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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小毛头抄大情报

2009年10月16日14:06   来源: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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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张永


  1949年5月3日,杭州宣告解放。

  解放早已是人心所向,杭州市区的形势迅速稳定下来。解放第二天,学校照常上课,商店开门营业,工厂正常生产,甚至电影院正在上映的影片也没有中断售票。这座风景如画的城市,在一派和平安定的气象中跨过新旧两个世界。

  几天后,杭州地下党员、接管杭州的南下干部、萧绍地区金肖支队队员以及21军留驻杭州的同志举行了会师大会。人们怀着胜利的喜悦,热情地拥抱握手。时年21岁的张永是其中之一。

  60年后的今天,81岁的张老为我们再次讲述杭州解放前夕发生的故事。他说,1948年末至1949年初那段抄写编辑秘密情报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难忘却的记忆。

  ■19岁,进步少年成了地下党员

  张永最初接触中共地下党组织,是在1945年上半年,那时他是杭州市立中学的初三学生。

  位于西湖金沙港的杭州市中,曾是解放前杭州最大的中学之一。那时,市中初三年级8个爱好文艺的学生,自发组织了一个“警钟壁刊社”,半月一期,搞起了名为《警钟》的壁报。而壁刊社的负责人,就是张永。

  警钟壁刊社的进步倾向很快引来了反动学校当局的注意,却也使学校的两位女教师开始与这群十五六岁的学生接近。

  这两位老师,一位叫夏汝南,一位叫余巾英。后来张永才知道,两位和蔼的老师原来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是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在学生中物色发展对象。“夏老师的宿舍就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向她借一些文艺小说来看。”在夏老师和余老师的启发介绍下,张永和同学们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如蒋管区出版的进步杂志《民主》、《文萃》、《周报》、《时代》和党出版的《群众》等,几乎是书店一到货就跑去买来大家传看。“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我就是那段时间看到的。”张永说。

  1947年2月26日,张永依然准确地记得这个日子。这一天,余巾英老师带着他,在一个隐秘的场合,举起右拳庄重地宣誓。张永成为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这年他19岁。

  
当年的小毛头张永。(前排左一)


  ■古荡张奶奶家住进个木炭商

  苏堤、白堤、六公园、花港观鱼,这些环西湖的景点每天游人如织。1948年,环湖仍是游人如织的西湖美景,然而一些“游客”的心事则大不相同。

  正如一些电影里的场景:游客甲与游客乙在白堤相遇,然后走到一起攀谈,似一对老友,实则是正用暗号接头的革命战友。

  游客甲是新党员张永,杭州大中华文具店的一名普通店员;游客乙则是他的联络人和上级柯里,化名李翔秋。张永与柯里是单线联系的。柯里知道张永住在哪里,但张永对柯里的信息却一无所知。

  “我入党后,与入党介绍人余老师只联系了一个多月,她就因同志被捕离开杭州去了苏北根据地。接着是一位姓唐的同志,但只联系了两次,1947年6月我的关系就转给了柯里。”

  “每次,我从一公园、六公园向昭庆寺(今少年宫)方向走,柯里从岳坟、六公园向一公园方向走。然后,我们会在湖边的某个地点巧遇。每次相遇的地点都不固定,白堤相对多一点。”

  于是,“游客甲”与“游客乙”邂逅之后,会坐到湖边的石凳上“聊天”,或是边走边谈。张永向柯里汇报情况,柯里向张永传达党组织的消息或者布置任务。他们一个月要在西湖边碰面两次,“湖边人多,不容易引人注意”。

  这样的见面一直持续到1948年7月。一次见面后,柯里问张永:“能不能帮我在乡下找个住处?”

  不用柯里多说,张永也明白,城里军警、便衣特务多,并不是安全的住所。他略一思索便对柯里说:“你看住到古荡我家怎么样?”柯里看着张永年轻的面孔,点了点头。

  杭州城西古荡,现今已是车水马龙的新兴城区,60年前却是一派田园风光,鱼塘掩映着竹林,水田间夹着桑园。张永辞去文具店工作后就住在古荡俞家圩的外婆家。“我舅舅当时在拱宸桥开了一家运输公司,外婆就是古荡人,家里有8亩水田,还有一些竹园和桑地,住的是上下两层带院子的房子。”这样的家境在当时的农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种家世是种很好的保护色。

  这年8月,柯里带着夫人张幼云(也是地下党员)和一个孩子租住进了古荡“张奶奶”家。张永和母亲、外婆住楼下,柯里一家住楼上。张永对家人说,这是他的中学老师,现在在临安和杭州之间做贩卖木炭的生意。

  
杭州概况


  ■秘密编写《杭州概况》

  柯里,青田人,1938年5月入党。1943年5月,浙东区党委派他前往杭州开辟工作,1947年至杭州解放后,历任上海局杭州特派员、中共杭州市工委书记、杭州市委常委等,1952年调中央组织部工作。

  当时,张永并不知道柯里的具体职务,但是柯里搬来后布置给他一项特别任务。1948年11月的一天,柯里把张永叫到楼上房间,拿出一叠手抄的材料告诉他,杭州解放一定是指日可待了,为了配合解放和接管城市,他接到上级指示,要收集各方面材料,将杭州各界的情况掌握起来。“这些材料是同志们冒着危险收集的,请你把它们誊抄两份,一份留底,一份由我带走。”柯里说。

  


  “我一看,那上面有杭州军事机关的地址、负责人、人员、枪支数,还有特务机构的配置。一般的地下党员不可能了解到这么详细的情况。”张永对我们说。

  从这天起,“张家公子”开始闭门不出,过起了“宅男”生活。对家人,他总说在楼上后厢房里看书,实际上却是不分昼夜地抄录着资料。

  这些资料,有的是来自军政机关、团体单位的内部文件,更多的是地下党员们调查收集情况后用钢笔写成的分析材料。材料之广,涉及杭州军事、政治、工业、交通、公用事业、金融、教育、社会团体、文化等各方面的人事、派系、配置、动态等各方面的情况;而调查之细,更让人感喟地下工作者无畏的勇气和工作的细致。在杭州市档案馆1999年根据张永当年抄写的原稿编印的《杭州概况》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浙保6团2营5连,钱江大桥,李明陶,兵120,轻机2,步70,卡宾3,弹100,系38年1月10日接防。”

  对杭州市重要部门的要害人员,其出身、履历、作风、思想、能力、兴趣、交友、家庭等皆有扼要的叙述和分析,甚至详细到了谁与谁正在谈恋爱的地步。

  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3月,柯里每个月带来一批这样的材料交给张永。张永再用绘图笔,将其誊抄到十多厘米见方的打字机用拷贝薄纸上。每次抄好两份,一份柯里带走,另一份张永留底。按照柯里的交待,原稿抄完都立即焚毁,不能留存。“万一被敌人搜去,查验笔迹,会暴露潜伏的同志。”张永说。

  我们感兴趣的是,在那样白色恐怖弥漫的年代,那份留底的材料,张永怎样处理。“老式的房子,楼上窗户外面都有瓦片的。我把材料折小,再用油纸包好,放在一张瓦片下面。上万张瓦片,很难查的。”张老有些得意地告诉我们。

  ■50年后才知自己抄的是什么

  “1949年春节前,甲长忽然来到我家,装做很随意的样子,问起我家租户的情况。我告诉他,这是我的老师,现在做木炭生意,经常要出去做生意的。”

  甲长一连来了两次,两次柯里正好不在。机警的张永觉得,或许是保长和乡公所察觉了什么,于是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柯里。1949年1月,柯里搬走了。“我们还是一个月见一次面,他把材料交给我,我把抄好的纸张交给他。”年轻的张永从此提高了警觉。他睡觉时总穿着线衣,为的就是万一有事能迅速应对。

  这项工作一直到1949年3月末才告一段落。最终形成的调查材料,分为41个条目,共有32000余字。解放后,张永将留底的资料上交给了杭州市委。

  出于组织纪律,资料的来源、去处、用途,柯里始终没有对张永说过。直到1999年,北京的柯里才写信告诉他,这批解放前夕的杭州概况资料,是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索要的。这些涵盖了几乎当时杭州几乎各个部门单位的资料,其来源都是地下党,有的本身就在那个单位工作,有的和相关单位关系密切,也有些是从报刊上摘录的。这些资料最后都经张永整理,通过地下交通网络,交给了外县工委。

  柯里在信中讲到的一个细节,更让张永在50年后再次为当年做过的工作激动不已。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请国统区也派代表参加。杭州代表、地下党员卢月梅4月抵达淮安时,遇到了南下干部大队。听说卢月梅是杭州来的,准备开赴浙江工作的干部们邀她一起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在会上,卢月梅发现很多干部手里都有一份油印材料,上面的许多详细情况,甚至连她这个在杭州工作的同志都开了眼。张永这才知道,他当初整理的资料,为人民军队顺利解放和接管杭州,为南下干部迅速开展工作、管理杭州创造了有利条件。
(责编:王季男(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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