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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2月12日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

史良:《捐弃前嫌,掀开历史新章——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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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的卓越领导人孙中山先生在武昌起义的次年,曾在一次演说中回顾辛亥革命,他说:“今日革命虽告成功,共和虽已成立,不过达吾人一部分之目的,决非已遂私心者也。愿诸君以推翻满清政府之精神,聚而求以后之进步,使吾人向持之三民主义,实行无遗,夫然后始为吾人目的达到之日,而对于政纲所负之义务,庶几无憾矣。”中山先生把辛亥革命的成功限制在“共和虽已成立”这一范围内,是卓有见识的。但不幸的是,就连“共和虽已建立”这一点后来也遭到反复,袁世凯称帝妄图篡夺革命成果,这件事,给中山先生以莫大刺激。第一次讨袁失败后,中山先生检讨失败之原因时曾说:“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中山先生的卓见确实抓住了事情的要害。但这不是孙先生所能够转移的,而是历史和社会之必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已为日后的历史所证明。但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所开创的道路,却是永远值得后人称颂的。

  除此之外,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它在中国仁人志士探求民族生路的过程中,在改良主义与革命道路之间的长期徘徊中,革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终于认识了改良主义之无效和走革命道路之必要。中山先生远在1904年就针对社会上的一些糊涂观念痛切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必须“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同时,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明确指出:“自义和团战争以来,许多人为满清政府偶而发布的改革诏旨所迷诱,便相信那个政府已开始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便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只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幻想由清朝政府“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行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若把官僚们的愚昧与腐化予以揭露出来,就会看到政府更为黑暗的一面。”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派不仅完全驳斥了保皇派的幻想,充分宣扬了举行革命之必要,而且对前途充满信心。中山先生在同一论文中说:中国的独立指望“摇摇欲坠的满清王室”,“注定是要失败的”。“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广大的人民群众也都甘愿接受新秩序,渴望着情况改善,把他们从现在悲惨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来。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中山先生的预见为日后的历史所证实,星星之火确实可以燎原,人民群众的英勇奋战,终于在现代史上谱写了战斗的诗篇,而取得伟大的胜利。不过,这个胜利,不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完成的,而是中国无产阶级团结了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奋战所取得的。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已经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停滞不前的,它的胜利必然推动历史继续向前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们的认识总是要适应于客观的历史发展的,而进步的人们,却能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走在历史的前头。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先进分子的队伍。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漫长的道路上战斗,经过失败和挫折,终于获得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真理——毛泽东思想,它是指导中国革命使之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如果我们说,这个道路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由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那么,它是毫不夸张的。因为,正是辛亥革命的结果告诉人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胜利。

  实际上,孙中山先生自己对于革命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在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学说中,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关于民族独立、民族平等和自力更生的思想,关于“革命民权”和“官吏是人民的公仆”的思想,关于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关于建设与发展铁路、港口、矿山等国民经济基础结构的经济观点,关于在物质建设之外,还要进行心理建设以及加强国民教育的观点等。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学说,是我们民族的珍贵遗产。中山先生的思想不断发展,使他的学说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获得新的丰富。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以后,孙中山从列宁那里得到极大的鼓舞,号召“以俄为师”。他亲自和共产国际接触,于1923年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坚定地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有了新的生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

  ——《人民日报》 1981年10月12日

  附录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史良

  周天度

  史良是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她长期追随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妇女的解放,为争取人民民主,奋斗不息,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今年是史良诞生90周年,也是她逝世5周年,我们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就要像她那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贡献毕生精力。

  五四时期站在爱国运动前列

  史良1900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由于家贫无钱上学,14岁才进武进县立女子师范附小读四年级,毕业后升入女师。

  她在女师期间,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激进,性格坚强,在学生中崭露头角。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史良任女师学生会会长,女师和男师及常州省立第五中学成立三校学生联合会,她又被推为联合会副会长兼评议部部长,成为常州学运的领导者之一。她经常率领同学向民众发表演讲,宣传爱国,查抄日货,劝说商人罢市,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由于女师学生和教员站在运动的前列,女师被地方封建保守势力视为眼中钉,他们和县署勾结,决定停办女师和男师。史良带领同学同女师教员一道,从1920年7月开始,进行了持续一年多的护校斗争,轰动了常州城。在各校教职员和社会舆论广泛支持下,停办令终被撤销,女师得以保存。

  五四时期,无论是从思想和行动来说,史良已经是一位激进的爱国民主主义者。她领导的女师护校运动,实质上是争取和维护女子教育权利的斗争,也是她从事妇女运动的开端。

  中国妇女最大的责任是救国

  史良于1922年暑假从女师毕业后,先后入上海女子法政学校、上海法政大学和上海法科大学学习,开始学政治,后改学法律。史良在此期间参加了不少学生活动。1925年五卅运动时,她是积极参与者,还主编过一个名为《雪耻》的刊物,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1927年暑假,史良从上海法科大学毕业后,被派到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随后又到镇江江苏省妇女协会工作,任常务委员兼总务。她到妇女协会后,和杨玉英等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为了把江苏各地妇女组织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曾经召集过一次全省各县妇女代表大会,其宗旨是反对当时以“女子美德”和“健全母性”相号召的妇女原则和大纲,认为这全是主张妇女须作贤妻良母,侍奉丈夫,抚养孩子,“和希特勒的回家运动无异”,“妇女自己的‘人性’是没有了”(子冈:《史良律师访问记》,《妇女生活》第2卷第4期)。她们还出版了一种名为《女光》的刊物,为打破妇女种种枷锁而大声疾呼。

  1931年,史良任律师后,加入了上海律师公会,不久便被选为执行委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高潮。上海律师公会在反日爱国运动中十分活跃,史良被推为备战军事委员会委员,从事抗日备战工作。她还积极参加了上海群众反日爱国运动。1932年“三八”妇女节,上海各界妇女召开纪念大会,史良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今天中国妇女的最大责任是救国,而不是治家;中国妇女要得到解放,首先要使我们的中华民族得到解放,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在旧中国,爱国经常和革命联系在一起,不少人都是由于爱国而又报国无门投身革命的。史良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但她同情革命。1932年初,史良参加了中共为营救被捕蒙难同志设在上海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并任该会律师。从此她和党建立了联系,并成为党的忠实盟友。

  30年代初,中共在上海的各级组织遭到很大破坏,许多共产党员、革命者及其他爱国人士被逮捕杀害。中共地下党通过互济会和鲁迅、周扬领导的左联同史良联系,请她设法营救。史良认为营救政治犯,多保存一些国家民族精英,替革命做一点事情,这本身不仅是爱国行动,也是一种革命工作,因此她不避风险,全力以赴。被史良营救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有邓中夏、李瑛、熊瑾玎、艾芜、任白戈、陈卓坤等。

  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威武不屈

  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北平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一二九”运动。与此同时,上海的爱国进步人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等,也于12月12日发起救国运动,然而第一个成立的却是史良参与发起的上海妇女各界救国会,她被一致推举为妇救会领袖。在21日妇救会成立大会上,她发表了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说:“诸位:任何人都知道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三种要素所构成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民可以受人压迫,任人残杀;土地今天被人割去一块,明天被人抢去几省;我们的内政外交,没有一件不受人家的强制,人家的干涉,还能叫做国家吗?还能成为国家吗?我们居人民半数的妇女,还能装痴装聋躲在家里过苟安的生活吗?”(《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会场印象记》,《妇女生活》第2卷第1期)她号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妇女走出家庭,奋起救国。

  1936年6月1日,史良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成为救国会的领袖之一。救国会成立后,举办了一系列抗日爱国活动,史良参与了组织和领导工作。9月18日,救国会组织群众纪念“九一八”五周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史良为营救一位被军警殴打的女学生,亦遭毒手,受伤咯血。她在医院疗伤时写了《九月的鞭笞》一文,痛斥国民党军警毫无人性的暴行。

  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史良和沈钧儒等七位爱国领袖,成为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她入狱后,坚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爱国无罪,前途是光明的。当时沈钧儒等六人被关押在一起,有事可以随时共同商量,史良单独被囚,孤军奋战,始终和沈等保持言论和行动上的一致,坚持斗争,使国民党当局无隙可乘,受到社会各界的特殊赞扬。1937年上半年,国民党软硬兼施,一方面以“危害民国罪”向“七君子”提起公诉,并内定判处五年徒刑,但又通过杜月笙等人进行劝降活动,向他们提出只要进反省院,前门进,后门出,转一转就算了,并不真正执行。史良等认为,这个方案是对中国人民和爱国人士的侮辱,表示“宁愿坐穿牢底,甚至杀头,也决不接受。”(史良:《我所走过的道路》,日文版《人民中国》1963年第7号)在苏州法庭上,史良等威武不屈,据理申辩他们爱国无罪,彻底驳斥了检查官和审判长对他们的指控。史良在狱中写了如下的誓言,以表示她反对日本侵略,拯救祖国危亡的决心:“除非把我幽禁到无人的荒岛,我才没办法宣传和抵抗侵略者的残暴。但是我还要设法训练着不害人的野兽,准备有一天替侵略者作最后的决斗,因为侵略者的残暴实在超过野兽百倍。”(《救国无罪》扉页题词)由于全国人民的大力声援,加之“七七”抗战爆发后,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七君子”于7月31日光荣出狱。

  主张抗战、团结、民主

  史良出狱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不久由上海经香港到达武汉,全力投入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工作。她认为抗日战争没有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妇女参加,是根本不可能取胜的。史良针对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妇女还没有动员起来的情况,提出:第一,抗战时期妇女工作的基础,应当建立在大众、劳动、农村妇女身上;第二,各级政权机构要吸收相当一部分妇女参加;第三,“各妇女工作团体应迅速联络各方,沟通上下,把贵贱智愚的一切观念打破。”(《妇女动员中的一点意见》,《妇女生活》第5卷第8期)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不仅切中时弊,而且接触到了中国妇运的某些根本问题。

  1938年7月1日,作为全国妇女总动员机构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在汉口正式成立,标志着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的建成。该会由宋美龄任指导长,史良、邓颖超、李德全等任委员,史良还兼任该会的联络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战,团结,民主,是史良和沈钧儒等自1935年从事爱国运动以来的基本政治主张。他们认为要救国就必须抗战;要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巩固团结;要使团结巩固,又必须实行民主,因此抗日救国和政治民主不可分。1939年冬至1940年春,各抗日民主党派针对当时国民党政治上的逆转,在重庆掀起宪政运动,史良是领导成员之一,并且是妇女宪政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在重庆各界宪政座谈会中,以她主持的妇女界座谈会最为热烈,最有成绩。

  抗战后期,共产党和各抗日民主党派一致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大后方再次出现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涨。史良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说,猛烈抨击国民党反民主反人民的一党专政。

  为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

  抗战结束后,中日民族矛盾解决,国内阶级矛盾上升,史良和救国会同人一道,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和内战政策,争取建立一个和平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6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到暗杀,接着陶行知又因受时局的刺激而患脑溢血逝世,史良作为李、闻、陶追悼活动的负责人之一,冒着生命危险,在白色恐怖下,发表悼念文章和演说,把悼念烈士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宣扬革命志士们战斗的民主精神,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残忍暴行,号召大家继承死难者的遗愿,努力推进民主运动。

  同年秋,史良从重庆复员回到上海,除从事律师业务外,她作为救国会和民盟的负责人之一,继续积极参加民主运动。1947年“三八”节,她发表了《提倡一个“二不”运动》一文,抨击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发动内战,号召妇女团结一致,进行斗争,对于帮助我们打内战的任何国家的商品绝对不买,对于违反民主而有害于人民利益的事业和行动绝对不合作。

  由于史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反人民、反民主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国民党对她恨入骨髓,她的行动一直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1949年南京政府倾覆前夕,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发出密令,要不择一切手段立刻逮捕史良。她闻讯后和丈夫陆殿栋逃出家门,在距上海解放的十几天中,辗转躲藏,历尽艰险。她的家被抄劫,秘书和亲友7人受株连被捕,惨遭刑讯。5月25日上海解放,史良及其亲友才从虎口脱险,死里逃生。不久,史良到达北平,作为民盟代表出席了9月间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史良深深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共产党挽救了中国,也救了她自己。

  为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新中国一成立,史良即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通过法律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人民服务,是史良的毕生志愿。她在任职司法部长的8年内,在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部同志,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为奠定我国人民民主的法制基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7年以后,由于“左”的路线干扰,刚开始建立的法制遭到破坏,司法部被撤消,史良由司法部长改任人大常委委员。十年内乱开始后,史良也受到冲击,由于周恩来的保护,才免遭厄运。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司法部重新组建,民主与法律开始得到恢复。史良在1979年10月民盟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主席,随后又被选为五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史良在人民共和国度过了36个春秋,她铭记自己解放前说过的人民是主人、官吏是主人的公仆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严于律己,自奉甚俭。解放后,她将自己在1948年承办一件大遗产案获得的上海十余幢房屋报酬全部献给国家,另一栋三层楼的60余间房屋拨给民盟上海市委作办公用。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身后没有给亲属留下任何遗产。

  ——《人民日报》 1990年5月14日

  (蒋建华摘编整理)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责编: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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