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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思
  
怀念张学思同志

  [人民日报 1978.12.12第3版 作者:范朝福] 


  张学思同志离开我们八年多了。他那崇高的革命品质,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回忆起和他相处的情景,怀念之情难以抑止。

  背叛剥削阶级,寻求革命真理

  张学思一九一六年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他父亲是张作霖。他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时代。他出生于大军阀的家庭,但对官场里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现象非常反感。他通过阅读进步书籍,逐渐产生了民主、自由、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一九三三年,十七岁的张学思在北平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接着,由王岳石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党为了扩大武装力量,派他到国民党军队里去做“兵运”工作。张学思同志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在那里做了很多艰苦的争取工作,但是,由于国民党加强了对其军队的控制,“兵运”工作未能取得胜利。

  “兵运”工作失败后,张学思同志又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资助进步刊物——《黑白导报》,以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

  当时,北平的地下党计划筹买一批武器,派张学思同志去搞一些钱。他接受任务,到了天津,家里人不让他走,但他想办法,还是从家里溜了出来。不久,为在东北军中开展工作,党决定利用他哥哥张学良的关系,派他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军校学习。正在这时,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思同志被国民党软禁起来。南京一些国民党要员想拉拢张学思同志,要介绍他到胡宗南部队中去“练达练达”。张学思同志坚定地回答说:“我不能上圈套,我不去胡宗南那里。”此后,他冲破重重阻拦,到了济南,与党取得了联系。

  “西安事变”后,独夫民贼蒋介石继续奉行对外消极抵抗、对内积极反共的政策,扣留了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指示张学思同志到国民党上层人物中,进行争取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工作。在这几年间,他遭到一些挫折,但这个封建军阀家庭的叛逆者,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革命青年,并没有动摇,他的心中象一团火,越烧越旺!

  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天,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接见了张学思同志,表扬他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同时指出:他以前接触到的革命理论是零零碎碎的,党决定派他到延安去学习。分手的时候,周副主席让邓大姐送他出门,再三嘱咐他路上要小心,要注意安全。

  立场坚定,赤胆忠心

  张学思同志风尘仆仆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他,亲切地对他说,这里环境艰苦,问他生活习惯不习惯,鼓励他好好地学习。张学思同志牢记毛主席、周副主席的谆谆教导,不仅刻苦学习革命理论,而且处处和工农出身的同志打成一片,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每天很早起床,把大家的洗脸水打好,地扫干净,把火盆点旺,然后,跑到野外锻炼身体。在延安学习期间,同志们都称他是学习、工作的模范。

  延安学习结束后,党派他到敌后去工作。一九四○年,他带领一支队伍开往冀中军区,在司令员吕正操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战斗。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党中央任命他担任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争夺东北人民抗战胜利果实,重新启用一些旧东北军的上层人物,并给他们以“高参”、“参议”、“特派员”之类的头衔,派到东北与我方搞所谓“和谈”。实际上蒋介石妄图利用东北人劫收东北。和谈中,国民党的代表对我方提出,东北两个政府合并起来为好,要张学思当主席,国民党派副主席,现有人员一律不动,不足人员由双方协商补充。对这个重要原则问题,张学思同志及时向党组织汇报,坚决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彻底撕破国民党“和谈”的假面具。国民党的阴谋失败后,南京军统局准备再派人到东北找张学思“策反”。军统局东北区给南京回电说,张学思在青年时期就参加了共产党,他的思想早已被共产党赤化了,你们再派人来谈也是白搭!

  张学思同志在东北工作期间,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尖锐斗争,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无情地揭露和打击了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为党的统战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海军的好参谋长

  一九四九年春天,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英明指挥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祖国的南方挺进,蒋家王朝临近末日。这时,刚刚从战场上下来,留在辽宁工作的张学思同志,向党中央要求到海军工作,决心为建设人民海军和解放台湾贡献自己的一切。

  当年三月,中央急电张学思同志,即刻到北京。到京后,他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毛主席、周副主席同意他到海军工作,指示他在打捞国民党起义的重庆号军舰之前,先到苏联学习。在去苏联途中车过沈阳时,张学思同志没有顾得上回家看看刚刚出生的大女儿。后来,他爱人才知道张学思同志已经调往海军,而且还去了一趟苏联。然而,当时他爱人不清楚他在哪里。又过了半年,才知道他在大连海校工作。在这段时间,张学思同志为打捞重庆号、开办安东海校、筹备大连海校,为创建人民海军,废寝忘食,到处奔忙。

  张学思同志在大连海校工作期间,物质条件差、师资缺、教材少。他带领教职员工,克服种种困难,自力更生,因陋就简,把大批从陆军调来的干部和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各种专业技术骨干,不断地为年轻的人民海军输送干部。

  一九五○年,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到大连视察。张学思对总理说,自己对海军的许多业务还不懂。总理鼓励他,下功夫钻它三年五年,一定可以由外行变内行。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张学思同志更加勤奋地学习,更加刻苦地钻研海军业务。

  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发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号召,张学思同志被调到海军司令部当副参谋长。他兢兢业业,刻苦学习,忘我工作,时间表每天都排得满满的。他说,要实现毛主席关于建设强大海军的指示,就要争分夺秒地工作、学习。他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回到家里就看书学习,钻研海军业务。孩子们求他领着出去玩玩,他总是笑着说:“等爸爸将来有空,再带你们出去玩。”当时,干部每年有休假疗养制度,张学思同志把下面的同志都安排得好好的,自己却没去疗养过,把一切时间、一切精力都用在海军建设事业上。记得他任海军参谋长时,在干部大会上提出“约法三章”。他说,我严格要求你们,也希望你们严格要求我。张学思同志工作认真,作风正派,生活紧张,堪称我们的好榜样。

  一九五四年,浙东沿海形势紧张,张学思同志亲临战斗第一线。后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要加强建设西沙群岛。西沙群岛远离祖国大陆,敌情复杂,他又带头去西沙。当时,海上刮着六七级大风,军舰的桅杆被风浪打坏了,张学思同志镇定自若,指挥战艇继续破浪行进。第二天到了西沙,他不顾航行的疲劳,马上登上岛去,掌握建设西沙的第一手材料。有一年,潜艇进行首次远航,张学思同志主动请求率艇出海。在高达摄氏四十多度的舱室里,他和水兵们同甘共苦,工作战斗了三十多个昼夜,摸索和总结了潜艇远航的经验。潜艇远航归来,张学思同志脸色苍白,身体十分虚弱,当大家扶他上岸时,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他的工作精神所感动。

  一九六三年五月,我“跃进号”轮不幸沉没。张学思同志陪同周总理到上海,组织调查“跃进号”失事的原因。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对出海的船只进行仔细检查,对潜水人员一个一个进行摸底,有关“跃进号”沉没海区的深度、海底情况以及调查实施方案,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因此,张学思同志对总理的提问,都能对答如流。调查的舰艇出海后,他时刻掌握海上情况,及时传达贯彻总理的指示,实施正确的指挥,受到周总理的赞扬。总理说他是一个精通海军业务、有能力、有水平的好参谋长。张学思同志逝世后,周总理十分怀念他。周总理说,张学思同志和陶勇同志(原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都是精通海军业务,又能亲自出海的领导干部,但是都被林彪反党集团迫害死了,很可惜呀!

  张学思同志虽然出身在大军阀的家庭,但他的生活十分艰苦朴素,对世界观改造抓得很紧,道德品质非常高尚。

  张学思同志离开“大帅府”到北平后,有许多人要给他介绍阔人家的小姐,他都谢绝了。后来,他在延安“抗大”学习时,同一个女工出身的革命干部谢雪萍同志结了婚。张学思同志的战友对谢雪萍同志开玩笑说:“小谢呀,你是他第一个女朋友,也是他最后一个女朋友。”结婚后不久,张学思同志就奉命带一支部队到冀中去。临行前,他对爱人说:“你可不要认为是我的爱人,在这次行军作战中闹特殊,要带头吃苦,还要准备牺牲!”谢雪萍说:“我什么时候闹过特殊?如果怕苦怕死,我也不来延安参加革命了!”在行军作战中,张学思同志冲锋在前,吃苦在前,处处以身作则。他的一匹战马,经常给病号、伤员骑,自己和爱人坚持步行。

  张学思同志的住所离海军机关较远,上班时带上几块馒头干就算一顿午餐。天长日久,年年如此,大家都过意不去。炊事员老叶说,首长什么时候下班,我就什么时候给首长热饭。张学思同志说,我经常开会很晚才下班,就不麻烦你了。司机老黄说,那我把首长送回家去吃饭吧。张学思同志回答,不要为我浪费汽油啦!中午休息,他就睡在办公室的简易床上,不要招待所为他准备的房间。张学思同志对同志十分关心。炊事员郝文锦家中人口多,收入少,生活困难,张学思同志就每月替他交上伙食费;冬天,老郝穿的比较单薄,张学思同志就把自己的大衣送给他。司机老黄的孩子发高烧,一时拿不出住院费,张学思同志马上把钱送去。他上街买点东西,总是象普通群众一样,坐着公共汽车往返。他这种艰苦朴素、爱护下级的作风,深受大家的好评。

  一九六五年,张学思同志和我在一个地方搞“四清”。这期间,他和渔民同一锅吃饭,同一条船出海捕鱼。打鱼归来,和渔民一面补渔网,一面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情况,关心他们的疾苦,同渔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渔民们称他“老张同志”,说他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好干部,一点架子都没有。

  光明磊落,无私无畏

  张学思同志为人正派厚道,办事认真严谨,特别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具有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质。然而,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却为林彪反党集团所不容。

  早在一九六二年,林彪把他的两个死党安插到海军,与其在海军的亲信勾结在一起,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闹得海军不得安宁。张学思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对林彪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学思同志早就发现他们在海军的一系列阴谋活动,是受林彪的指使和支持的,当时曾对人说过:“他们有后台老子。”在一九六五年海军党委会议上,林彪死党及其亲信秉承林彪黑旨意,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海军的主导地位,百般美化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对海军主要领导同志进行攻击和污蔑。当时,张学思同志正在天津农村搞“四清”,他看了会议“简报”后,愤然不平地说:“海军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成绩是主要的。他们把海军的工作说得一团漆黑,太不象话了!”林彪死党叫他回来参加会议,他拒绝参加。一九六六年在海军党委召开的全会上,张学思同志顶住林彪反党集团的压力,对林彪的两个死党及亲信的阴谋夺权活动,进行了面对面的揭露和斗争。他愤怒地指出,林彪死党及其亲信在海军搞的一系列活动,矛头是对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目的是阴谋夺权。林彪的死党和亲信心惊肉跳地私下议论说:“没想到他那么厉害,首先提出要抓我们黑帮。”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敬爱的叶副主席代表中央军委来到海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死党及其亲信是“黄袍加身”,搞地下活动,沉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

  张学思同志坚持党的原则,反对搞阴谋诡计,林彪反党集团对他怀恨在心。一九六五年,他们就妄图把张学思同志排挤出海军,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和制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利用篡夺的一部分权力,加紧了对张学思同志的迫害。一九六七年七月初,林彪指使他的老婆给在海军的死党打电话说:“张学思在东北是反林彪的”。七月二十四日,林彪在海军的死党及其亲信,阴谋炮制了一个陷害张学思同志的黑报告。但他们不敢按正常渠道上送,而是由林彪在海军的一个死党的老婆,偷偷摸摸地直送林彪和江青。接着,林彪反党集团又秘密召见在海军的死党和亲信,杀气腾腾地说,林彪和江青已经批准,决定逮捕张学思。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凌晨四点钟,张学思同志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对方说:“你是张参谋长吗?要开个紧急会议,让你马上来。”

  光明磊落的张学思同志哪里知道,这是一个精心密谋的电话啊!就在他接电话的时候,在海军第一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林彪的亲信正坐镇指挥。张学思同志一走进招待所,几个陌生的人马上恶狠狠地围了上来。张学思看到这一切都明白了。他昂着头,双目怒视,轻蔑地嗤之以鼻。党的好干部、我们的好参谋长张学思同志,就这样被非法抓走了。但是,他们却无耻造谣,说张学思同志是“特务”,“正在发报时被抓住了”。

  一天,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去找张学思同志的司机黄国清,要他说出张学思同志所谓当“特务”的电台藏在什么地方。黄国清没好气地回答:“我给参谋长开了八九年车,在他家里从来没见过什么电台”。来的人训斥说:“你还不老实交代,电台就藏在你车轱辘的轮胎里,你开车,他发报”。黄国清火了,大声责问:“你们试试看,什么样的电台能安在轮胎里面?你们这是无耻的造谣!”

  象“特务”这样的帽子,被林彪反党集团一顶又一顶地扣到张学思同志的头上。所谓“证据”呢?也都象轮胎里面藏电台一样,荒谬透顶,不堪一驳。

  林彪反党集团伙同江青迫害张学思同志,包含着一个极大的祸心。因为他们知道,张学思同志参加革命以来,得到过周总理的许多亲切教诲,他的成长,浸透着周总理的一片心血。他们妄图给张学思同志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然后再诬陷和攻击周总理。张学思同志看透了他们的险恶用心,不管怎样逼供,他都坚持原则,拒绝回答。

  他们从张学思同志嘴里,得不到任何关于周总理的情况。一九六八年的一天,有几个人突然闯到张学思同志家中,对他的爱人谢雪萍同志说:“我们是上级派来的专案组。你和张学思一九六一年参加‘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是那里通知你们的?什么人主持的会?讲了什么话?有什么活动?”谢雪萍同志一想,“这不是要调查周总理吗?”满腔怒火涌上了她的心头。

  原来,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一伙要调查的,正是周总理主持的那次招待会。张学思夫妇和杨拯民夫妇,应周总理邀请出席。席间,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表达了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领的怀念之情。张学思同志因当时台湾发表了经国民党反动派篡改过的所谓《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感情异常激动,在给总理敬酒时竟泣不成声。总理也难过得流下了热泪,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人,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张学思同志因伤感过度,未能终席。散席时,周总理还专门去看望张学思同志,安慰备至。

  这就是林彪反党集团要张学思同志及其爱人交代的所谓“问题”。谢雪萍同志愤慨地说:“要调查,你们到总理办公室去,那里有记录!”

  张学思同志在被非法隔离期间,虽然人身失去自由,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颗红心丝毫没有动摇。就在他失去自由前不久的一天,在天安门附近,他的汽车正好和周总理的汽车相遇,总理远远地看见了他,叫司机放慢了车速,微笑着向他招手点头。张学思每想起这一情景,就增添了战斗力量。他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在毛泽东时代,我的问题一定能搞清楚,没有罚不当罪,罪不当罚的。”他不屈服于林彪反党集团的逼、供、信。他这样写道:“命反省都成抗拒态度顽固,说真情毫无印象谁来明察,为了案循情编造又与实违,愿身殉共产主义誓死如归!”

  一九七○年二月,张学思同志被折磨得病倒了。周总理得知,立即指示要组织力量抢救。中央把周总理的指示,作为“急件”发了下来。但林彪的死党和亲信公然对抗,不仅不采取任何积极的医治措施,反而加紧迫害。张学思同志在病重期间,想吃点点心,他们不给;想吃点高粱米,也不给;想吃点酸菜,还是不给。张学思含愤地说:“我现在是治病,还是制罪!我也不是要吃什么山珍海味,连吃点普通的东西,你们都说没有。我想吃点土豆,就是马铃薯,这个不会没有吧!我想把土豆剥了皮,用白水煮煮吃就行。”回答还是没有。张学思同志两眼含着悲愤的泪花,指着用铁丝拧着的窗子说:“你们不给我吃,那让我打开窗户呼吸点新鲜空气总该可以吧!两年多来,你们把我关在不透气的房间里,空气是那样混浊,怎叫我不得病呢?外面空气那么新鲜,对我这样得肺结核的病人是多么需要啊!难道吸点新鲜空气都不行吗?”然而,窗子上的铁丝还是拧得死死的。在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一伙惨无人道的迫害下,张学思同志于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含冤而死,年仅五十四岁。

  张学思同志临终前,流着泪对亲属说,他一辈子也忘记不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教育和培养,希望他们永远跟着毛主席,跟着党好好干革命。然后,他吃力地拿起笔,连续两遍写下“恶魔缠身”四个大字,愤怒地控诉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一伙的滔天罪行。

  张学思同志被迫害死后,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对其冤案先后作了多次亲笔批示。海军党委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排除“四人帮”的干扰,为张学思同志彻底平反昭雪。周总理对张学思同志的母亲许澍旸老夫人也十分关怀,亲笔批示要给足生活费。海军还专门请了一位服务人员照料老人的生活,使许老夫人幸福地安度晚年。对张学思同志的家属子女,也作了妥善安置。

  林彪反党集团伙同江青残忍地夺走了张学思同志的生命,这是我们海军建设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今天,我们怀念张学思同志,要努力学习他高贵的革命品质,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抓纲治军,努力把海军的工作做好。(人民日报 1978.12.12第3版)

  
深切怀念张学思同志

  [人民日报 1989.06.29第6版 作者:程子华;高存信]


  学思同志离开我们20个年头了。我们长期与张学思战斗、工作、生活在一起的老战友,怀着深切悼念的心情,回忆和他共同战斗、工作生活的往事,以兹纪念。

  (一)

  学思同志出生在大军阀的家庭,是张作霖之四子。他在少年时期,正逢日寇入侵、军阀混战,内忧外患,国难家仇深重之际,从而激发了他爱国义愤之情,又通过良师益友读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唯物主义》等,逐渐地产生了民主、自由、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九·一八”事变,山河破碎。张学思抱着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走出校园,卷入爱国救亡的激流之中,和同学们一起游行示威、讲演、贴标语,遭到镇压。这个时候,他的同学王岳石同志,向张学思同志介绍了《红旗》、《红军周报》和瞿秋白写的《中国上哪里去?》。由此,学思认识到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1933年3月,经王岳石介绍,张学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他毅然背叛了原来的阶级,站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一边来了,决心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于1933年4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学思同志入党后,一直想利用他的有利条件,为党拉起一支抗日队伍,直接拿起枪杆,抗击日寇。党派他到东北军去工作,当时由于左倾思想的指导,廊坊“兵变”失败。在这一段时间里,使他体会到自己不懂军事,带不好兵。他决定投入黄埔军校第十期学习。“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即被逮捕,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他被释放,他以高材生的优异成绩毕业。张学思千方百计的为营救张学良而奔走,迫不及待地到溪口看他大哥,张学良悄悄地给张学思一个纸条,告诉他“去东北军工作,要抗日只有依靠共产党”。张学思珠泪涟涟,心中暗想:大哥啊!我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此时此刻我却不能告知你!

  张学思回到东北军,在周恩来副主席的指导下,他的工作很顺利,在于学忠51军的驻地河南郾城,成立了“东北抗日先锋队游击训练队”。由于日寇大举进攻,国民党军节节溃败。他和新四军留守处主任彭雪枫联系,把训练队拉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组建新四军张学思支队。局势愈来愈恶化,确山已无法立足。学思和党组织商量决定把训练队的几十名骨干,分批送往延安学习。

  张学思此时也很想去延安学习。周恩来副主席考虑,张学良尚被囚禁,如学思去延安,恐怕对张将军产生不利影响,让他去香港,一则探母,二则待命。在香港这个花花世界里,他却一反常人之所为,抓紧时间闭门读书。同时,他到英商启德机场业余航空学校,学习开飞机、开汽车和驾驶坦克。为使自己能掌握各种军事技术,孜孜不倦地学习。

  (二)

  1938年武汉失守前,学思在香港接到组织上的电报,让他速返武汉。在武汉,学思受到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的亲切接见。并送学思同志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4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以张学思为领导的东北干部队,开始学思一面学习,一面作筹备工作。7月正式开学,张学思学习期间,组织上决定调抗大一大队二队(高级政治队)队长高存信任东干队队长、罗文同志任副队长。东干队编为抗大三分校直属二队。1939年11月,学思从马列学院毕业到东干队任队长,他组织观念很强,重大问题都经支部讨论,他和指导员徐健生同志(中央组织部的科长)密切配合,队里工作大为加强。他对工作抓得很紧,对日常生活要求得比较严,无论工作、生活、学习,他都能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延安生活比较艰苦,成年累月吃小米、土豆、白菜,过去是“锦衣玉食”的大帅府的公子,今天却以苦为荣。生产劳动,背柴背粮,他总是跟大家一起干。作风上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毫无公子哥儿的气息,很多同学异口同声地称赞他:“真不像他那个家庭出身的人,完全变成了一个很有修养的共产党的干部了。”由于学思的带头,学员们也都下决心向队长学习,所以东干队被评为抗大三分校的模范队。

  1940年,东干队学习计划的重点是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军事上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调查研究等工作方法,着重解决到敌后如何参加斗争,如何提高实际工作能力。

  1940年9月14日,东干队在队长张学思、指导员高存信的率领下告别了延安,向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挺进。10月下旬到晋察冀军区阜平县的陈庄,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张学思同志。当时正是敌人开始扫荡晋察冀。东干队归抗大二分校校长孙毅指挥,进行反扫荡。主要是和敌人转圈子,从延安到反扫荡结束近3个月地行军转移,学思同志有马,但他一次未骑过,都让给病号骑。他与同志们同甘共苦。每到宿营地,他都亲自布置警戒,检查督促同学们作好随时转移的准备,夜间还要起来查铺查哨,特别警惕谨慎,对保证我们全队突破正太路封锁线和反扫荡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三)

  11月下旬,东干队通过平汉路封锁线,顺利地到达冀中军区。冀中是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是我军首创的平原抗日根据地。原东北军691团团长吕正操任军区司令员,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当时冀中平原上的县城和交通线上的重镇,都为敌人占领,点碉林立、公路如网。敌人变化很快,敌对我军之奔袭、合击比在山地更为频繁紧张。东干队到达冀中之后,学思同志及时地在全队进行了形势教育,抓紧了对东干队的结束工作,善始善终地作了每个学员的鉴定工作,和发展党员与分配学员的工作。

  张学思所率的东干队共计85名干部,长途跋涉在途中病死一人,到冀中共有84名干部,分别分配到冀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和卫生部。

  学思同志被任命为司令部参谋处长,下属作战、侦察、通信、教育、机要等五个科。他的军政素质都比较好,工作上有魄力,细致认真,善于筹划,勤于督导。他认真了解司令部的工作情况,积极开展工作,参谋处正式成立后,在学思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首先建立学习制度,敌情研究,对参谋业务方面技术性的问题,诸如缮写、绘图、标图、折叠地图、挂图等,都提出具体要求,并作出示范动作。使司令部参谋业务向正规方面迈进了一步。

  学思同志对红军干部和八路军政治委员制度特别尊重。他每作一件事不仅请示司令员、参谋长,同样要向政治委员请示报告,有些军事会议也都请政治委员参加。他非常重视在实践中学习老干部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在工作中,对领导同志提出的问题不盲从,他善于经过思考之后提出问题,以求得把领导的指示都理解透,真正能掌握其精神实质,这些就是他各方面进步快、提高快,敢于大胆负责,工作成效大的根本原因。

  1941年冬季,在张学思同志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冀中军共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冀中军区司令部工作建设与任务”的报告,全面地总结了一年来司令部的工作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司令部建设的方法与任务,对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级司令部的组织制度,如计划总结报告制度、军事学习制度、敌情研究制度、明确职责、强调协作,提高了参谋人员的素质,对推进司令部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又作出了新贡献。确实起到了它应有的参谋助手作用。

  学思在司令部工作,时刻都想到部队去,到战斗中去锻炼自己。1942年3、4月间,他到九分区去,与分区领导同志研究布置了打安国县石佛镇战斗之后,学思亲自带工作组直接去参与指挥战斗,他在作战中机智勇敢,情况分析准确无误,眼睛熬红了,嗓子沙哑了,打了一个漂亮的点(据点)战,一举攻占石佛镇,俘敌副团长以下40余人。九分区的参谋们都称赞他:少年英俊,有勇有谋,前途不可限量?

  1942年“五一反扫荡”中,冀中军区与区党委机关在敌人多次的“铜墙铁壁”合击下,在准确掌握敌情的基础上,大胆地利用敌人空隙,多次巧妙的跳出敌人合击圈,安全转移。学思起了很好的参谋作用。特别是6月11日,军区机关连续行军在冀南军区威县的游击区掌史村,被三倍于我之敌人包围,打了一天,敌人未发现是军区首脑机关。傍晚,学思和沙克参谋长各带一路,胜利突围。在突围中,学思沉着勇敢,决策英明,指挥得当,打了一个很漂亮的由防御转为突围的战斗。此次战役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通报表扬。

  (四)

  学思同志参加共产党以后,在37年的漫长岁月中,经过了残酷的战争洗礼,又经过了严峻的和平时期的考验,证明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学思为人正派,办事认真,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具有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指派他的亲信李作鹏、张秀川夺取海军的大权,张学思无私无畏起而与之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因而遭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必置学思于死地而后快,以莫须有的罪名,秘密地把学思骗到海军予以关押,诬陷他为“特务”,给他罗织罪名,定为“东北叛党集团”的成员。学思受到了百般虐待,但顽强不屈,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逼、供、信的残酷迫害下,他写到:“命反省都成抗拒,态度顽固,说真情毫无印象,谁来明察,为了案循情编造又与实违,愿身殉共产主义誓死如归。”这是学思血泪斑斑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控诉,最终实现了他入党时的誓言:“愿身殉共产主义誓死如归”,也决不向林彪反党集团低头,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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