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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解放:围城內外的故事

2009年10月15日14:34   来源: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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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困卡子”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昕 摄影 张鹏飞

  这是两个人的故事。

  故事背后,有着类似的哨卡。

  哨卡里面,藏着一座城市60年前的历史。

  那段历史,成为无数苦难百姓新生的开始。

  这座城市,名叫长春。

  一位百姓的故事

  75岁老太写自传记录当年


  还差两天,就是大年三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吉林省会长春,临近春节,温度陡降10摄氏度。

  长春市普阳街旁的一栋居民楼内,一位75岁的老太太独自奋笔。“我在写自传,主要是关于那段岁月。”沙秀杰说,这部书稿已初告完成,“大约4万余字。”

  沙秀杰所说的“那段岁月”,包括1948年解放长春的前后。那些日子里,由于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迟迟拒不缴械,最终给这位老人留下终生难以抹除的痛苦烙印。一如此刻的她,虽在暖意融融的书房里,抬眼总能看见窗外冷酷的冰棱……

  不堪回首,仍要回首。沙秀杰动笔了,“经历过长春‘困卡子’的老百姓,很多人不在了,我想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记录。”

  卖糖的小女孩

  沙秀杰,1933年4月24日生于长春。

  “我家是长春老住户,到我这代是第8代,家里有7个孩子,我排第4。”沙秀杰11岁那年,父亲染上伤寒去世,“他死后,我们兄弟姐妹全辍学了。”

  这年,18岁的大哥被日本人抓了劳工,年幼的沙秀杰为了家里生计,开始打工。“我去卖糖,那种粘着芝麻的皂糖。”沙秀杰说,为了皂糖的销路和价钱,她甚至去妓院卖糖,“背着母亲悄悄去卖,有次一帮女的都抢我的皂糖吃,那男的要付钱,他骂我,说再看到我就收拾我。”沙秀杰说,“我还得去,在妓院卖糖的钱,一天能买两斤玉米面。”

  1945年,沙秀杰的大哥杀死两个日本兵,跑回家。这个普通的长春家庭,一母七子,迎来短暂的团圆岁月。

  听到枪响很兴奋

  1948年3月,5个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师初步包围长春。

  有史料载,长春第一次解放在1946年4月14日。由于国民党军队不久大举北进,我军于当年5月22日主动撤离。两年后,我军再打长春,实行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

  “那时每天最希望的事,就是听到枪声。”沙秀杰说,当时左邻右舍常聚在一起,听城外的枪声,“枪声越密集,我们越兴奋,就盼着共产党早点打进来,这说明要解放了。”沙秀杰说。进入初夏后,城内粮价飞涨,“一个大饼子可以换到一个金镯子,甚至能领走一个大姑娘,我家意识到情况不妙,全家人想逃出城去,但当时国民党不放百姓出去,说是禁止出城投共。”

  另一种历史说法是,国民党初期禁止市民出城,意在以市民作为人质。

  “二姐,我饿”

  家中无粮,沙秀杰的大哥、二哥参加了国民党军队。

  “母亲怕都饿死在家里,她想把家人分散开,谁能有活路就活下去,就让大哥、二哥当兵去。”沙秀杰说,长春解放后,她的大哥、二哥,一位参加了解放军,另一位去念书了。

  沙秀杰一家能在城内度日,得益于大哥、二哥每天从军队伙食省下的两个大饼子。“我和三弟每天去取大饼子。”沙秀杰说,那时有个场景,令她一生难忘,“一次取完大饼子,三弟跟在后面,声音很微弱,他说‘二姐,我饿’。我没理他,他就在身后念叨。走了一会,听到后面没动静,回头看他倒在路上,那不是人样,就是一副‘小骷髅’,我心软了,用手指甲抠下一块喂给他吃,他才有劲走。”回忆中,沙秀杰哭了,“母亲一定看出大饼子少了一块,但她从没问过这件事。”

  靠着大饼子,沙秀杰一家挺过一段日子。有一天,当沙秀杰与三弟来到取饼子的军队铁丝网前,看不到两位哥哥的身影。等了许久,二哥匆匆跑来,“大哥被关禁闭了,上面说,谁再敢把军粮分给老百姓,就地枪毙,你们快逃吧。”

  史料载,在围困长春的5个多月里,长春7月底即告粮绝。

  “鬼节”出逃

  农历戊子年七月十五,公元1948年8月19日,距离长春全面解放尚有两个月。

  这一天,住在长春东大桥小庙街下附近的沙秀杰一家五口,与邻居王家三口,推着小破车踏上逃亡路,“当时城里饿死了很多人,没人抬这些尸体,倒哪算哪了。我们再留在城里,只有死路一条,出去还有生的机会。听说国民党在七月十五放卡子,放百姓出城,那天是鬼节,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沙秀杰说,事隔多年,再回家门时,已物是人非,“那里现在都是高楼大厦了,当年的胡同平房早已不在。”

  临行前,父亲治病时留下的糖浆,被一家人灌到了肚子里,这是家中最后可以进口的东西。凭借这点能量,沙秀杰一家在当日下午赶到国民党的哨卡。“他们在洪熙街设了卡子,也就是解放后的红旗街。很多百姓得到消息,推着小车,聚在这里,大约有几千人。大家也不知去哪里,只晓得出了城,见到共产党的部队就有救了。”

  如今的红旗街商圈,成为长春商业最繁华的地段之一。然而,每天走在这里的很多人,并不晓得这条大街在60年前曾是一道“生死门”。沙秀杰回忆,当时长春还有几座“卡子”,“记得在宋家洼子和二道河子也有。”

  被困“中间地带”

  14天,长如14年。

  沙秀杰记得,通过哨卡时,两边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名为检查,实为搜刮。武器、粮食一律不予放过。沙秀杰一家没被搜出什么,直接放行,身后枪声响起,“不准回头!谁回头就开枪。”沙秀杰一家往前走不到百米,碰到一伙土匪,“他们用毛巾蒙面,也是抢。”当然,碰到这么一群难民,土匪生意也不太景气。

  再往前走,见到许多露天而卧的难民。“听大家说,前面没路了。也不能回城去,因为国民党要打枪。”沙秀杰一家与邻居王家在道旁的一个破楼茬子里安顿下来。这条路上的一口井和植物,就是数千难民的一切,他们只有一个心思:找东西吃,活下去。

  关于这条马路的景象,沙秀杰的描述,实在惊悚,只说几个细节:被困第3天,邻居“王叔”和他的孩子饿死了;路上死人比活人好看,因为死人在雨水里泡胖了;许多苍蝇飞不动,因为肚子肥得宽过了翅膀;第10天,三弟说句“那我就不等了”,当晚饿死,那晚破楼茬子里死了30多号人;路边凡是能入口的东西,俱被一扫而光,沙秀杰曾在一滩粪便里找到几颗没有消化的黄豆,冲洗后吃了……

  这样,坚持14天。

  共产党救了我们

  饿了很长时间后,先喝粥,一定先喝粥。这是沙秀杰经历那场生死磨难之后的经验。

  第14天,这条马路的上空出现两架飞机。“飞得很低,马路上响起了微弱的救命声音,还有伸向空中的一双双枯手。”多年后,沙秀杰分析,这是我军飞机,“共产党发现了我们。”

  飞机飞回后不久,难民队伍的前方开始移动。沙秀杰的母亲站起来时,肿如枕头的脚面“爆炸”了,流出黄水。还要走,见到共产党就能活下来!信念支撑下,一家跟着难民队伍缓行。

  走了不知多久,沙秀杰看到了解放军。“我印象很深,解放军战士没带枪,他们是来接我们的。难民队伍中有人喊,乡亲们,别着急,我们解放了!共产党万岁!”沙秀杰说,那是她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万岁”,“大家高兴得哭了,再也不用挨饿了。”战士们将沙秀杰等难民,引至为难民搭建的粥棚。“要先喝粥,听说刚开始时有人饿了多天后,吃干饭撑死了。”

  史料载,随着围城战争的发展,8月中旬后,我军有令如下: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必须加以救济……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以便准备救济。

  1950年,沙秀杰回到了长春市。如今,她的儿子在一家外企工作,儿媳是医生,女儿在国外工作,她和念高三的孙子住在一间8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晚年很幸福,我还念了8年老年大学,读诗文班,也发表了一些诗歌。”

  对于现在的生活,老人感到无比珍贵,“我的孙子不爱听我讲这些老故事,但我常想,如果他不知道这些事,怎么明白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呢?”

  一位战士的故事 头发被子弹打出一溜沟

  一个军礼,代表全部。

  1955年,刘汉勤复员回到长春,特地赶到长春市兴隆山一个杨树林,敬了一个军礼,那里埋葬着他的战友“贾天诚班长”。“贾班长在解放长春的战争中,为掩护战士壮烈牺牲。”79岁的刘汉勤老人,现在与老伴儿居住长春,一栋百余平方米的房子。刘汉勤在参加解放长春战争时,任我军独立第8师1团宣传部干事。

  “宣传部干事也上前线啊!”刘汉勤说,头发曾被子弹打出一溜沟,“也算命大!”

  阵地连喊带唱

  解放长春期间,刘汉勤的主要工作是“喊话”。

  “蒋军兄弟们,别为蒋介石卖命了,他为四大家族收敛民财,你们为他打仗牺牲,白白死了,什么也捞不到,他们不把你们当兄弟,我们才是亲兄弟。”老人兴致上来,坐在家里客厅喊了几嗓子,引得屋外忙着办置年货的女儿们推门直看,老人笑了,“这是我当年喊的那套嗑。”

  刘汉勤说,那时喊话的地点比较隐蔽,目的是瓦解对方军心,效果是争取对方投诚。“有一次,我和侦察排王排长上一个煤厂窑顶,用薄铁皮喇叭向敌人喊话!隔着几百米,对方打枪,我感觉刷地一下,右耳热了,一摸,全是血,别说,那帮小子打得还挺准,那咱也得接着喊。”

  总喊话也腻,刘汉勤和战友们偶尔会唱。“我编的词,用四季歌小调,八月十五月亮圆,月亮照在碉堡间,你的爹妈想念你,快快回家好团圆。”老人边唱边撸右腿的裤脚,“我们8个人,4个人负责拉胡弦儿和打鼓,我和另一个战友是‘歌手’,还有两个侦察兵。有一次,我们蹲在战壕里唱,唱完了问对面好听不,那边喊好听再来一个,我们接着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敌人战壕里的士兵爱听,但他的炮兵队伍不干了,“六零炮”嗖地打过来了,打得准,都落在战壕里,我们赶紧撤,你看腿上这伤疤,就是唱歌时被六零炮弹片打伤的。”

  史料载,驻扎长春的国民党60军起义后,该军士兵们说听到解放军的喊话,最受不了是“回家”两个字,一听到这个词都流泪。

  1个上校与4个老婆

  在长春八里堡难民接待站工作的经历,让刘汉勤十分熟悉围困长春时的我军哨卡状态。

  “我们发现城里有人饿死,首长立刻命令救难民,记得是长春有8个出口,放了20多万名难民。”刘汉勤说,当时也要提防国民党军官随难民潜逃,“也有明目张胆出来的,有个国民党上校,晚上8点从城里出来到了我们的哨卡,交了一把撸子枪,他可以交给军队处理,但让我们犯难的是他还带了4个女人,都面黄肌瘦的,还擦胭抹粉,他说这都是他老婆,投降条件是把他本人和他老婆都安排好。后来,民政部门帮了忙,把这4个女人都安排了。”

  “不像好人”的地下工作者

  地下工作者长得都像好人?不尽然啊!

  刘汉勤的战友白天侦察时,在我军战壕沟里,抓到了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怎么看都不像正经人,带回驻地审讯。“她说是我军地下工作者,我们不信,后来双方僵住了,她提出找个可以独处的地方,拿证明给我们看。”刘汉勤说,“给她找个屋,结果她从身体里拿出了证件,走出来给我们一看,是咱们的人。我们赶紧赔礼道歉,又给买了两只鸡炖上,好好吃了一顿,派专人送到了城外的前线指挥所。后来证明,她真是我军地下工作者,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难民要给他下跪

  60年了,刘汉勤很惦记那对姐弟的命运。

  “当时我军在城郊设有数十个难民收容站。”刘汉勤谈起了这段经历,“有一次,我在八里堡看到一对出来的难民,姐姐十四、五岁,弟弟要小点,他走不动,姐姐求人帮着抬,其他难民也没劲,我上去背起了她的弟弟,送去十里堡难民收容所。”

  刘汉勤背着这位小兄弟,走了几公里,到了目的地。“我身上衣服都湿透了,他脸上的黄水,从我后背一直流到脚后跟。”刘汉勤说,当时姐姐要给他下跪感谢,“被我搀住了,我让他们赶紧去喝粥,当地张村长收留了这对姐弟。后来,我就不知道这对姐弟的去向了。”

  “听张村长说,不只是部队在帮助难民,城外的乡亲们也都给收容所送柴送被,贡献很大。”在十里堡难民收容所,刘汉勤看到了一座大院与一圈房子,院子里支着三口大锅,分别熬着玉米粥、小米粥和高粱米粥。一身戎装的刘汉勤刚一进屋,就听到“感谢解放军”的声音,这屋里都坐满了难民,“当时,我军对难民有几种安置方式,比如能投亲靠友但没有路费的,我们给路费;想在本地生活的,我们给生活安家费。为此,咱们支出了大量东北流通券。”

  一段历史的表情 最后的枪声

  若是时间可以倒流,守备长春的国民党部队,仍会选择顽抗到底吗?

  史料载,经过半年左右的围困,1948年10月16日,驻守长春东城区的国民党第60军起义;10月18日,驻守长春西城区的新7军投降;10月19日10时,我军从四面八方开入市区,长春全面解放。10月21日凌晨,据守在中央银行大楼的国民党司令部在几声象征性的枪响过后,宣布投降,长春彻底解放。

  “解放战争中,我军和平解放大城市主要有三种方式,‘北平方式’属于大军压境,逼其投诚,‘绥远方式’是做国民党高级将领工作,使其起义。另一个方式就是‘长春方式’,长困久围,瓜熟蒂落。”吉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刘信君介绍,解放长春,首开解放战争中我军利用其他战术和平解放一个大城市的先河。

  刘信君指出,从军事意义上讲,围困长春是辽沈战役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战争拖住了国民党军队总体战略部署,对于全面解放东北意义重大;从政治意义上讲,长春系伪满洲国首都,工事坚固,10万国民党守军战斗力强悍,这座城市能够和平解放,影响深远;同时,作为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官、长春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的郑洞国,属于蒋介石嫡系,此人的投降,对国民党高级将领震撼极大,为其后我军策反其他国民党将领起到重要作用。

  巨大的牺牲与贡献

  一份史料载:“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对东北解放战争深有研究的刘信君,认可了这一数字,“12万人,这是比较准确的口径。当时国民党杀民养军,强抢百姓口粮,导致城内饿死的人非常多,即使后期国民党开城放民,但这个损失已无法弥补。”刘信民说,“整个解放战争过程中,尽管我军在解放长春时军队的损失很小,但这却是平民伤亡率最高的一次战役。从这个角度上说,长春人民为解放全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

  如今,城外的战士如刘汉勤,城里的百姓如沙秀杰,都在长春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至于那些发生在哨卡间的悲欢离合,渐渐成为消于历史尘埃的表情。
(责编: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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