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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通谈辛亥革命

陈叔通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作诗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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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国有传薪,

  推倒王朝建在民(注),

  革命开端功未竟,

  辉煌历史纪元新。

  五十年中卅八年,

  纷纷棋局几推迁,

  倘能建设如今日,

  迈进应超美利坚。

  注:国号中华民国

  不忘前事有今朝,

  纪念从隆意义饶,

  时代岂能无限制,

  破资立社导新潮。

  形分新旧两元凶(注),

  嵎负应知罪在躬,

  盛典遥闻曾悟否,

  东风今已压西风。

  注:袁世凯、蒋介石

  ——《人民日报》 1961年10月5日

  附录

  怀念爱国老人陈叔通先生(摘要)

  胡子昂 孙晓村 张敬礼 冯和法

  陈叔通先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也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第一任主任委员。我们都尊称他为“叔老”。

  叔老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经历了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军阀混战、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岁月,走过曲折的道路,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清朝的翰林,成为一个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者,进而成为一个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爱国战士。

  叔老于1876年8月7日(清光绪二年,丙子,六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市)。他的父亲陈豪,字蓝洲,号止庵,是清朝同治年代优贡出身,工诗善画,颇有文名,曾先后任湖北省房县、应城、蕲水和汉川的知县,以清廉著称,时称止庵老人。叔老名敬第,字叔通,行三,辛亥革命以后为字行。叔老幼承家教,对古文词赋造诣颇深。他在26岁时(1902年)中举人,第二年中进士,点了翰林,并授翰林院编修。

  甲午战争失败,举国上下群情激奋,痛恨清廷腐败。孙中山先生在海外成立“兴中会”,号召推翻清廷;康有为纠集在京举子,“公车上书”,要求革新。1898年6月,光绪下“明定国是”诏书,开始“百日维新”。叔老当时感到兴奋,认为“维新万口说津津”,国家振兴有望。那知昙花一现,戊戌变法的“六君子”惨遭屠杀。叔老受刺激很大,曾作诗悼念被杀害的维新志士,尤其推崇“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曾有“嗣同天才轶荡,为六君子魁杰,未留身以有待,惜哉!”的悼念。1900年义和团起义,惨遭帝国主义镇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山河破碎,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叔老面对危局,忧心如捣,但还没有完全抛弃对清廷的幻想。他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势日强,希望我国能借鉴之。1904年,叔老东渡日本,在日本法政大学攻读政治和法律,开始接触到兴中会的革命思想,但他仍希望维新事业能够得到成功。1906年回国后,他担任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在公余之暇,根据日本法政大学讲义,编写成《政治学》和《法学通论》两书,具名陈敬第,1914年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在资政院的时候,叔老看到大小官吏尔虞我诈,昏愦颟顸,没有振作图强的迹象,开始对维新思想发生怀疑。当时志士奋起,纵论救国之道,主要的有康有为的保皇党,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派和孙中山的同盟会。叔老对于清廷统治感到绝望,逐步倾向于革命党。他曾是梁启超所组织的宪友会的会员,参加过以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

  叔老为振兴中华,热心于启迪民智,他创办了杭州第一个女子学校(后来改为有名的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创办了杭州《白话报》,宣传社会改革。叔老还是上海合众图书馆创办人之一。

  1911年革命军在各省兴起,翌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时叔老36岁。他对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仅拥护,而且尽了自己的力量。他由浙江省推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还担任《北京日报》经理,为国事奔走各方,对共和国抱有很大希望。但袁世凯很快篡夺了革命果实,解散国会,复辟称帝。叔老极为愤慨,积极投入反袁活动。袁世凯为收买人心,曾托人以每月六百元高薪,笼络叔老,遭拒绝。陶成章被刺后,叔老曾和黄群(溯初)发起成立民国公会(会员很多是浙江、上海人士),其政纲为保持中华民国之统一,促进民国之进步,保证国民之权利,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等,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内容。不久,民国公会与共和协进会及民社合并,组成进步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理事有梁启超、汤化龙、王揖唐、林长民等,在议会中是除国民党外的第一大党。袁世凯曾一度利用进步党,但称帝阴谋暴露后,进步党的议员即密谋倒袁。以梁启超为首,叔老和黄群、陈国祥、蹇季常四人是进步党内的反袁重要人物。他们和蔡锷取得联系,积极争取各方支持,进行反袁活动。蔡锷潜往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反袁计划,事机泄漏,袁世凯即将加害,他们事先得到消息,才免遭于难。这时(1915年)叔老得到同僚知友张元济(菊生)的邀请,到了上海,继续进行反袁活动。

  1949年1月叔老经香港辗转到了解放区,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人热情的欢迎和亲切的会见,并征询他对新政协会议的意见。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地点,有人主张在较早解放的石家庄。叔老建议:“石家庄是地区性的,以在北平召开为好”。在商谈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号问题时, 叔老赞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他又主张新中国成立后改用公历。叔老的卓见得到党的重视。

  上海解放后,叔老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由北京回到上海,向上海人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在解放区的见闻,对大家起了鼓舞作用。他又和黄炎培、盛丕华等发起成立上海工商界劳军分会,筹集物资,慰劳解放军。1949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代表大会,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叔老认为是终身难忘的大事。

  叔老认为,他过去对人民事业很少贡献,现在一定要补上去。他向党的领导人表示,“你们要我做什么,我一定认真去做”。党和国家是极器重他的,新中国成立后任他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叔老生活一贯简单朴素,平日一般素食,除欣赏书画、养些花草,很少其他消遣。别人说他生活太俭朴了。他说:“我现在的生活太好了”。他不论在家还是在外视察,从来不动用规定以外的公款。三年困难时期,他很少接受国家的照顾,更不以他自己受到的待遇用于照顾家属或亲友。他不仅用言教,更用身教来勉励后辈。他曾有几首示子侄诗,如:“政策无夷夏,善者我所师;风俗非尽善,奢侈尤大疵”,“量入以为出,有余备不时”;“教子身作则,因材视其宜,各令执一艺,衣食系于斯。岂唯衣食系,报国此始基。”他重视劳动人民,要他的子女认识一衣一食来之不易。这里可以看出叔老的高贵意境和情操。

  1966年2月17日叔老在北京病逝,终年90岁。在他病危的时候,刘少奇主席(并代表毛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许多党的领导人先后前往医院看望。他逝世后,首都各界人民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由周总理主祭,邓小平、彭真等陪祭,刘宁一致悼词。党和人民对于叔老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

  ——《人民日报》 1984年8月12日

  (蒋建华摘编整理)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责编: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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