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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院、署、行的负责人,同时通过任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等机构的负责人。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组织机构至此全部建立起来。

  • 开国大典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主力已基本被歼灭,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到长江北岸。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已陷入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绝境。新中国诞生的条件已经成熟。

  • 开国阅兵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随后,阅兵总指挥、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乘先导车,率领受阅部队,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 人民大会堂建成
        1959年9月24日,人民大会堂建成。在天安门,十年前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一座雄伟壮丽的大厦建设起来了。这是人民大会堂。全国六亿人民的代表将在这里共商国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在这里谋划国家大计。天安门成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更加向往的地方。

  • 十大元帅授勋
        军衔制作为一项国际性的军事制度,为世界各国军队所广泛采用,我国正式实行军衔制是在1955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军衔设4等14级,即元帅2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将官4级: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4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4级: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范忠祥
  北京军区原炮兵政治委员。

  范忠祥同志是湖北省天门市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排长、宣传队长、独立营政委、团政委、团长、军团政治部部长,参加了洪湖苏区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支队政委、团政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参加了“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旅长、师长,率部参加了晋中、太原、平津、兰州等战役和战斗,为解放华北和西北立下了功劳。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炮兵基地司令员等职,为炮兵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年动乱时期,他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公道正派,顾全大局;联系群众,团结同志,爱护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范忠祥同志,因病于1993年3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铮铮铁骨 百折不挠 深切怀念范忠祥将军

  作者:廖汉生;杨秀山

  范忠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光阴易逝,三年多的光阴洗刷了许多记忆,但忠祥同志那种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历尽艰险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和革命精神,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一)

  范忠祥同志1911年7月出生在湖北省天门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目睹着旧中国的黑暗,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欺凌与压迫,他从小便立志改革。受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1927年,他刚刚16岁时就参加了当地的农民协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2年5月,已担任洪湖苏区乡赤卫队队长的范忠祥同志带领六十多名赤卫队员参加了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伍后,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多次负伤,三次重伤,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33年初,在湖南省龙山县茨岩塘一次战斗中,范忠祥同志负了重伤,左肩及背上神经被子弹打穿。当时,红军缺医少药,每天还要行军打仗,重伤员一般都是给两块银元,寄养在老百姓家中。由于部队流动性大,谁都知道离开了红军,就有可能找不到队伍而离开革命。当组织上要安置他时,范忠祥同志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不要银元,我要革命!就是爬,也要跟着队伍。”一连三个多月,部队每天行军几十里甚至上百里,他拄着棍子,硬是咬着牙跟着部队行动。他的伤口化脓生了蛆,路过有水的地方,他就把蛆洗掉继续走。因伤重走得慢,每天行军都要掉队,等他赶到宿营地时,其他同志早就休息了,而他还要挤掉伤口上的脓血水,找人帮助换药,往往休息不了多久部队就又要出发了。他的左肩上的残疾,就是这次战斗落下来的。建国后被评为二级甲等残废。范忠祥同志的这种顽强的毅力和精神,在红军部队中传为佳话。杨秀山同志和熟悉他的战友每提起他这段经历时,都佩服地说:“忠祥同志忠于党的事业,是个硬骨头。”

  长征前夕,已担任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政委的范忠祥同志,在招头寨战斗中被敌人弹片击中肺部,生命垂危。为了抢救他,军团卫生部的同志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差,有三四块小弹片无法从肺中取出。这些弹片伴随着他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乃至60年的戎马生涯,直到他逝世火化后才留给了后人。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没有给子女们留下什么遗产,然而生前却多次向家人交代:“我走后要取出肺中的弹片,让孩子们永远不忘过去的艰苦岁月。”这些弹片,不仅是对子女们的教育,而且也是对后代进行老红军艰苦奋斗传统教育的最生动的教材。

  (二)

  范忠祥同志出身贫寒,参加革命前只上过两年私塾。但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却非常重视学习,并逐步养成了勤奋求知、持之以恒的良好习惯,从而很快从一名基层干部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将领。

  1934年6月,红三军到达贵州之前,针对急需培养大批干部的情况,贺龙、关向应同志决定举办干部大队,先后挑选数十名骨干进行训练。当时,他被选调到了干部大队。在一面学习、一面行军作战、做群众工作的紧张日子里,他努力克服文化低的困难,虚心向教员和周围的同志请教,因而进步特别快,学习还未毕业就被提升为红九师宣传队队长。在担任宣传队长期间,他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带领大家以口头宣传、出布告、写标语等方式,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帮助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为创建黔东苏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多次受到师和军团领导的表扬。

  抗日战争时期,范忠祥同志先后担任一二○师特务团政委、晋绥一分区政治部主任、八分区副司令员。在部队深入敌后,战斗十分频繁,方方面面的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他也从未放松过自己的学习。那时,部队的学习材料很少,但凡是能找到的对部队建设有参考作用的书或材料,他都如获至宝,反复阅读。他随身携带的一本《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不知看了多少遍,书上画满了道道杠杠。他当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每逢战斗间隙,都把团、营干部集中起来讲政治课,讲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部队建设之中。

  全国解放后,范忠祥同志于1950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四基地司令员,1955年4月调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以后被授予少将军衔。为了尽快熟悉和掌握炮兵技术,凭着不到初小毕业的文化基础,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居然学完了小学、初中和部分高中的数学课程,很快变成内行。在一次炮兵群射击演习中,他的指挥受到了在场的领导和专家的高度好评。

  范忠祥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他襟怀坦白,坚持原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时时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是贺龙同志的老部下而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迫害,被诬陷为“二月兵变分子”,遭非法关押达五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逆境中,他始终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决抵制林彪一伙的倒行逆施。当审查人员实行“车轮战”,软硬兼施地逼他揭发所谓贺龙、许光达同志的问题时,他大义凛然的表示,我是跟着贺龙出来闹革命的,你们说他有什么问题我不清楚,所以也不能随便讲。为此,他被扣上“贺龙死党”等莫须有的罪名,备受摧残。

  1975年恢复工作后,由军队炮兵司令员改任政治委员。有的同志担心他担任正军职已二十多年,“文革”中受到影响,对工作安排可能不满意,提出向军委反映一下。他听后坦然地表示,共产党员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革命,战争年代与我一起出来的战友已经剩下不多了,想想他们,我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他不顾年迈体弱和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又全身心地投入到部队建设中去了。

  范忠祥同志建国后一直担任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但他从不搞特殊化,一直保持着普通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生活简朴,粗茶淡饭,下部队检查工作时经常同连队战士一道就餐,到机关吃饭也都是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凡超标准招待的不仅不吃,而且还会批评人家。他身上的毛衣和内衣一穿就是十多年,补了又补。他用的家具大多还是公家50年代配发的,几十年一贯制,以至于沙发的弹簧都坏了,坐下去硌人。机关管理部门的同志几次想给他换一下,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范忠祥同志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他们的要求一向很严。他经常教育孩子们遇事要依靠组织,不要依赖父母,要向工农子弟看齐,多为党和人民作贡献。他教育子女的做法和经验,早在60年代就被北京军区《战友报》向全军区推广过。他从不为自己的子女和家属拉关系,走后门,搞特殊。1975年他重新恢复工作时,几个孩子都在外地当兵或工作,当组织上主动出面要帮他调回一个子女照顾他时,竟多次被他堵了回去。在他的六个子女中,没有一个是靠忠祥同志的“关照”成长的。对待家人是这样,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这样。他要求工作人员不准以他的名义谋私,也不准搞任何形式的特殊照顾。

  范忠祥同志离我们而去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他的崇高品质和道德风范将给人留下永久的思念。

  人民日报 1996.11.25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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