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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院、署、行的负责人,同时通过任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等机构的负责人。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组织机构至此全部建立起来。

  • 开国大典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主力已基本被歼灭,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到长江北岸。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已陷入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绝境。新中国诞生的条件已经成熟。

  • 开国阅兵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随后,阅兵总指挥、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乘先导车,率领受阅部队,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 人民大会堂建成
        1959年9月24日,人民大会堂建成。在天安门,十年前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一座雄伟壮丽的大厦建设起来了。这是人民大会堂。全国六亿人民的代表将在这里共商国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在这里谋划国家大计。天安门成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更加向往的地方。

  • 十大元帅授勋
        军衔制作为一项国际性的军事制度,为世界各国军队所广泛采用,我国正式实行军衔制是在1955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军衔设4等14级,即元帅2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将官4级: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4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4级: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谷景生
  “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谷景生同志11月28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91岁。

  谷景生1929年参加革命活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反帝新闻》主编,抗日同盟军团政委。1934年至1935年,他先后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北平市委书记、北平左翼文化同盟书记兼“左联书记”,组织开展左翼文化活动,引导许多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谷景生任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书记,他与市委其他同志于12月9日组织发动北平大、中学校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年,提出“反对华北自治”“争取爱国自由”等六项要求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掀起了全国各地抗日救亡的巨流。

  抗日战争时期,谷景生历任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第一纵队民运部部长、太行区党委城工部部长、榆武祁工委书记等职,积极开展反封锁、反蚕食、反清剿、反扫荡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谷景生历任中原野战军九纵政治部主任,洛阳、郑州市委书记,二野第十五军政委,曾率部突破黄河天险,开辟了豫西根据地,随后又率部参加了淮海、渡江、广州、广西战役,并奔赴川、滇、黔三省剿匪,后兼昆明市委书记。

  1951年3月,谷景生任志愿军十五军政委,与军长秦基伟率部开赴朝鲜战场,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在上甘岭战役中开展群众立功运动,取得大捷,部队先后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等战斗英雄。归国后,谷景生任防空军党委第二书记、副政委。在任国防部五院政委、党委书记期间,正值我国导弹事业初创时期,他与钱学森院长一道,充分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使研制工作取得重要进展。1981年2月,谷景生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第一书记,为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谷景生是党的十二大代表,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七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曾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谷景生在革命生涯中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拥护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人民日报 2004.12.23第4版 )

  
薄一波:悼念战友谷景生同志

  [人民日报 2004.12.22第10版 作者:薄一波] 


  
谷景生同志。摄于2004年春节(资料照片)


  
患难与共——谷景生、范承秀夫妇。(资料照片)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与谷景生握手。(资料照片)


  
1936年底,中共中央北方局调谷景生任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总干事、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资料照片)


  惊闻谷景生同志不幸病逝,十分悲痛。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失去了一位栋梁之材,我失去了一位相交几十年的老战友。

  谷景生同志1929年即投身中国革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七十多年,曾经做过一些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事,是一个对党和人民有功的人。然而,他又历经磨难,对自己的功绩从不言及,以至今天的许多人对他并不熟悉。如今谷景生同志去世了,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尤其是广大青年,应该记住他的功绩,记住他的名字。

  谷景生同志是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已经侵占华北大片土地,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正确方针应该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用一切方法去组织民众,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当时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却仍然固守打倒国民党的方针,反对组织广大青年学生向国民党政府争取抗日的民主和自由,并且打击坚持正确意见的市委宣传部长彭涛、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左联党团书记谷景生、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负责人周小舟。“官司”打到河北省委后,省委肯定了后者的正确意见,并决定立即改组北平市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由谷景生任临时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为加强领导,河北省委随后又派来了特派员李常青。是以谷景生同志为书记的新市委,根据时局的发展,精心组织和领导了12月9日抗日救亡大请愿和12月16日更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谷景生同志参加革命后就从事白区工作,1933年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团政委,并在战斗中负过伤,具有相当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和军事斗争经验。一二九运动前,他在北平从事左翼文化的领导工作,创办泡沫社和《泡沫》月刊,在进步学生中影响很大。这一切,使得他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领导作用。毛泽东曾对一二九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把它和伟大的五四运动相提并论。然而,由于当时地下斗争的特点,作为临时市委书记的谷景生处于一种很隐蔽的状况,以至后来在人们的回忆和党史著作中他的作用被湮没了。对此,谷景生同志长时间三缄其口,坦然处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思想境界。

  我和谷景生同志相识于抗日战争初期。1936年10月,我奉刘少奇同志之命,率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到山西组成以我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负责和阎锡山建立上层统一战线。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山西的抗战十分重视,把山西作为坚持华北乃至全国抗战的战略支点。尤其是在平津沦陷的情况下,如果不和阎锡山这个地方实力派搞好统战关系,八路军三个师就很难在山西立足,很难以山西为基地实施战略展开。而如何和阎锡山这样一个抗日又降日、联共又反共、联蒋又惧蒋的人物打交道,需要很高的思想和政策水平。我们肩上的担子重啊!谷景生同志是第二批由北方局派来的,担任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委员。对于我们实行的“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三句话方针,一些同志不时带着“左”的情绪发出责难。谷景生同志由于有一二九运动的经验,坚决地维护上述方针。他的主张很明确:现在抗日是大局,必须抛弃过去的不合时宜的一套,包括作出一些必要的让步和妥协,表现了一种复杂局势下思想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成熟。很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成立。这是一支名义上接受阎锡山领导,实际上是由我党掌握领导权的抗日武装。谷景生同志是决死第一纵队的民运部长,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等项工作。这是我们能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一环。民运工作队员大多是大学生和初高中青年学生,文化程度和政治热情高,从事学生运动出身的谷景生,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谷景生同志很有眼光,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建立抗日政权上,广泛动员群众,赶走那些过去一贯欺压百姓的旧官吏,团结开明士绅,选举抗日的村长、乡长,直至区长、县长,从而在晋东南把阎锡山的旧政权彻底改造成我党领导的抗日政权。新政权下的广大民众,踊跃参军参战,两年多时间里,就有青壮年农民7000多人参军,为决死一纵队原有人数的一倍多,从而把决死队以青年学生成份为主改造为以工农成份为主的队伍,极大地壮大了部队的力量。

  到解放战争时期,谷景生同志已经先后担任第二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十五军政治委员等职务。1947年8月,他和秦基伟等同志一起,率部队挺进豫西,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确定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其后,这支部队又打过长江,解放西南,直至渡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在这一战斗历程中,谷景生同志开展了十分出色的政治工作,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值得一说。一是他在率部进军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发挥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重视地方政权建设,巩固新解放区。部队每解放一个地区,他就派出一些干部战士去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甚至是整排整排地抽调。解放洛阳,他担任洛阳市委书记兼城防部队政委;解放郑州,他又担任郑州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这项工作,他抓得很认真、很细。这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举措。须知,没有巩固的根据地,野战军就缺乏源源不断的兵员和粮草,解放了的人民就会受到残存的反革命势力的疯狂报复。但是,由于不断地从部队调人调枪,一些同志包括一些很负责的同志并不理解,说我们的政治部主任变成地方政治部主任了,意见甚至反映到二野刘邓首长那里。邓小平同志后来在西南局会议上明确指出:谷景生同志在豫西根据地的工作,事实证明,他的工作方向和所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二是他在部队的政治工作中,始终坚持以强有力的革命精神贯注、培养部队。1948年8月,九纵在河南禹县召开建军一周年纪念大会,全纵队排以上干部参加。谷景生同志亲自设计一枚圆形白底红马奔腾的纪念章赠送给每个干部,以纪念章雕刻的“艰苦顽强”四字为主题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勉励大家以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决战到底的气概去夺取全国的胜利。渡江战役前,他亲自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两面红旗授予突击部队。抗美援朝,他又突出地宣传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亲自到阵地、坑道前沿与战士促膝交谈。在他的带领下,部队的政治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坚强有力。正因如此,九纵和十五军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上打得十分英勇,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的主力部队,十五军也成为抗美援朝战场上出英模最多的一个军,涌现了黄继光、邱少云这样两位杰出的战斗英雄,他们至今仍名列我军着力宣扬的七大英模之中。仅凭这一点,他这个军政委就当得了不起!以我在山西新军、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工作的体会,一支部队会不会打仗,与军事指挥员关系最大;而一支部队有没有昂扬的士气,有没有一股革命精神,与政治工作干部关系最大。谷景生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上甘岭战役中,第135团7连排长孙占元表现也非常英勇,在双腿被炸断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夺取敌方两个火力点,最后在敌人反扑时,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可惜后来总结、宣传得不够,虽然也把他评为一级英雄,但不如黄继光、邱少云那样家喻户晓。作为一名政委,部队有没有士气和革命精神,他感到责任重大,而部队出了英雄模范人物,能不能及时地总结、宣传出去,以教育更多的人,他同样感到责无旁贷。这又是一个很高的思想境界!

  从朝鲜回国后,谷景生同志担任防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当时防空军是一个军种。1957年3月防空军和空军合并,谷景生同志调任正在组建的国防部五院担任政委,和后来被称为“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同志一起领导中国导弹事业的初创大业。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有效地保卫祖国的安宁,这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重任。聂荣臻元帅以“生是五院的人,死是五院的鬼”这样的话来要求和激励谷景生同志。他不负重托,和钱学森同志密切配合,对导弹研究的方向、研究机构的设置、各类研究人员的调入、各项规章制度的拟定等一系列基础性的工作,一一认真调查研究,慎重决策。面对院内一大批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谷景生同志平易近人,和知识分子真诚地交朋友。他对身边的领导干部说:我是政委,但我又是教导员,我按教导员的方法工作,你们就要像指导员一样工作。知识分子不是战士,要用关心爱护战士一样的心情去工作,但又不能用对待连队战士一样的方法去对待他们。当时,反右斗争已经开始,谷景生同志深感政策掌握得好坏,对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一批老专家,对导弹研制任务的完成,必将影响很大。最后,他顶住各种压力,使五院几十位高级知识分子,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一百多名青年知识分子,只有一名新来的大学生被定为右派。这位同志到北大荒农场之前,谷景生同志还深感不安,派人和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还给接收单位打招呼,请求予以照顾。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谷景生同志在五院工作时间不长即被调离,然而五院的建设框架是他和钱学森同志一起打下的。钱学森同志后来回忆说,他和谷景生同志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党和政府大力表彰我国最早一批从事两弹一星的功臣,许多老科学家还动情地说:讲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人——谷景生,称他是我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人。

  和许多老同志一样,谷景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被关押审查长达12年之久。然而,复出以后,他没有过多的抱怨,而是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1978年11月,他刚刚平反,回家住了8天就飞赴广州,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协助许世友司令员和向仲华政委,指挥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许世友同志后来多次这样说:谷景生有胆有识,能文能武,让我非常省心。1981年,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抬头,南疆喀什、叶城等地先后出现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煽动群众闹事的事件。如何保持边疆的稳定,是一件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在这紧要关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调谷景生同志到新疆就任区党委第二书记和乌鲁木齐军区政委,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就我所知,谷景生同志这次任职和前任广州军区副政委,都是小平同志最后拍板的,说明小平同志对他的了解和信任。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又一次重托。谷景生同志到新疆深入了解情况后,明确提出了把稳定新疆局势、坚持民族平等、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放在第一位的工作方针。在具体工作上,他首先做少数民族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工作,和他们广交朋友,提出“两个平等”,即坚持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平等。这一思想,深得人心。同时,他和区党委的同志一道,果断而又审慎地平定了骚乱事件,迅速稳定了人心,清除了乱源。在生产上,他大胆起用那些熟悉经济工作的干部,包括那些尚未解放的同志,使新疆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市场也逐渐繁荣起来。短短一年多时间,新疆的局势稳定了,干部之间的团结和民族团结实现了,经济也发展了,显示了谷景生同志很高的思想、政策水平和很强的驾驭全局、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受到邓小平同志的称赞。1983年,他到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工作,率中央联络组赴东北、华北,也是善于化解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同样表现了他很强的政治才干。因此,说他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栋梁或干城,是不为过的。

  还有一点应该说及。1957年反右时,谷景生同志的妻子范承秀同志在北京市委党校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说话,被打成右派和“反党集团”,有关方面要他和妻子离婚。当时,全军授予将军军衔的高级干部中被打成右派的,惟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同志一人,将军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惟谷景生同志一人。谷景生同志当时正在国防部五院,是受到重用之时。妻子怕连累他,也提出要离婚。然而,谷景生同志却断然拒绝。他对妻子说,你这个范仲淹的后代,14岁就参加革命,当过八路军、游击队长,进了四年马列学院,可以说是笃信马列,怎么会说几句公道话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呢?妻子哭了,他因此被调离五院降职使用,但他无怨无悔。谷景生同志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崇高品格是令人感慨和敬佩的!

  作为谷景生同志的老战友或老领导,我在这里讲了一些他的功绩和高尚品格,目的是为了缅怀逝者和教育我们的后代。我想,从不宣传自己的谷景生同志九泉之下有知,是会理解的。

  
构筑中国导弹科技事业基础的谷景生同志

  [《大地》2008年第十九期 作者:王道力] 


  谷景生是“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我国航天导弹事业的奠基人之一。2007年11月,在建院50周年之际,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为进一步宣传展示50年来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的典型人物,历时六个多月,经过两上两下的推选程序,推选出50位代表性人物,谷景生同志为其中之一。1957年3月,谷景生担任国防部五院副政委兼一分院政委,和后来被称为“导弹之父”的钱学森一起领导中国导弹事业的初创大业。在一院任职期间,谷景生组织领导创建工作和近程地地导弹仿制准备工作,参与领导导弹研制队伍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坚持执行正确路线,保护知识分子,参与主持组建导弹研制的政治工作系统,为我国火箭导弹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对于中国导弹事业的创立,聂荣臻元帅回忆录中说:“1956年2月,钱学森同志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开始由周恩来、我和钱学森同志筹备。1956年4月,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航委,由我兼任主任,黄克诚、赵尔陆同志兼任副主任。委员有王士光、王诤、安东、刘亚楼、李强、钱志道、钱学森等同志。安东同志任秘书长。领导我军的导弹和飞机的研究工作。”1956年5月10日,聂总(人们对聂荣臻元帅的尊称)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建议:(1)在航委下设立导弹管理局,统一领导导弹的研究与生产工作。由钟夫翔任局长,钱学森任总工程师。(2)建立导弹研究院,钱学森兼任院长。为保密和便于对外联络,经彭德怀、黄克诚同意,将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分别改称国防部第五局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7月,军委决定建立五院,隶属五局领导。1956年10月8日,五院正式成立。聂总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讲话中提出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

  1956年底,中国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建设项目停下来,有的在进行调整。对于导弹武器的研制,仍然坚持自力更生,但要适当放缓一些。在这种形势下,钟夫翔于1956年12月8日向聂总报告,建议将五局、五院的组织形式改变一下。当时的组织形式是:航委领导五局,五局领导五院。五局是管理机关,而五院却没有办事机构。所以,钟夫翔建议将五局同五院合并。这样,既减少了中间一层机构,又使五院有了比较完整的办事机构,达到精干机构,提高效率的目的。1957年2月14日,聂总批准了这个报告。同月,军委决定撤销防空军,防空军同空军合并。3月初,军委决定原防空军副政委谷景生任国防部五院政治委员,原防空军副参谋长刘秉彦任副院长,钟夫翔调任二机部副部长。1957年3月,五局合并到五院,当时称之为局院合并。3月12日,刘秉彦到五局告诉我,他同钟局长、谷政委已商量好,要我立即到五院任组织计划处处长,把组织计划处建立起来。并说组织计划处的基本任务是:负责五院各项任务的规划与计划;组织对科研、生产、技术协作等各项任务的落实。五院的机构将设置二处、二部、二室。即:组织计划处、干部处;政治部、院务部;办公室、技术资料室。这样,从1957年3月起,我认识了谷景生政委,并在他的领导下,负责导弹事业的规划与计划工作。

  谷景生政委1957年3月到五院工作,1958年6月初离开五院,到总政群众工作部任部长,在五院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他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细致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和老专家们谈话交朋友,而且常常和青年知识分子促膝谈心。他同政治工作人员说,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工作,要深入,要细致,要同他们交心交朋友。我是政委,但我又是教导员,我按教导员的方法工作。你们就是要像指导员一样,按指导员的方法工作。但知识分子不是战士,要用关心爱护战士一样的心情去工作,但却不能用对待连队战士一样的方法去工作。知识分子的科技知识比我们强得多,要虚心地向他们学习。要虚心、热心、关心地同他们一起工作。我同谷政委第一次接触,他坦率地对我说,业务工作我不懂,我也不想管那么多。大事党委定,党委决定了的事,你们就大胆地工作,而且是创造性地工作。谷政委的话,一下子使我的心踏实了。我想,在这样的领导人手下工作,心情会舒畅,工作会做好的。所以,我们虽然刚刚认识,但却和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没有隔阂,没有距离。

  谷景生政委和刘秉彦副院长到职后,由原防空军调来一些政工、行政人员和几名科技人员,加强了五院机关力量,并且有步骤地开展工作。

  一、将五院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谷景生政委、刘秉彦副院长请示航委,要求将五院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解决科技人员的参军问题。航委同意科技人员参军。总参授予部队代号,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OO三八部队。8月1日举行了入伍仪式,并授予了科技人员军衔。历史证明,科技人员的参军,对于这支新生的国防科技队伍,树立对事业的神圣感,对于军人的荣誉感,提高保守国家机密的警惕性,加强组织性与纪律性,培养敢于碰硬,勇于攀登,严谨务实,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二、正确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957年五六月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场政治斗争,即反右斗争。当时五院人数不多,青年知识分子134人,老专家36人。在反右斗争开始时,五院内动静不大。后来,当年的应届毕业生来了200多人,他们同学校的联系较多,再加上上边对反右斗争有所布置和要求,因此,五院内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激烈的言词,在大字报上出现了,但多数是对工作中的问题提出的不同看法。怎样对待这些问题,从领导到群众认识很不一致。当时社会上反右之风甚盛,五院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对于一些善意的批评也上纲上线,说成是反党。例如,当时院务部有的同志对伙食有些意见,而且是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的。对于这样的意见被说成反党,这就太过分、太离谱了。但在那种风气下,人们却噤若寒蝉,不敢说话,在这种形势下,谷政委正确地掌握政策,坚持不划右派。对于老专家们更爱护备至,不准随便点名;对于青年知识分子则引导他们正确区分善意批评和恶意攻击。所以在那场斗争中,五院只有一名当年毕业的大学生被定为右派。事后,许多当年经历过这场斗争的人,都称赞谷政委掌握政策稳妥,不为风气所动。尤其是和后来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相比,更感到谷政委是一位有见识、有水平的可敬长者。

  三、确定研制基地 

  谷政委到五院之时,五院是在北京军区空军医院(四六六医院)和解放军一二四疗养院内办公。这两处地方都没有发展余地,不可能形成研制基地,必须寻找新的地址。谷政委、刘秉彦副院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办。当时曾设想在八里庄附近一带建设。谷政委看了之后认为,移民太多,靠城区太近,不适宜建设五院这样的项目,所以确定另外寻找新址。1957年4月中旬,我同刘涣臣一起到某地察看试车台建设地址时,发现山下一处院落很大,却几乎无人出入。那时,那一带比较荒凉,闲荒地很多,有利于将来的发展。经多方了解,始知这个院落是属于中央联络部的,名为马列学院二分院。我将这一情况向谷政委、刘秉彦副院长报告之后,谷政委、刘副院长即到实地察看。当时,我们只能在围墙外边及其周围观看。即使这样,大家在看了之后,一致认为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并要我马上向航委秘书长安东和聂办主任范济生汇报。5月6日,范济生通知我到他那里拿一封信,到中联部去办理将马列学院二分院地址划给五院的问题。我到中联部之后,李初黎副部长接见了我,并说:“聂总于5月4日已同稼祥同志说好,将马列学院二分院财产全部无偿交给五院。但需待马列学院的学员全部处理完毕之后,五院再进驻。现在可先接过去,办理好财产转移手续。那里还有120名工作人员,请你们留下来安排。”谷政委、刘副院长完全同意李初黎副部长的意见。第二天,我和刘涣臣同中联部、财政部的同志一起办理手续,由财政部将全部财产,由党中央直属机关名下划到国防部五院。6月16日正式接收过来。实地一看,比我们想象的还好。有三栋办公楼、四栋宿舍,有礼堂,有门诊部,还有牛奶场。院内院外都有发展余地,距离选定的试车台地址又很近。谷政委高兴地说,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可以大展身手了。

  四、组建第五研究院一分院

  1957年5月,外援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经济联络总局驻京副代表加里宁少将于5月11日晋见聂总,转达了苏联方面为了在火箭技术方面帮助中国,希望对以下五个问题得到了解:(1)中国在火箭技术方面的具体方针;(2)中国有多少训练出来的干部和以后训练干部的可能性;(3)建立新研究所的大致规模、期限和设备;要求苏联援助的性质和范围;(4)中国可用来生产火箭技术的工业潜力,以及生产火箭武器必须的原料、零件、半成品等工业保证来源;(5)在设计、生产和使用火箭武器时的保密条件和应有制度。根据航委通知,谷政委要刘秉彦、林爽副院长召集专家们,在技术方面进行座谈,准备资料。组织计划处则对有关生产、协作、物资、基建等方面准备资料,并起草了五院第一个保密条例。整个资料于7月10日报送航委,为同苏联谈判做了很好的准备。1957年9月3日,中国政府组成了以聂荣臻为首的代表团,成员有:陈赓、宋任穷、李强、万毅、钱学森、刘杰、王诤、张连奎、刘寅,李强兼任秘书长。另有顾问13人,工作人员八人。于9月10日开始同苏方以别尔乌辛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谈判。9月14日,别尔乌辛提交了两国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生产与研究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作战飞机、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试验火箭武器、原子武器的靶场等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技术援助的协定文本。这个协定于10月15日签定(简称十月十五日协定)。10月30日,粟裕总参谋长,黄克诚、陈赓副总长召集王诤、朱明(通讯兵部政委)、李强、安东、钱学森、谷景生、刘秉彦、林爽等开会,就“十月十五日协定”签定后产生的新情况和新任务,导弹研究工作的领导和机构的组织形式如何适应等问题做了研究。一致同意由五院为总院,统一领导五院和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11月15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向周总理报告,建议:以国防部五院为总院,统一领导五院和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作为五院的一个分院(定名为二分院),其党政工作、物资保证、行政管理,均由总院统管。调王诤同志任五院副院长,全力领导五院的工作。11月16日,周恩来总理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兼一分院院长,刘有光为政治委员;王诤为五院副院长兼二分院院长;谷景生为五院副政治委员兼一分院政治委员;刘秉彦为五院副院长兼一分院副院长。12月13日,航委秘书长安东转达国防部通知,通知说:“遵照国防部指示,国防部五院及所属第一、第二分院,均按学院一级行使职权(当时军队学院一级为兵团级,安东秘书长这一通知用书面形式送达五院,现存航天科技集团档案馆)。”

  按照组建一、二分院的方案,经过半个月的准备(打扫分配房间,准备营具、炊具,组织运输车辆等),谷景生政委率一分院人员于1957年12月3日全部迁往长辛店。并组成了八个研究室。因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机关,所以五院机关的大部分人员随谷政委到一分院工作。我留在总院办公室工作,从此,我同谷政委即分开工作了。从谷政委在五院初创及建立五院一分院过程中,谷政委对于导弹事业的创立费尽了心血,而且他所创建的框架,一直到现在还在起作用。只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任务与人员的增多,而有一些变化,但基本框架没有变化。谷景生政委的远见卓识,对航天事业的贡献,航天人将永远记在心中。

  (作者系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办公厅主任)

  
一二·九运动中的谷景生

  [《大地》2007年第二十三期 作者:杜英姿]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一二·九运动升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恰在全国各地特别是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人士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对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作了精辟概括。他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指出: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我是谁?这不重要,我做过什么?也不重要。我的经历,我的职务,我的待遇等等,都不重要,非常不重要。我们时时面临选择。首先选择一种生存方式:砂乎,尘乎,蟑螂乎,营苟之徒乎?非也!荣乎,伟乎?亦非也!人,就是人,伟大的人,光荣的人,神圣的人——即共产党人。这是一个永恒的视点、出发点和立足点。”

  “历史属于国家、炎黄子孙千秋万代和人类文化,决不属于哪个个人。”——谷景生笔记摘录。

  谷景生(1913-2004),1934年至1935年,先后担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兼“左联书记”、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书记,并创办了《泡沫》杂志。

  1936底任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总干事,开展对国民党上层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抗日决死队及太行区党委任职。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主任、洛阳市委书记、郑州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五军政治委员、军党委书记。

  1951年,十五军开赴朝鲜战场作战,谷景生抓住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这一中心环节,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地保证各项作战任务的完成。十五军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取得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大捷,部队先后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等37位英雄模范,13455名功臣。

  1957年,谷景生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与钱学森同志一起领导中国导弹事业的初创大业。

  “文革”一开始,谷景生被扣上十大罪名,监禁关押12年之久。

  1978年12月,谷景生恢复工作后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随即参与组织指挥了对越自卫反击作战。

  1981年中央派谷景生到新疆,任新疆军区政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治委员、第一书记,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使新疆政局迅速稳定下来,经济工作走上正轨。

  学生时期参加革命,投身学生运动,22岁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饱经磨难,屡建功勋。一生磊落超然,淡泊名利,这就是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谷景生。一二·九纪念日前夕,在北京市市中心的一个四合院里,谷景生的妻子范承秀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了解谷景生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和奋斗历程,深入这位杰出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听着80多岁的范承秀老人的讲述,一二·九运动史实长期悬置和歧义纷纭的原因渐渐明晰起来。一二·九运动穿越历史迷雾,真切地向我们走来。

  一二·九运动还原真实写入权威党史

  “1935年12月9日,在以李常青、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在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组织指挥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数千名学生涌上北平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

  这段文字来源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办公室、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新华社国内部、摄影部等编辑、2007年5月学习出版社出版的《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第2部中的《一二·九运动和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一节,该文对一二·九运动的发生、过程、意义作了精炼的概括,对领导集体作了明确记载。

  一二·九运动如何酝酿策动,是自发的学生运动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有没有一个总揽全局的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由哪些人组成?解放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真相被淹没尘封,尤其是领导人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72年之后,主要当事人均已作古,一二·九运动得以还原历史原貌,一二·九运动完全是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坚强领导和组织下进行的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实终于得到澄清公认,写入权威部门编辑出版的重要党史书籍。

  作为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谷景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鲜为人知。

  正如党史专家胡长水和王朝美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党纪念、宣传一二·九运动早就开始了,但多着重于一二·九运动的群众斗争、伟大历史作用和其革命精神。新中国建立后,当时北平市学联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大中学校的党的负责人等活跃在前台的人物陆续回忆、记叙这一事件的过程,而真正领导指挥这场运动的党的领导人,许多人并不知晓。北平临时市委的四人,李常青解放初任松辽省委书记,20世纪50年代即受迫害,于1960年遇难。周小舟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而降职任用,于“文革”初期去世。彭涛担任化工部部长,1961年因病去世。三人未留下讲述运动始末及其领导作用的文字。唯有周小舟1944年在延安整风时写下的自传,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一二·九运动前中共北平市委内部的分歧和新的临时市委成立的经过。谷景生的低调和淡然,加上一些非正常的因素,使得一二·九运动的迷雾很长时间没有廓清。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经胡耀邦批准,由中央党校副校长蒋南翔主持设立一二九运动研究班,史学家麻星甫了解到谷景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身份和作用,向他核实,谷景生才第一次对外界说出确有其事。

  有关专家发现,1935年前后北平市的中共组织情况,语焉不详,1995年前没有一部公开发表的著述,对北平市中共领导机构如何领导一二·九运动,做过权威而详尽的陈述。

  1995年11月28日,一二·九运动60周年纪念座谈会召开。由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当年的北大学生会执行主席韩天石的秘书胡文斌推荐,名单中原本没有的谷景生临时被邀出席座谈会并就“一二·九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这一主题作扼要发言,谷景生打破了一直保持的沉默。此后,不少参与运动的领导,譬如李昌和韩天石,一位是运动后期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一位是当时北大的支部书记,通过谷景生撰写发表的文章,第一次了解到更上层领导机构对运动的统筹指导。

  “当时在白色恐怖环境中,地下党组织处于极端秘密状态,临时市委隐蔽幕后,与上下级单线联系,地下党领导更不为人所知。”范承秀老人认为这是史实不清的根本原因。

  2001年,谷景生在《党的文献》第2期发表了《回忆“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地下党》一文,详细勾勒了一二·九运动的来龙去脉,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把历史的真相留了下来,为党史专家研究和廓清那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二·九运动

  1929年,年仅17岁就读于山西太原一中的谷景生,经太原一中图书馆管理员张磐石(地下共产党员)的介绍,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太原一中的进步学生又在党组织的发动下,举行了一次抗日救亡的飞行集会。谷景生、王魁金等几个读书会的学生走在队伍最前列,不畏军警的阻拦,边走边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接受了斗争的洗礼。

  1932年春天,谷景生高中毕业后与六七位同学结伴随张磐石老师赴北平参加革命活动。谷景生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参加进步报刊的编辑和示威游行等革命活动并入党,1933年到抗日同盟军中任职。

  1934年初,从抗日同盟军潮白河口遭遇日军和国民党军腹背夹击的战斗中死里逃生回到北平,谷景生和同学彭涛恢复联系,并找到共产党员周小舟,三人商定排除困难努力恢复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救亡工作。1935年中共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到北平,建立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

  据《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人物学科》副主编张如贤的研究文章,自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之后,日本进一步加快了侵占华北的步骤。华北危在旦夕。这时,北平地下党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方以王学明、冷楚为代表,主张组织暴动,建立北方苏维埃。另一方以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为代表,依照党的《八一宣言》提出的抗日救亡是党的首要任务的主张,坚持以合法形式作斗争,用抗日、民主、自由的口号去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学生,积极扩大和发展抗日力量。

  河北省委听取意见后,决定立即改组北平市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由谷景生任临时市委书记兼团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还有特派员李常青。

  中共北平临时市委成立后,把中心工作确定为联络和组织进步学生。1935年11月,各校的黄河水灾赈济会转成学生会,建立北平市学联。女一中的郭明秋为学联主席,清华大学的姚依林为秘书,镜湖中学的孙敬文为总交通,东北大学的邹鲁风为总纠察,燕京大学的黄华为总交际。谷景生作为书记不能公开露面,而是和郭明秋单线密切联系。

  “谷景生在幕后驻机关,和郭明秋以夫妻身份开展活动,在北海公园的船上或者其它方式接头,不引起别人的怀疑”,范承秀解放后和郭明秋有过接触。

  不久,中共北平市临委获悉,国民党政府和宋哲元预定在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配合日军“华北特殊化”的图谋。临委果断决定于12月9日这一天,由北平学联组织爱国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坚决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2月6日晚在辟才胡同洋车厂里,临委以学联党团的名义组织学联秘密会议。首先总结了前几次游行示威的经验教训。其次研究了各学校向新华门进发的路线,提出组织学生自己的交通队和纠察队,布置如何利用外国记者和他们的车辆与军警周旋,要求各学校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灵活方式躲避军警的追捕。最后,会议要求整个行动要造成自发的印象,保护好地下党组织。谷景生在抗日同盟军担任政委时学到的军事知识和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发挥了作用。

  “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武装保卫华北”、“立即停止内战”,汇集新华门前的几千名学生喊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

  环环相扣,周密部署,幕后坐镇与一线指挥结合。临委商定了六项请愿要求,请愿过程中何应钦避而不见,各校代表立即按照预先部署改请愿为示威游行。彭涛受临委指派到第一线公开指挥,由交通员随时向谷景生和李常青汇报,调整对策。在临委的周密组织下,12月16日清晨,一次更大规模的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游行示威震撼了古城北平。

  1936年2月,北平学联与天津学联联合组成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南下后,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改成中共北平市委,市委书记由河北省委派来的李雪峰接任,谷景生继续任北平团市委书记、左联书记和“文总”书记。

  “那时我们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组织领导这场震惊中外的抗日运动,并不是我们个人的马列主义水平多高,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我们顺应和代表了中华民族反对日本侵略、救亡图存的心声,才能够登高一呼,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洪流。爱国主义永远是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的旗帜。”无缘得见前辈,然而范承秀老人的叙述让我们强烈感受到谷景生炽热燃烧的赤子情怀。

  临走,老人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一书的扉页上为记者题字签名,落款是“谷范承秀”。1957年,范承秀在北京市委党校为单位的青年知识分子说话,被打成右派,全军中将军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唯此一例。谷景生不接受同志们的劝告,他对妻子说,你14岁就参加革命,当过八路军、游击队长,进了四年马列学院,可以说是笃信马列,怎么会说几句公道话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呢?断然拒绝妻子离婚的请求,因而受到株连,被调离五院降职使用,而后几十年的政治生涯受到严重影响。但他无怨无悔,始终以诚相待,鼓舞全家度过了二十多年的艰难时光。在范承秀眼里,谷景生是大写的人,他的身上,体现了第一代共产党人最可宝贵的品质。在姓名前加上“谷”字,不只是对传统的回归,更是对于丈夫加同志的谷景生深切的怀念和由衷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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