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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0月5日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

程潜发表文章:《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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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家。他为了争取中国之自由平等,从1894年中日战争以前就开始奔走革命。在他的鼓吹和领导下,1905年“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开宗明义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先生更制订了作为同盟会更具体的政治纲领,这就是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清朝贵族的统治。孙中山先生这时虽然还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但比同时期的“种族革命”思想前进了一步。他把民族主义和夺取政权的问题结合起来,反对带有封建色彩的单纯种族主义思想。民权主义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核心。他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认为专靠民族革命不能推翻专制的政治制度,而必须同时进行政治革命。孙中山先生这一理想,澄清了当时那种以为推翻清朝帝国的目的在于复兴汉族帝国的错误思想,有力地打击了那种认为在清朝帝国统治下实行立宪是救中国的途径的反动论调。这就在理想上解决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键问题,在思想上同改良主义的立宪派划清了界限,大大地提高了革命党人的政治思想水平。在民生主义中,孙中山先生主张“平均地权”,即实行“土地国有”。因为他目击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贫富悬殊和阶级斗争的剧烈,认为中国如果学习西方的“文明进步”(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来也会产生同样的社会问题。这就是他一再说要“毕其功于一役”和“防患于未然”的原因。综观孙中山先生这时的三民主义,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

  当然,孙中山先生这个旧范畴的三民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着重大进步意义的,它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起着号召和指导革命的积极作用。所以,同盟会成立以后,组织发展异常迅速,在短短一年内,会员即迅速发展到成千累万,由成千累万到愈来愈多的人,参加了革命的行列。全国各地的先烈不惜牺牲性命,一次又一次地爆发了革命起义。至1911年,终于发展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发生在亚洲最大最古老的中国,其意义和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具有不可磨灭的光辉。首先,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皇朝,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虽然当时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但是它却广泛散播了民主共和的思想的种子,成为中国政治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的起点。以后封建帝制永远为中国广大人民所唾弃,无论怎样强大的反动势力,都没有办法在中国恢复帝制。其次,清朝政府不但是奴役中国人民、压迫中国各民族的罪魁,而且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人民的驯服工具。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对辛亥革命曾给以极高的评价和寄予殷切的期望。他说:“不管各种‘文明’豺狼切齿痛恨伟大的中华民国命运如何,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又说:“四亿落后的亚洲人……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列宁的伟大预见。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实现了列宁的伟大期待。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理人袁世凯篡夺以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继续同国内外的反动派进行斗争。虽然孙中山先生一次次地遭到失败,并且因为找不到救中国的途径而感到苦恼,但是他并没有放下斗争的旗帜。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也接着诞生,孙中山先生在绝望中发现了曙光。他欢迎十月革命,欢迎苏联对中国伸出友谊之手,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他改组了国民党,并在三大政策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民权主义以人民的民主为主要内容,民生主义以“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这就是新三民主义。这个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在政治原则上基本相同。毛主席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伟大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也是极其深刻和宝贵的。

  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因为自身的弱点,是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只是在工人阶级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以后,特别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以后,才逐步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最后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彻底胜利。

  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孙中山先生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曾沉痛地指出:“革命虽号成功……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经过百余年的反复斗争,流了无数的鲜血,中国人民终于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彻底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全部赶出了中国大陆。

  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伟大力量。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推翻清朝政府的胜利,正是由于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广泛的人民群众运动作它的先驱,有当时不断发生的“抢米”、“抗捐”、“抗税”、“保路”等群众自发性的斗争和它相呼应;而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也正是由于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大众的力量,因而也就没有能够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以后,紧接着又深入地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人民日报》 1961年10月5日

  附录

  赤诚爱国 前进不懈

  ——纪念程潜副委员长诞辰100周年(摘要)

  李世璋

  程潜,字颂云,1882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他亲身经历过我国近代史上多次的内忧外患,在青年时代就抱定救国救民的理想,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1904年,他以官费去日本东京留学,在那里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等许多从事反清活动的革命学生,并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

  1908年12月,程潜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受同盟会的委派入川训练新军。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他前往武昌,在黄兴的领导下,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担任龟山炮兵阵地指挥。这场为时一个半月的阳夏之战,有效地保卫了首义之区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对促进全国的革命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篡夺以后,程潜同志积极参加了孙中山所领导的讨袁护国、护法诸役。1913年,袁世凯解散议会后,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起来讨袁,这时在湖南任军事厅长的程潜,积极响应参加讨袁。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国内掀起了一次新的反袁浪潮,程潜奉孙中山之命,由日本东京回国参加讨袁。他在云南得到护国军军政府的帮助,率领一个营的军队进入湖南,一举攻克靖县,被推举为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通电宣布湖南督军汤芗铭的罪状,并率护国军大败汤部于宁乡县的道林,由此,他在“讨袁驱汤”中颇负盛名。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与北洋军阀对峙。孙中山派程潜自广东回到湖南运动护法,得到湘军的支持,他又被推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

  1922年5月,孙中山发觉陈炯明与北方军阀勾结,有叛变阴谋,曾派陆军总长程潜、内政总长居正与陈炯明谈判,进行劝阻。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公开叛变,围攻总统府,炮击中山先生住所。孙中山避登永丰舰,号召各军讨伐陈逆,任命程潜为讨逆军总司令。在中山先生领导下,程潜指挥粤、滇、湘、桂各军合力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不久,程潜又率领部队平定了军阀沈鸿英的一次叛乱。1925年,他还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和镇压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的叛乱。多年来,程潜忠诚不渝地追随中山先生,率部参战,屡立战功,在风云突变的时刻,他立场坚定,毫不动摇,不愧是一名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

  拥护三大政策 参加国共合作

  孙中山先生1925年逝世以后,程潜同志继续拥护中山先生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实际行动与共产党合作。1926年北伐时,程潜同志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著名的共产党员林伯渠同志为该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第六军的骨干。那时,我在第六军做部队政治工作,亲眼看到程潜真诚地与林伯渠等共产党员合作共事,抵制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记得有一次,国民党内的右派要求交出第六军共产党员的名单,程潜声色俱厉地拒绝说:“只要是能打军阀的,都是好战士,我就要用!”不准他们查问将士的政治身份。

  在北伐进军中,第六军先是配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攻打武汉,随即转战江西与军阀孙传芳开战,并于1927年3月攻克南京。这时英、美等帝国主义者乘机捣乱,在江面用炮艇向南京轰击,妄图用炮火来阻止北伐进军。程潜同志领导的第六军为了保卫人民财产,进行自卫还击,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在这段戎马生涯中,我与程潜同志建立了革命友谊,他胸怀韬略,谦恭下士,坚决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天空中霎时出现反共、反人民的乌云。程潜不作有损于革命利益的事,并保护了一些共产党员,这尤为难能可贵。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程潜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抗战。开始,他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在郑州。当时,有这样一件事,至今我记忆犹新:平津沦陷后,一批爱国学生相继流亡到了郑州,他们饥寒交迫,露宿街头,我当时在司令长官部任秘书长,就向兵站总署联系,给这些学生发了救济粮和棉衣。程潜同志对我说:“这件事你办得好!”并同意收容了五、六百名流亡学生。这批学生经过短期训练,给以指导员名义,派到河南各县,深入农村开展民运工作,宣传抗日,组织武装,训练民众,保卫家乡,对于组织民众、抵抗日寇作出了贡献。

  程潜同志在指挥作战中,身先士卒,英勇抗击日军。记得日军逼近河北省漳河一带时,程潜下令坚守阵地,自己并预先立下了遗嘱。他曾对我们说:“大敌当前,有进无退。中国虽大,也没有多少地方可退了。战死在阵地上是最光荣的!”经过多日苦战,援军来了,终于扭转了战局。

  1939年,程潜一度担任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这期间,他掩护一些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活动,对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

  1940年,程潜同志到重庆继李济深同志之后接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那时,我也在重庆。记得,他的住家在上清寺附近,离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不远。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常去看望程潜,共商国家大事。中国共产党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和广大共产党员英勇抗战的模范行动,使程潜同志深为感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身受长期侵略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和独裁政策。194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制止内战,毛泽东主席一行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程潜同志期望着光明,在山城热情迎接毛主席,并曾到毛主席的住处桂园去拜访,毛主席也回访了程潜同志。当时,我有幸看到他们两人谈笑风生、愉快相处的情景,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率部起义,献身于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1946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撕毁了政协决议,接连制造事端破坏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

  1948年7月,程潜回到湖南任省政府主席。当时,程潜内心充满了矛盾:他对于湖南家乡兵连祸结、人民受苦受难感到痛心,并试图逐渐脱离南京反动政府的控制,谋求实现局部的和平,“使湖南人民免于炮火的灾害”,但又感到处境艰难。1949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未解放的地区大举进军,百万雄师跨过长江,南京、上海、武汉先后获得解放。这时,程潜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决心投身人民革命的行列。在他领导下,不顾顽固派的非议和反对,经过周密的筹划,于8月4日,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一起,在长沙宣布起义。

  这一革命行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赞。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程潜、陈明仁将军及全体起义将士发出贺电。电文说“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希望他们“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8月下旬,程潜一行奉召到北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林伯渠同志等亲临车站迎接,高度评价湖南起义之举,并设盛宴欢迎程潜一行。当时,我也参加了这次宴会,为老朋友作出的革命贡献衷心地祝贺。这次和平起义,不仅带来了湖南全省的和平解放,对于促进西南各省国民党将领的起义,加速南方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也起了推动作用。

  程潜同志投身于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以后,他个人的历史展示了新的光辉一页。1949年9月,他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同年11月,他和张治中、邵力子等原国民党著名代表人物加入了民革,并被选为民革中央常委,参加了民革中央的领导工作。后来,程潜同志担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领导职务。

  多年来,程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负责,积极工作。他时刻关心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积极参加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的协商,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湖南工作期间,他热心家乡的建设,并协助党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帮助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一道进步。在民革中央,他协助何香凝主席主持日常领导工作,认真负责,团结同志,在组织领导各项工作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程潜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对于新中国取得的每一项成就,他无不欢欣鼓舞,并曾多次著文或发表谈话,对革命事业深情讴歌。196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程潜同志发表文章说,“只有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由此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找到真正的出路。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我终于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行列中来,并在这个伟大事业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庶几无负当年爱国的一番热情和抱负,我以此感到幸福和自豪。”

  ——《人民日报》  1982年6月26日

  (蒋建华摘编整理)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责编: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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