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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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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大元帅授勋
        军衔制作为一项国际性的军事制度,为世界各国军队所广泛采用,我国正式实行军衔制是在1955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军衔设4等14级,即元帅2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将官4级: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4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4级: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李德生
李德生
  李德生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委原委员,总政治部原主任,北京军区原司令员,沈阳军区原司令员,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德生同志,因病于2011年5月8日15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李德生同志1916年4月出生于河南省新县陈店乡李家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他当上了童子团团长,积极参加站岗放哨、送信、带路等活动。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德生同志先后在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红一军、红四军任战士、通信员、传令兵、班长、连政治指导员、交通队党支部书记,参加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嘉陵江等战役战斗,以及红四方面军西征。在创建和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他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攻”的八庙垭战斗中,左胸被子弹打穿,因伤及神经,从此左手留下残疾。他利用养伤时间,阅读了《红色战士必读》、《列宁学校读本》、《干部必读》等书籍,思想和文化水平得到明显提高。1933年8月,他被推举为代表出席了川陕省第二届工农兵代表大会。1935年6月,因遭到诬陷,被撤销党支部书记和班长职务、开除党籍,但他仍然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参加了长征,三过雪山草地,参加了包座、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百丈战斗。1936年12月,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他重新入党。1946年,晋冀鲁豫军区第3纵队党委决定,撤销张国焘错误路线时期对他的处分,恢复党籍,党龄从1932年算起。

  抗日战争时期,李德生同志历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和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30团团长。先后参加了夜袭阳明堡机场、响堂铺、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战斗和粉碎日军大规模“扫荡”的数百次战役战斗,曾以1个营的兵力打垮日军的1个大队,受到上级的嘉奖。他还参加了创建和巩固太行、冀南、冀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2年5月,日军纠集2.5万余人对太行根据地北部地区进行“扫荡”,他临危受命,沉着指挥,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带领全营抢占有利地形,粉碎了敌人一次次疯狂进攻,成功掩护八路军总部和后方机关胜利突围。1945年1月,担任团长的李德生同志,主动请缨攻打日军马坊据点。他精心策划,周密组织,亲自化装成农民深入日军据点侦察,随后带领82名突击队员一举端掉该据点,全歼守敌。为此,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长期侦察和坚决突击,太行我军收复马坊》的消息,并配发社论称这一仗是典型的歼灭战。

  解放战争时期,李德生同志于1945年8月任太行纵队第4支队769团(后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3纵队7旅19团)团长,率部参加了上党、邯郸战役。1946年12月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17旅旅长,率部参加了陇海、定陶、滑县、豫北、鲁西南等战役,以及千里跃进大别山重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在襄樊战役中,他靠前指挥,巧用奇兵,“刀劈三关”,夺取了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三道关口,一举破城。后参加淮海战役,率部连续9天急行军,协同其他部队形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合围,并担任主攻,激战两天一夜,攻占了双堆集东侧敌核心阵地,为全歼黄维兵团和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2月,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第12军35师师长,4月率部胜利攻占了敌长江防线铁板洲阵地,夺取了渡江跳板。随后参加了渡江作战、千里追击和进军大西南,参与组织指挥了西南剿匪,完成组建地方武装、保护群众生产等任务,为西南地区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地方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1年3月,李德生同志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35师师长、副军长、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先后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金城以南地区防御作战和上甘岭战役。在金城以南地区防御作战中,他认真贯彻毛泽东同志“积极防御”、“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指导思想,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改良坑道、巩固防御阵地的同时主动出击,率第35师先后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421次,歼敌1.9万余人,改善了我军的防御态势。在上甘岭战役第二阶段,他奉命统一指挥在前线作战的第12军、15军所属部队,机智灵活,浴血奋战,反复争夺,击退敌人数百次猛烈进攻,赢得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1954年4月,李德生同志任陆军第12军军长。他积极探索部队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坚持以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为中心,科学统筹部队各项建设和工作,狠抓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和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力促进了部队全面建设。他认真贯彻“以我为主”的训练方针,注重发现、培养、推广、运用先进典型,创造了“郭兴福教学法”,得到毛泽东、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迅速在全军推广,由此掀起了大练兵、大比武高潮。在抓好部队建设的同时,他大力组织发展农副业生产,并建立连队和机关与驻地农村挂钩联系制度,帮助苏北地区发展生产、改变落后面貌。其间,1957年至1960年,他进入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深造。

  “文化大革命”中,李德生同志奉周恩来同志之命率部赴安徽省执行任务,1968年4月至1973年,历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他在制止武斗、维护工农业生产秩序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稳定了安徽局势。其间,1969年4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中央军委委员,7月起参加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业务组、中央军委办事组工作。在协助周恩来同志分管水利部和国家体委工作期间,参与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筹建和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等重要工作。同时,分管军队政治工作。1970年4月至1973年12月,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71年1月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参与处置“九一三”事件,为稳定北京局势、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九一三”事件后,他参加军委办公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组织查获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的重要罪证,并协助叶剑英同志承担了军队“批林整风”中的大量日常工作。他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排除重重阻力,落实干部政策。在北京军区工作期间,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开展调整兵力部署、搞好要地设防、加强部队训练等工作,并结合实际,加强“三打三反”训练,组织指导诸兵种协同作战演习和研究性战术演习。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他坚决支持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的工作,坚持原则,不受江青等人的拉拢利诱。后因受“四人帮”迫害,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务。1980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李德生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1973年12月至1985年6月,李德生同志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他带领军区党委一班人深入调查研究,形成了一套适合特定历史条件下东北地区的作战和设防原则,促进了东北战略区建设。他坚持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狠抓部队军事训练和作风培养,有效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他提出了组建合成军和在东北西部地区组建守备区的重大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并付诸实践。他领导组建了我国第一个陆军预备役步兵师,组建了全军第一个激光模拟对抗营。他十分重视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积极参加和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协助地方抢险救灾,同东北三省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他关心基层部队特别是边防部队建设,走遍了东北的山山水水和军营哨所,为巩固东北边防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担任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组长期间,走遍了全国各主要疫区,为消除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11月,李德生同志调到新组建的国防大学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他与校长张震同志一道,团结带领校党委一班人和全校教职员工,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积极推行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全面建设和改革,为探索我军高级干部培训的新路子,为国防大学的建设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他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第一位,带头抓好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全校人员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经受了改革开放和军队精简整编的考验。他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的教育方针,积极适应综合性、研究性、开放性的办学特点,组织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机制,加强和改进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大力推进了教学条件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建设。他重视教研人员和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培养、选拔和使用优秀干部,使学校教研队伍和干部队伍的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他注重加强学校党委、基层党支部建设,重视抓好领导干部管理教育工作,有效地提高了学校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他尊师重教,关心爱护部属,经常深入教研室、学员队和基层单位蹲点,与广大干部、战士和学员谈心交心,积极协调解决学校建设中遇到的许多实际问题,改善办学条件,为教职员工解决了后顾之忧。

  1990年4月,李德生同志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十分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事业。他和其他老同志共同创办了旨在“宣传爱国精神、组织爱国工程、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的全国性社团组织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并担任会长,还兼任中国滑冰协会、中国武术协会名誉主席。他积极参加中共党史、军史研究工作,主编了《从郭兴福教学法到科技大练兵》,撰写了《李德生回忆录》和《军事思考录》等著作,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德生同志是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两次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在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中共十三大上分别增选、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李德生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事业。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领导艺术。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身先士卒,智勇双全。他军政兼优,具有丰富的治军治校经验,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改革创新,为新时期军队战备训练、政治工作和国防教育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作风深入,求真务实,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注重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荣辱不惊,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他一身正气,廉洁奉公,公道正派,艰苦朴素,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在党、国家和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赢得了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崇敬与爱戴。

  李德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的卓越功绩将永载史册!

  李德生同志永垂不朽!

  
毛泽东“文革”中派遣李德生始末

  [大地 2001年第五期 作者:顾保孜]


  李德生,1911年生,1930年初不满14岁就参加红军。1950年任某军副军长,同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又被授予上将军衔。“文革”开始,他受命于毛泽东、周恩来进入中央军委,此后历尽风风雨雨……

  “文革”开始,李德生授命于周恩来前往安徽制止武斗。两派火力网里,他只身爬上楼外的软梯

  1967年夏天,不仅是一年四季中温度最高的季节,也是“文革”开始以来“温度”最高的一段日子。“红色风暴”横扫中国大部分地区,中华大地陷入史无前例的混乱之中。人们由唇枪舌剑迅速升级到真枪实弹。火炮相拼的武斗给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危害,干扰了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李德生这时任南京军区第12军军长,驻扎在安徽境内。社会的混乱现象还没有扰乱部队,所有工作还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一天,李德生突然接到千里之外的电话,这是周恩来总理的紧急电话。

  周恩来用急切的口气命令他:立即来北京,有重要任务。马上有一架专机去接你。

  他一到北京,没有等他喘口气,周恩来立即召见他。在见面的握手之间,周恩来就将召他来京的意图简短地表明了。坐下后,又详细地介绍了安徽乃至全国的形势。形势很严峻,令人担忧。李德生听见周恩来沉重的语气,心不由主地往下沉。他虽然在安徽,并没有直接参与地方领导,还不知道安徽局势恶化得这样快,连中型城市也卷入了武斗行列。

  周恩来命令他立即返回安徽,带部队去首府合肥,越快越好!

  周恩来叫李德生“出山”不是没有道理的。抗美援朝中,开创世界战争罕见记录的上甘岭战役中就有李德生率领的部队。上甘岭战役是朝鲜战场上战斗最艰苦、作战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电影《上甘岭》之所以能引起亿万人民无比的自豪,就在于它打出了中国的军威、国威。可这一次,李德生面对的不是日寇,不是美国鬼子,也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人民,解决这个矛盾要比对付真正的敌人难得多。

  如果没有难度,周恩来也不会彻夜不眠,将他从千里之外调到北京亲自布置任务。周恩来在“文革”中竭力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李德生是深有体会的。

  临走,周恩来又扼要地叮咛道:“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无须多言,李德生非常理解一国总理此时此刻焦急担忧的心境。

  他没有在北京停留,当即返回所在部队,随后又日夜兼程带领军直机关赶往合肥。

  合肥上空这时已经硝烟弥漫,大楼也好,街道也好,甚至是居民的住宅,都成了枪战的工事体。连日来已经发生多次流血事件,两派群众没有因为死亡、流血而放弃敌对情绪,正好相反,敌对情绪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武斗场面像脱缰的野马,什么人都拉不住。整个城市好像充满了浓烈的瓦斯,一丁点儿火星都会引起猛烈爆炸。

  刻不容缓!李德生命令部队把汽车开进两派对峙的“前沿阵地”。当时,人们已失去了冷静的头脑,也不管来什么人,干什么来,照样开枪不误。干部战士躲开正面射击目标,在密布的火力网下,开始了猛烈的“前沿”宣传攻势。没想到这一喊话,还起到一定的冷却作用,特别是李德生亲自做宣传工作,使两派群众有了信任感,认识到这样武斗是违背中央精神、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渐渐地枪声稀零下来,混乱局势得到了控制。接着李德生趁热打铁,亲自和两派代表谈话,反复宣传中央的政策,促使局势走向稳定,两派实现了联合。

  制止武斗有时要冒生命危险。一次,李德生到武斗严重的芜湖,赶到现场,被围困的一派从窗户里放下一个软梯,只准李德生一个人上来和他们谈判。警卫人员一见,死活不敢让军长一个人去冒险。虽说上面不是虎穴,但是他们对上面的情况不了解,再说“文革”以来,多少党的高级干部被打死整死,哪里还有什么法制可言?让军长单独和对方谈判,搞不好会出事的,怎么向中央交代?

  一听大家的担忧,对部下从不高声责备的李德生有点生气了,说:“怕什么?如果我被打死了,坏人也就暴露了,群众就会觉悟了,问题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李德生不顾个人安危,爬上了软梯。

  他的这个举动足以叫两派群众感动,武斗的紧张局势随之解除。

  1969年李德生调中央工作,被毛泽东派到林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工作,被称为“掺沙子”

  1969年4月,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德生在“九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回到安徽不久,天气渐渐热起来,李德生接到周恩来的电话,中央决定他调北京工作。

  离开基层部队,李德生还真有点舍不得。

  在周恩来面前,他也没顾忌,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最好不要让他离开相依为命的部队,再说他也适合在下面工作。

  周恩来在电话里笑了:这是中央的决定,也是工作的需要。

  长期在下面工作的李德生不知道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担忧。

  林彪成为写进党章里的接班人以后,他的势力范围随着野心的迅速膨胀而日益扩大。军委已被林彪和他的亲信把持,陆海空三军的军权都在他们手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林彪重兵在握是很担忧的,也是很警惕的。最后考虑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势力的增长。可是这“沙子”的人选并不是太好选的。老帅们受冷落,都没有出来工作;老将们受冲击,掺进去也不合适,搞不好更要受林彪的整。派进军委工作的人首先应该不会和林彪搞到一块去,还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反复考虑,最后决定了几个人,李德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李德生到京的当天,周恩来便把中央的决定告诉了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李德生心里有点紧张,这个担子太重了,怕做不好。

  过了几天,周恩来高兴地通知他:主席要见见他。

  被毛泽东点名请去面对面谈话,这在李德生是生平第一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他,他在兴奋中有点紧张。可是走进毛泽东居住的房间,紧张的感觉不知不觉消失了。毛泽东的房间没有什么摆设,满眼都是书,尤其是线装的古书特别多,连睡觉的大床上也堆着书。毛泽东的随和、简单使人感到亲切。特别是在谈话间,毛泽东随手拿起陪同一起来的周恩来的老花镜,往眼睛上试戴了一下,还远近看看合适不合适。这个常人的举动更让他感到亲切。

  他们的谈话很轻松,周恩来在一旁不时地插话补充,最后毛泽东问李德生看没看过《红楼梦》。军人出身的人对古典小说一般读的不多,至少是没有研究。

  主席认真地说:“要读《红楼梦》。《红楼梦》我看了5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李德生当时并不能一下子理解毛泽东叫读古书的意义,后来在实践中逐渐明白,这是让高级领导从历史中学会借鉴,博古才能通今。

  李德生对毛泽东说,自己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毛泽东连连摇手:不能免,一个也不要免。周恩来在一旁也鼓励他大胆干。

  中央军委办事组(也就是“文革”前的军委)的许多人,因为林彪拉帮结派倒向了林彪,矛盾非常尖锐。如果没有较好的修养和沉着冷静的头脑,是不能保持出污泥而不染的。

  李德生去工作,显而易见不是林彪的人,谁也不和他交流情况。轻一点把他当外人,什么话都不和他说,重一点把他当敌人,想法要排挤整治他。有时军委开会 ,整场会议像没这个人似的;表决什么问题,事先不征求意见,事后不交换看法,同意不同意横竖是要通过的。一个人在这个环境里会是什么感觉,可想而知。李德生默默地承受了种种冷漠和轻视。他心里只想着一点,我是主席和总理派来工作的,我的行为对中央负责,对军委负责,至于个人的失落委屈,不过是暂时的,就当它是过眼云烟,不往心里去,不往脸上挂。后来毛泽东问他情况时,他也不多说自己的情况。

  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表面上沉默寡言,但私下却积极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1971年9月12日中午,也是林彪叛党逃跑的前一天,毛泽东提前结束南方的视察回到了北京。在丰台火车站,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走上毛泽东的专列。这时,毛泽东已经对林彪叛党行为有所估计。他在和他们几位谈话时,不时流露这个担忧,甚至忠告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分裂党的行为。最后毛泽东吩咐李德生调一个师来南口,干什么他没有说。毛泽东担心的事当晚就发生了,林彪带妻携子乘机叛逃,走上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道路。

  飞机一跑,谁也不知道会去哪儿,后果怎样。人民大会堂成为指挥中心。空军是“重灾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就是林彪的死党。紧急关头,周恩来最不能放心的就是空军。李德生受周恩来重托,在空军招待所指挥,整整5天5夜没有合眼。

  事后周恩来说:“当时情况不明,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

  林彪事件后,李德生又参加了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工作。

  从1969年进军委工作,他始终是林彪眼里的一粒沙子,林彪集团的人极力排挤他,想把他挤出军委。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大肆鼓吹“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从庐山回来,李德生不是冷落他,而是接受毛泽东指示,随同周恩来一道去北戴河,亲自做林彪的工作,希望他悬崖勒马,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出来参加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这是中央给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实际也是一个下台的台阶。但是林彪一不检查二不开会三不参加活动,抵触情绪很大,一意孤行,直到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

  第十次党代会上,李德生成为党的副主席,这引起了江青特别“关注"

  林彪事件后,长期被林彪冷落排挤的高级将领们头上的“大山”终于被搬开了,军队工作有了新的局面,焕发了从未有过的活力。冷落多年的叶剑英元帅被重新起用,主持军委工作。以前那种结党营私、不光明正大的丑恶现象在军委中消失了,大家有了一个愉快的工作环境。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在北京召开,李德生以他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功绩走上了党的副主席岗位。

  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这无形又在江青一伙通往最高权利的道路上树立了一道屏障。之前,江青他们和林彪相互利用相互勾结又相互拆台。在庐山会议上,江青对林彪设国家主席是持反对态度的,成为胜利的一派。林彪垮台了,江青手里有了反对林彪的资本,以为从此可以一手遮天。可是大家都知道,在林彪叛逃前一个月,《解放军画报》7、8月合刊上,第一张大照片就是江青从庐山回来后,专门请林彪来钓鱼台她的摄影室亲手给他拍的,画面上的林彪手捧毛主席著作,江青为照片取名“孜孜不倦”。可见,江青还想继续利用林彪,对他的垮台没有一点预见。

  但是江青却以功臣自居,向党要权要职务。党的十大上她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只是委员却不是常委,她还不满意。不过,“四人帮”的势力是从十大开始形成的,王张江姚都进了中央政治局。

  李德生对江青他们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后来担任总政主任有许多问题无法回避江青,特别是拍摄“样板戏”电影,江青长期对八一电影制片厂不能占为己有而耿耿于怀,李德生没有听从江青的“指示”,恢复了八一厂的军队建制。这可把江青气坏了:这不是拆“样板戏”的台吗?

  林彪事件不久,军委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叶剑英刚出来主持军委工作,担子很重,几位领导在军委开会常常要到凌晨一两点。这天半夜,江青突然风风火火跑进会议室,进门就叫道:“你们要为我作主!”

  开会的人都吓了一跳,大家紧张地盯着江青,以为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平时大家也知道江青喜欢一惊一乍的,好像什么事经她一折腾,天都能塌下来。

  “你们要为我作主。八一厂有人搞破坏,破坏样板戏……”

  听到“样板戏”,大家松了口气,类似这样的话题的戏不知演出了多少回了,见多不怪了。

  “你们要和我一起去八一厂,把那些坏蛋揪出来。”

  李德生忍不住问了一句:“都是什么事情啊?”

  “什么事情?简直是重大破坏。他们拍摄样板戏用淘汰的摄影机拍,故意拍坏,没有质量。”

  说来江青也真有胆子,因这样的芝麻小事也敢中止军委的会议,让所有人围着她的“样板戏”转。

  李德生心想,他是总政主任,八一厂归他领导,这事应该由他来解决,就说:“江青同志,今天天不早了,你先回去休息,明天一早我就去八一厂处理这件事情。”

  江青头一昂,瞪了一眼李德生,更不高兴:“回去?我今天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不解决我不回去。”

  李德生又好言相劝了半天,江青就是不听,任着性子一定要当时就去八一厂。

  叶剑英肚里窝火,突然站起来,击拍桌子下命令:“停止会议。走!”

  江青起身就往外走,已经是下半夜了,她好像才睡醒,精神抖擞的。

  大家拖着疲惫的身躯随着江青去郊外的八一电影制片厂。

  江青突然来到八一厂,厂领导全被从被窝里叫起来,一到厂会议室,立即被眼前的阵势吓出一身冷汗,心里直紧张:发生什么事了?军委所有的领导都到场了。

  结果江青批你一通批他一通,出了气。叶剑英等见江青语气缓和一些时,就说了几句,要大家搞好团结,做好工作,设备旧了及时向上汇报,可以更新。

  等大家驱车回到军委会议室,指针已经指到凌晨3时。大家累极了,比去打仗还累人,这是一种来自内心的累,不是睡一觉能消除的累。

  事情过后,江青却在这个问题上又记了李德生一笔帐:为什么不支持她江青,反而劝说阻止,这是什么行为?

  1973年10月,江青又开始新的活动,她在清华、北大发动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层”,拉开了批林批孔的序幕。

  作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觉得批林批孔不能搞乱军队,军队首先是稳定其后才是参与。总政领导班子集体做出决定,部队的报刊在批林批孔文章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对于批林批孔的意义、动态等重大提法,要按照中央两报一刊的提法。通知一发出,马上就有人汇报给了江青,这不是在唱对台戏吗?

  “军队不批孔批什么?不批孔也是不批林。李德生反对批林批孔是不是上了林彪的贼船?和林彪是一条路上的人!你们要去批!”

  李德生的“问题”终于上了一个高度,不是什么对样板戏的态度问题,而是和林彪反党集团搞没搞到一起的问题,是路线问题是态度问题是大问题。到了1974年3月5日,史称的“3·5”放火烧荒事件在江青一手导演下出台了。

  总政、八一厂等单位在一天里出现了相同的大字报,李德生成了军队里的“大军阀”,党里的“大党阀”,是林彪集团的人,等等。富有煽动性的大字报很快就散发到各地,引起了军队内部的困惑和混乱。

  这一系列做法不能仅仅看成是江青发泄私愤的行为,而是她夺权的一个步骤。先乱党后乱军,才能达到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目的。拿李德生开刀是他们妄图乱军的一个突破口。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服从命令,受到毛泽东赞扬江青攻击,他成了沈阳军区“坐冷板凳”的领导人。

  李德生被整的情况,周恩来很快就知道了,马上将情况汇报给毛泽东。

  毛泽东对李德生一下子想不出更好的保护办法,又无法立即制止江青的行为,就提议李德生惹不起就躲,意思是暂避锋芒,以待时机。去哪里呢,周恩来就叫他先去沈阳。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搞了一次除新疆、成都和昆明外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当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和沈阳军区的陈锡联对调,10天内对调的司令员们必须到位上任。

  对调前,毛泽东又一次把李德生找去,征求李德生对调动的意见。

  李德生向毛泽东表态:服从中央的决定,对这次对调没有意见。毛泽东关切地问他:要不要带几个人去?

  “不需要带人,沈阳军区有过去的老上级,去了能和他们搞好工作的。”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有人一听调动就火冒三丈,不愿意离开老单位。军人要记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毛泽东又说:“除了不兼总政主任外,其他职务都不动。”

  没有想到李德生到了沈阳,江青他们的手也伸到了沈阳。从1974年初到下半年整整半年,他没有任何党内职务,直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过问,他才担任了沈阳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因为江青他们不停地向沈阳“灌风”“打气”,李德生成了有其位无其实的“冷板凳”书记。

  1975年1月,李德生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1980年,中央和军委为李德生彻底平反。

  1985年,李德生从沈阳军区调到国防大学担任政治委员。

  1990年,从现职岗位上退了下来。

  合上这沉重且真诚的历史画页时,将军来到了他的家乡——河南新县的李家洼山沟,这是他1930年离开以后第二次回家。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将军看见家乡儿童却另有一翻感慨,忧虑山区的孩子上学难,长大往何处去?

  他开始为家乡的儿童四处集资,终于办起了李家洼小学。

  希望之火在将军手中点燃。

  
李德生:受命于危急之时

  [大地 2004年第四期 作者:李德生]


  周总理紧急召见

  1966年初夏,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全面发动了一场动乱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我们12军驻守苏北地区,按照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要求,负责江苏淮阴、盐城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尽管当时我们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严格按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深入群众,宣传教育群众,派出部队保护银行、重要仓库和国家机密档案,经过一系列工作,当地的群众组织没有形成两派严重对立和严重武斗局面。部队内部团结,上下统一,思想稳定,没有陷入到地方派性之中。

  1967年夏季,正当我们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到工厂支工、农村支农,组织学生学军,进一步稳定局势的时候,突然接到南京军区的紧急通知,周恩来总理要我于7月28日赶到北京,受领“三支两军”的新任务,并告诉我,去北京的专机已经在盐城空军机场等候。我向军里其他领导同志通报后,立即乘车赶赴盐城。由于当时没有具体谈到执行什么样的“三支两军”任务,车子快速地往前奔跑,我的脑子也紧张地转动思考,为什么这样紧急,而且是周总理亲自召见。过去部队执行任务,一般都是逐级下达,这次到中央直接受领任务,我左思右想,感到非同一般。即使“文革”开始后,中央直接向一个军布置任务,也很少听说。到了盐城空军机场,见到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已在那里,他奉命和我同机去北京。这时,我已基本上明确可能要到安徽“三支两军”。飞机上与严光同志交谈中,了解到安徽“文革”以来的一些复杂、严重的情况。这使我联想到对整个“文革”的看法,上面一再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而下面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问题越来越复杂,形势越来越严重,人们的忧虑越来越大,这样下去究竟怎么收场?

  我们乘坐的是一架伊尔—14小飞机,经过近3个小时的飞行后,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一到北京使我更为震惊,在我们住的京西宾馆周围,一辆辆满载着造反的大卡车,架着高音喇叭来回地转着,震天动地地叫喊着,“打倒七二O事件的凶首陈再道”(当时陈再道同志在京西宾馆受到保护),“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后来又看到中南海周围搭满了各种各样的帐篷,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揪刘(少奇)指挥部,把中南海团团包围。全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党中央所在地,被红卫兵“兵临城下”,心里感到实在不是滋味。这使我更加感觉到,在这种上上下下一片混乱的严峻形势下,周总理才紧急把我召来北京,赋予新的使命。

  当天晚上,我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周总理已经在大会堂北大厅等候。总理带着急促而又热情的神态对我说:“李德生同志你赶来了,很好!很好!我们到福建厅坐下谈吧。”当时参加交代任务的,还在李富春副总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姚文元也在场。

  周总理首先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安徽自“文革”开始后,成立了许多群众组织,在上海夺权影响下,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省委的权,由于许多复杂的情况,其中主要原因是少数群众组织夺的权,没有实行“大联合”,没有实行“三结合”。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夺权派”喊“1·26夺权好得很”的好派;“反夺权派”则说“1·26夺权好个屁”的屁派。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是“反革命”、“保皇派”,出现了打人、抓人,发“通缉令”,并发生了动刀、动枪的武斗。而且这些组织上下串连,全省各地、市、县都以夺权划分,从上到下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各自经常相互策应,采取统一行动,这就使得问题涉及面广,解决起来更为困难。当时中央对安徽问题虽然制定了“九条”、“五条”两个文件,指出不能随便宣布一派群众组织为反革命,不准乱捕人,通缉令一律取消,抓的人一律释放,不准搞打、砸、抢。为了缓解群众组织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管会,后来钱钧同志身体不好,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主持军管会的工作,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等等,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而武斗不断升级,越演越烈,在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两派正酝酿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斗,这将给安徽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党中央决定12军立即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周总理特别强调,党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在这紧急时刻,派12军去安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他以非常焦急的心情说:安徽武斗太厉害,已影响到中央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你回去紧急动员一下,立即带部队去安徽。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性里去,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准确,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当面领受周总理下达的任务,还是第一次。我亲眼看到他对解决安徽问题那种心急如焚的心情,对12军的满腔希望,使我深深感到形势严峻,任务紧迫,责任重大。当时的气氛与战争年代到上级受领紧急作战任务,相差无几。我也来不及考虑更多,只是想到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作出多大的牺牲,都在所不惜。我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坚决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同时,我也向周总理请示:12军是否还继续担负苏北的海防任务,部队都去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了,万一有情况怎么办?周总理说:“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苏北的防务问题与南京军区商量一下,可以由别的部队来担任,有的可以交给民兵去管。”

  受领任务的当晚,我几乎整夜未眠。感到解决安徽“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要比带领部队打仗复杂得多,12军在江苏淮阴、盐城地区虽然搞了一段“三支两军”,但与安徽相比,无论在地域范围上,还是解决问题的难度上,不知道要艰巨多少倍,这对12军的部队、对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当时所知,前期介入“文化大革命”的部队中,遇到挫折或犯错误的,为数不少。怎么才能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完成安徽的“三支两军”任务?我左思右想,想着想着,在周总理的指示中,使我发现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奇特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要批倒“走资派”,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要支持“左派”。而周总理在交代任务时,一是没有提要揪“走资派”。二是没有提要支哪一派,而是只讲要坚决制止武斗。这使我找到解决安徽问题的一把钥匙,只要避开了前面两个问题,紧紧抓住坚决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这一条,有可能走出一条解决安徽问题的路子来。

  把问题倒过来解决

  为了尽快了解掌握安徽的情况,我们在动员组织部队向安徽开进的同时,派出了军炮兵副主任王灿章、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参谋去合肥,将所见所闻,随时向我报告。

  第二天,他们汇报的第一件事,就很能说明安徽形势的严重程度。在去合肥途中,因路况很差,颠簸厉害,王灿章的头部撞在吉普车前遮阳板上,戳了个大口子,他们就近找卫生院简单消毒,涂药,用纱布满头缠裹,像个从战场上下来的重伤员。刚进入合肥市区,就遇到荷枪实弹的造反派。他们将车拦住,一看是个负伤的解放军,赶快问是不是被另一派打的。车到省军管会大门口,见到的情况,更让他们大为吃惊。那里正在开追悼会,聚集了好几百人,各式各样的花圈,层层叠叠,从平地一直堆放到省军管会大门的门框上,高音喇叭放着哀乐,播单员控诉“战友被害”经过。两派搞武斗打死了人,却把矛盾推给部队。合肥两派对立的状况可想而知了。

  我率军部轻便指挥所提前向合肥开进时,为了减少目标,便于在沿途能够亲自看到真实情况,特意乘坐了一辆旧吉普车。当我们进至合肥南郊时,就遇到了情况,车队在南郊104医院附近,被造反派岗哨拦住,说是前面正要进行武斗,等他们找完了部队才能通过。两派武斗人员为了区分“敌我”,我一派的手腕上系上红布条。造反派都构筑了武斗据点,有的据点还拉上了铁丝网。他们的武器形形色色,有木棍、砍刀、步枪、手枪,有的还把机枪架在楼顶上。双方乒乒乓乓打了一阵,互相没有伤亡。后来弄清,这是因为12军(当时代号为6408部队)奉调入皖的消息,已由北京迅速传到安徽,他们想在部队还没有进城,就给你来一次考验,看你对武斗是什么态度。

  我亲自目睹了这一切,组织后续部队,乘坐100多辆卡车,浩浩荡荡开进合肥,要求大家不管遇到大小武斗,要坚决把两派人员隔开,哪怕受到伤亡,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决不开枪。合肥的群众,包括一些参加武斗组织的人员,对那种无休止的打派仗,搞武斗,早已十分厌恶,在一场酝酿已久的大武斗即将爆发的时刻,看到这么多解放军进城,感到有救了。部队一到,合肥市内十几万群众涌向大路两旁,热烈鼓掌欢迎,喊口号,放鞭炮,出自内心的迎接解放军的到来。长江路上热闹地段,鞭炮炸的纸花铺了一地,这种动人的场面,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稿好“三支两军”工作,坚决制止武斗的责任感。

  我到达合肥之后,听取了省军区领导的情况介绍,驻各地部队地也取了分区和人武部的情况介绍。他们给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和有利条件。与时同时,我们又组织力量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对安徽造成严重武斗的原因,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就是因为夺权形成两派,因为分派而形成对立,因为对立而爆发武斗,这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恶性演变的一个共同特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倒着来,也就是首先制止武斗,再实现联合,然后组织“三结合”,“把领导权掌握起来”。我认为这是使周总理的指示具体落实,解决好安徽问题的基本思路。

  部队到达安徽,按规定的部署展开后,我们立即召开了驻皖各部队有关领导人会议,传达了周总理等对安徽“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全省“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关系,提出了制止武斗、稳定局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要求。首先是制止武斗,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其它一切都无从谈起。事后,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周总理对12军的部队执行任务坚决,行动迅速,提出的制止武斗的措施有力,表示满意。他并且指出,安徽的驻军很多,海、陆、空都有,搞好各友邻之间,部队内部上下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只有思想统一,行动一致,才能有力制止武斗,稳定局势。后来我们在抓“三支两军”工作中,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及时向周总理报告,并都得到周总理的指示和支持。

  部队进驻安徽后出现的状况是,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表示欢迎毛主席派12军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但他们也有各种的想法。原来得到支持的一派,希望继续得到支持;原来认为是被压制的一派,希望得到公平对待。12军究竟是什么态度,他们都不得而知,因而双方酝酿已久的一场武斗,并没有停止准备,他们想看一看,新来的12军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8月8日傍晚,我们刚到的第二天,武斗在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和安徽工学院附近终于爆发了。一听到报告,我们立即派调几十名机关干部,带领3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举着《毛主席语录》勇敢地插到两派武斗火线中间,组成人墙,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干部战士冒着遭受殴打和枪弹袭击的危险,劝阻参加武斗的人员,收起武器,停止斗殴和开枪。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将差点造成一场流血惨祸的大武斗平息。部队将堵在楼梯上的武斗工事拆除,将被围困在三层楼上,也是参加武斗的年轻学生,一个个全部接下楼来。当时如果不是部队及时赶到,坚决制止武斗,这些年轻娃娃和当地群众会有多大的伤亡就难说了。因为有人早就将几个灌满汽油的大汔油桶推到了楼下,随时准备炸楼,烧楼。

  这场武斗制止后,合肥人民争相传颂,赞扬12军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部队,真正是为人民利益着想,不顾自身安危的人民子弟兵。

  部队制止武斗初次成功后,军党委再次要求已进驻安徽各地的部队,采取一切手段,不惜流血牺牲,坚决迅速制止各地武斗!

  部队执行命令很坚决,在全省范围内制止武斗的活动迅速展开。

  淮南一些武斗组织,不但在当地搞打、砸、抢,还开着火车出去搞武斗,部队劝阻、说服不听,我们命令部队组织成连的人员“卧轨”,终于制止了他们的错误行为。屯溪一带的武斗组织,开着汽车外出武斗,我们命令部队“卧路”,把这些汽车挡了回去。有的造反派千方百计想激怒部队开枪,制造事端,有人在战士耳边放枪,战士们不动声色,使这些挑衅行为未能得逞。有的冲进部队抢夺武器,我驻肥西一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几乎全都挨打了,但没有一人还手,也没有一支枪被夺走。部队用这种大无畏的气概,制止武斗,很快见到效果,为进一步做群众工作创造了条件。

  经过采取这些果断措施,全省各地的武斗逐步被制止,形势有了好转,这就为解决安徽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了巩固这一成果,我们要求部队立即占领各城市的制高点,在交通要道派驻小分队,并派出巡逻队日夜巡逻,严禁武斗活动,维护社会秩序。这样,全省局势初步得到控制。

  到了1967年9月5日,毛主席批发了“九·五”命令。强调任何人,任何派别不许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任何部队不准将武器、弹药、装备等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已经抢夺的上述物品,一律封存,限期归还。违反此命令者以违反国法论处。对再有抢枪行为者,部队经劝阻无效时可自卫反击。

  群众组织手中掌握着武器,是一大隐患,有了武器随时都可能爆发流血武斗,会使形势恶化,别的一切就都谈不上了。合肥两派,经我们严肃公正地处理了几起事件后,已有罢手武斗的愿望,现在“九·五”命令下达,我们立即抓住这个时机大造舆论。军管会迅速将“九·五”命令翻印张贴。部队和群众组织都出动宣传车,从早到晚流动广播。部队派出大批收缴武器分队,深入到群众组织各据点,动员他们交出武器。这次效果非常好,两天时间,共收缴各种枪支近3万支、火炮290门,以及大量弹药和凶器。通过这次缴枪行动,两派群众还自行揭发了操纵武斗的坏头头,将他们扭送到军管会看守起来。

  12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新华社《国内动态》登载,反映到中央。从毛主席到中央。毛主席看到这份“动态”后,于9月13日,亲自批转全国。

  这时安徽两派对立的气氛已大为缓和,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取得明显效果。我们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了两派思想情绪的基础上,认为实施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二步,即实现两派联合的条件已成熟。军管会提出两派联合开会,两派不但同意开会,还主动提出倒旗联合、并肩游行。9月19日两派组成了大联合委员会,在省“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军参谋长林有声的主持下,安徽省军区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周密的组织准备,9月20日,两派组织10万人,共20万人,在合肥市省体育场,召开了“拥军爱民”群众大会,会后两派并肩在市内游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这一活动,军队没派一个连、一个人参加,两派群众自己组织得很好,说明消除派性、实现联合的思想基础比较好,条件是成熟的。省军管会通过省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两派联合的大会报道和两派群众的并肩游行的照片。周总理知道后,让我将这天的报纸,加印20万份,派人乘飞机送北京,由中央分发全国,推广安徽做法。

  靠大造舆论取胜

  省革委会虽然成立了,但全省各地形势发展仍不平衡,由于内部的原因和受外界的影响,少数地、市、县,几经反复,各方仍未达成协议,革委会建立不起来。个别地区,群众组织之间由于武斗时双方都打死了人,积怨太深,对立情绪还很严重。“九·五”命令公布以后,双方仍互存戒心,将武器藏起来不上缴,或只缴一部分,有的即使成立了革委会,仍“危机四伏”,极不稳定。皖南重镇芜湖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初期,芜湖的群众组织,因夺权引起分歧,发生过一场大武斗,双方伤亡都很大。其中一派被打出芜湖,人员跑到安庆、马鞍山、铜陵、合肥等地,有的把被打死的人抬着游街,到省里告状。后来将两派的代表召集到北京谈判,仍未解决问题。因此,芜湖的派性全国有名。经过多次协商,耐心工作,1968年5月,芜湖专区暨芜湖市同时成立了革委会。但是派性并没有彻底消除,一些没有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及群众组织的头头,怀着不满情绪,活动频繁。我在安徽搞“三支两军”工作近一年来,体会最深的是遇事要沉住气,先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再冷静处理。错误的东西总是站不住脚的,看起来是很吓唬人,实际上是很虚弱的,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所以在工作中的自信心也就不断增强了。因此,我接到芜湖的报告后,首先严令部队,绝不准向群众开枪!只要不开枪,就可以争得主动。

  为了摸准情况,我决定亲自到芜湖去,而芜湖两派都要求我去解决问题。当时,芜湖已完全处于失去控制的状态,特另是矛头指向了部队,到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是谁也难以预料的。省里和军里许多同志都不太主张我去。大家关心我的安全是可以理解的,但那里的驻军已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芜湖是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发生的冲突事件,是关系全局的问题,如芜湖的问题不解决,就将变成一个“突破口”,很可能涉及全省,其后果就更加严重了。于是我向省里、军里的同志作了说服工作,带着革委会少数同志,包括进入三结合的两派头头,去了芜湖。一路上,和我同车的秘书谈起工作方案,我告诉他们,一切都要根据调查了解那里实际情况后才能定,才能先有框子。进入芜湖后,所见到的景象和我以前来时已大不相同,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街上的店铺关门,行人稀少。到了35师师部,听了师领导同志的汇报后,感到现在两派互相对立,部队讲话也不听,目前只有分头进行工作。抢枪、冲击部队的事,不急于处理,让省里来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分别去各派做工作;我和35师政委、市革委会主任于永贤,找当地两派头头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交换看法,彻底摸清事件真相,考虑下一步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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