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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10日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

王葆真:《纪念伟大的革命领导者孙中山先生》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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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始终坚决信仰孙中山的76岁老人,在追怀孙中山先生一生革命事迹时,充满了崇敬和钦佩的心情,从而想到追随先生革命的几件事。

  1905年,先生由欧洲至日本,留日学生千余人,在富士见楼开会欢迎先生演讲。当时先生演讲的大意是:清政府丧权辱国,断送了香港、九龙,割让了青岛、威海卫;今日卖一矿山,明日卖一铁路;列强的瓜分势力,引起了日俄战争;台湾、旅大的割让与租借,已伏着强邻吞并的危机。同胞如不起而自救,清廷是宁肯断送主权于外人,也不允许人民参政的。立宪派以乞求的方式希望清廷变法图强,戊戌政变,结果使六君子作了牺牲。我们今日只有决心奋起革命,才是救亡的道路。留学生们听了这一场诚恳透辟的演讲,无不认为先生的伟论卓识是很好的革命救亡办法。衷心敬佩,愿尊先生为革命导师。许多留学生自愿报名,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织,有的准备回国作实际革命工作;有的在东京作宣传工作;有的读书研究,准备为革命致力。

  辛亥年3月29日广州举义失败之后,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将届毕业,因被同志公举担任华北革命运动工作,遂放弃毕业考试立即回国。冒着敌骑的侦缉,奔走于大连、沈阳、吉林、哈尔滨、天津、北京之间,三至滦州,终于发动了滦州起义。这时袁世凯被清廷起用,派一个立宪派的名士和河北籍一个翰林去邀我,欲引诱我离开革命,被我严辞拒绝,旋即赴大连转往南京向孙先生报告北方情况,这时孙先生已就任了临时大总统。

  孙先生对北方起义和牺牲的同志表示深厚的同情和哀悼。谈起袁世凯时,我表示反对与袁世凯妥协,我说袁世凯绝对不会实行民主共和,必须做好北方革命,否则革命必被袁世凯破坏。先生鼓励我说:北方同志是能坚持主义,不辞艰险劳苦、始终为革命奋斗的。令我为同盟会燕(河北省)支部筹备主任。是年6月先生北来津、京,宣传民主政治的要义,并到石家庄亲临吴禄贞的追悼会,受到各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这里应该指出:辛亥革命的失败,临时参议院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参议院的议员,大多数系由各省咨议局推荐而来,多非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只因清政日非,革命的形势已占胜利,他们相约到沪,托名为各省的代表,组织了临时参议院。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参加过实际的革命运动,也不能真正理解革命的意义,更不能深切地理解中山先生革命主张,反而轻视先烈流血的意义。参议院否决了大总统交议的财政案,使革命事业陷入困境,反而主张与袁世凯妥协,并选袁为大总统。中山先生明知袁不可靠,但因为参院议员及一般庸俗的政客,不能理解革命的真义,且为倡导民主政治,遂屈从参议院的意见,被迫辞去了大总统的职务。

  帝国主义者惟恐中国革命成功,在辛亥冬季,已由德国供给军械两列车,经俄国铁路运北京。及袁就大总统职,迭更内阁,改由心腹赵秉钧任国务总理时,帝国主义者乘机供给袁政府四国大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从而掌握了中国盐税大权。袁即用卖国的赃款以摧毁各省革命力量。倘若没有帝国主义者供给袁逆的军火和借款,辛亥革命尚不至失败这样的快。结果国民党和一切政党都失败,只有帝国主义者成功地掌握了中国几十年的盐税,阻碍了中国几十年的进步。

  1917年6月,我在上海莫利爱路谒见孙先生,在座有廖仲恺同志。我痛陈几年来的军阀祸国,今后非扫清军阀,革命不能成功,必须建立绝对信从党义的人民武装军队,才能使革命事业有保障,否则我们只受军阀利用,依靠军阀为转移,革命前途就太危险了。先生很同意我的说法,并说我们应该这样作。当时先生决定携带国会议员赴广州组织政府,再定北伐大计。先令我回津招待国会议员南下,我即遵嘱回津办理。招待几百个议员南下后,即赴广州护法,选举先生为总裁。当时总裁有七人。先生主张准备北伐,两广军队不能协作,有南北妥协之议,先生离粤赴沪曾发出一个电报说:“南北军阀一丘之貉”。当时我在广州本着先生革命的精神写过一本反对南北和议,主张坚决革命的小册子,希望南方的同志们坚决贯彻护法革命的主张。

  中山先生离开广州后,护法革命的局面很少开展的希望,1920年我离去广州过沪北来,晤见先生请示今后革命方向,先生说:国民党的同志们很少有像辛亥革命时期那样英勇牺牲的精神了,只用旧办法,是没有成功希望的。我们必须把三民主义讲解清楚,同时必须联合苏联,取法苏联的革命办法,联合工农大众,唤起民众共同奋斗。要想获得革命成功,仍要发动人民革命的武装,才能树立革命的力量。我由沪返津,即遵照先生的指示逐步进行。1922年国会三度复活,我在国会建议恢复中苏邦交,力辟反对苏联的言论。

  1924年冬,中山先生北上至津,我去欢迎,并请示贯彻三大政策的办法,先生恳切指示,并谓今后一切惟有“以俄为师”。中山先生平生爱写“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段,是人所共知的。他在伦敦和巴黎的时候,早就读了各国的革命史和各种革命的理论,阅读西文书籍有关革命理论者至一百多种。也曾与社会主义的人士相往还,他写的民生主义一章,曾这样讲:“共产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是共产主义的实行”。他又说:“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又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这说明了中山先生是非常地崇尚爱护社会主义。

  国民党的改组,邀请中国共产党合作,订立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虽有若干人持异议,他毅然决然,接纳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参加党内,共同担负党里革命的任务,他曾表示宁可离开国民党,也不愿离开共产党,这说明他是如何地爱护共产主义的真理,认为离开了共产党,革命便不能成功。

  ——《人民日报》 1956年11月10日

  附录

  王葆真简历

  王葆真先生,河北省深泽县人,早当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拥护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努力为团结抗战积极工作。抗战胜利后,王葆真先生反对蒋介石卖国独裁政策,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时,被选为民革中央常务委员,1949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直至上海解放,始被我人民解放军营救出狱。王葆真先生在历史上曾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王葆真先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人民日报》 1978年1月9日

  (蒋建华摘编整理)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责编: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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