许多工作。一九二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候补执行委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曾在北方铁路工人中进行工作。大革命失败后牺牲于天津。

  马志远,河北高阳人。旅法华工。在法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五年回国,在北京、天津、沈阳从事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原籍组织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武装。一九三九年被日寇杀害,时年四十六岁。

  资道(火昆),中共旅德支部柏林小组成员。内战时期在东北牺牲。

  陈彭年,旅法华工。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牺牲。

  陈微明,又名沙可夫,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六年赴法学习音乐,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春赴苏联学习。一九三一年回国后去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和《红色中华》报主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晋察冀文联主任。解放后任全国文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一九六一年病故。

  谢唯进,早年赴法国、德国勤工俭学,是中共旅德支部苟根廷小组成员。以后长期在欧洲作国际宣传和组织工作。解放后在空军工作。一九七八年病故。

  史逸,安徽桐城人。一九一四年留学日本。一九二二年赴德勤工俭学。一九二三年在德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一九二七年调武昌中山大学任教,同年八月随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转回广州,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三十六岁。

  林修杰,四川南充人。一九二○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回国,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秘书、九江地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领导星子县城起义。后调任波阳县委书记。一九二八年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二十八岁。

  高风,湖南华容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一九二三年赴苏联学习。回国后曾任中共保定地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一九二六年被军阀杀害于保定。

  李季达,四川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一九二六年牺牲于天津。

  陈声煜,四川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五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回国后牺牲于湖北。

  冉钧,四川江津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三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回国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长。一九二七年牺牲于重庆。

  黄士韬,广西贺县人。早年赴德勤工俭学。一九二五年在德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回国,曾任中共广西特委组织部长。一九二七年牺牲于广西梧州。

  杨志华,湖北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曾任中共浙江省委秘书长。一九二九年牺牲于杭州。

  帅立木,四川江津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回国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秘书。牺牲于江津。

  范一,四川富顺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牺牲。]以及现在还在工作的邓小平、聂荣臻、蔡畅、付钟、何长工、李卓然、江泽民、刘鼎同志等,都是在旅欧支部参加党的(40)[这是一个初步查明的很不完全的名单,还可能有错误,待以后查实改正。]。

  


  新民学会的成立和活动,处于中国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因而在它身上也就必然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就革命阵线来说,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兴起于一九一九年,结束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它具有为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姿态。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出现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织和个人。由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就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五四运动伟大历史意义之所在。

  五四运动是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新的文化革命运动。它是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在文化上的反映。它在一定条件下为“共产主义的新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4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7页。]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但是,五四运动的阵营是由不同的政治力量组成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政治战线的分化,也发生思想战线的分化。毛主席指出:“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42)[《毛泽东选集1,合订本第789页。]毛主席在这里说的“改造”,就是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毛主席的这段话既是对五四运动历史发展的总结,同时也包括了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经验。新民学会建立于五四运动前,活跃在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中。它的成员们胸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抱负,研究和探索革命的真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跟随着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锋毛泽东不断前进,而成为共产主义的忠贞战士;一些人在这面伟大旗帜的影响下,成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少数人则走向这面旗帜的反面,被革命风暴抛入浪底,成为沉渣。

  当时,在我们同辈中有这样一句话:“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际家。”这种评价,现在看来并不恰切,只看到毛主席当时重视革命的实践,没有看到毛主席同时重视革命的理论。现在回忆起来,毛主席从五四运动起,就表现出他是一个注意认识和实践相一致的先进战士,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历次斗争中,越来越显示出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决果敢,势不可当的气概。对于革命理论(当时我们称为“主义”)的意义,毛主席是非常重视的。他指出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43)[毛泽东给罗獓阶信,1920年11月25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2集,第27页。]学会初成立时,我们一班年青人不满现状,要求向上,讲求改造,有爱国思想,但是认识上还很朦陇,很空泛。毛主席引导我们通过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明确学会的共同目标和达到目标的共同方法。我们留法的会员和在国内主要是在长沙的会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把学会的宗旨统一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目标之下,并且在讨论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时,使许多会员抛弃了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倾向,抛弃了小资产阶级工读主义幻想,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我自己在勤工俭学时期,就是从爱国主义经过大约十个月这样的空想和幻想之后,在毛主席和蔡和森的影响下经过学习进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毛主席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同时,很重视对中国实际的调查研究,重视参加当前的实际斗争。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他凭借和依靠新民学会这个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和领导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活动,如五四运动、勤工俭学运动、驱张运动以及省自治运动等,都取得一定的成绩。对于留学运动他是赞成的,因为它有助于开阔眼界,解放思想,从外国汲取革命的经验。但他总是把立足点放在中国,重点又首先放在湖南。他重视“留洋”(留技留苏)求真理,但更重视脚踏实地地在中国这个地盘的工作。对待问题,他既是从全局从长远着眼,又是从局部从当前出发。他曾说过:“吾人如果要在现在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44)[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1920年3月4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第34页。]进行驱张和自治运动时,有的会员对这类运动曾有怀疑,认为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无需顾及这些当前的问题。毛主席不以为然,他一方面说明,类似驱张和自治运动,都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都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它只是我们“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它又是我们“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45)[毛泽东为易礼容信加的按语,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2集,第21页。]。因此,不能迷恋当前的具体斗争而忘掉斗争的终极目标,也不能空有一个斗争的远大理想而不去参加和争取领导那些有利于人民的当前的实际斗争。事实上,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使湖南人民受到了教育。在实际斗争中,毛主席注意抓住时机,发动群众。一九一九年底,长沙发生了一个“新娘”赵玉贞因反抗旧式婚姻在花轿里用剃刀自杀的事件。从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起,毛主席连续写了十多篇评论,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揭露这个事件的社会背景,从而在长沙社会上掀起了一个反封建的宣传和控诉运动。

  对于学会会务,毛主席主张采取“潜在的态度”,注重“打基础”,“不张扬”,“不标榜”,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要“象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46)[毛泽东给欧阳泽信,1920年11月25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2集,第13页。]毛主席的深入社会,深入实际,埋头实干的好作风,对学会很有影响。在会员间形成了“言必及义”,不标榜不浮夸的好风气。毛主席亲自编订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对于团结会员,探求真理,活跃会务起了极好的作用。

  毛主席非常重视舆论的作用,注意抓舆论工具,湖南学生联合会一成立,毛主席负责主编学联刊物《湘江评论》。《湘江评论》被封后,又主编第七期以后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周刊,并通过学会会员在长沙掌握湖南《通俗报》和“通俗讲演所”。驱张运动时,在北京、上海、衡阳办刊物,办通讯社,并且重视利用如湖南《大公报》这样的社会舆论工具。以后又办了“文化书社”。毛主席通过这些阵地,揭露旧制度,传播新思想,聚集革命力量,打击反动势力,对于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主席对于一切事物都主张采取分析态度,深恶那些“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以一时概永久”,“以主观概客观”的“论理的错误”。(47)[毛泽东给罗学瓒信,1920年11月26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2集,第55页。]他在五四时期写的评论文章,都层次鲜明,有说服力。他给我们在法诸会友关于讨论共产主义的信,就是一篇有分析的说理文章,道理说得十分浅明、中肯、透彻。

  在斗争中,毛主席很注意团结多数,包括团结社会上层分子,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减少斗争的阻力。在驱张运动中,通过学生联合会,团结了反对张敬尧暴虐统治的各界人士,利用了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取得直系军阀吴佩孚和接近直系的冯玉祥的一定程度的支持,把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张敬尧。

  新民学会成立以后,投入了一个又一个斗争。这些斗争之所以取得不同程度的成绩,固然是多数会员努力工作的结果,而上述毛主席的正确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艰难曲折的路程以后,来回忆毛主席当年的活动和思想,倍加感到亲切,更加体会到毛主席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和作风,源远流长,放之四海而皆准。

  新民学会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在它存在的三年中,在中国革命动荡转变的年代里,逐渐由民主主义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会员中,以毛主席为代表,许多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共产党员,有的成为党的同情者。会员何叔衡、蔡和森、向警予、陈昌、张昆弟、罗学瓒、郭亮、夏曦等,以及相当于新民学会“分支”组织的工学世界社的社员李林、颜昌颐、林蔚、李蔚农等在后来的革命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和所有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烈士一起,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纪念。

  
《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


  
来源:中国共青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