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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奇
  教马列主义的将军——怀念郭奇同志

  作者:肖克;段君毅;孙耕夫;梁唐

  一

  长期在我军从事马列主义教学的教育家郭奇同志,离开我们已有19个年头了。

  郭奇逝世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的徐向前元帅,得知郭奇病重,特地到医院看望他。徐帅握着郭奇的手说:像你这样的人,不是多而是太少了。郭奇去世了,徐帅又来向遗体告别。在灵前负责接待的梁唐,扶着徐帅说:你这样大年纪啦,还来呀?徐帅说:我能不来嘛,郭奇同志可是我军教授马列主义的代表啊!

  郭奇离开人世这么长时间了,和他在一块学习、教书的老同志、老将军,都怀念他。

  在北京的中国军事革命博物馆里,有一张很大的照片,是1956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南京军事学院建院五周年前夕视察该院时,和一个很有神采的军人热情握手。当时,在旁边的刘伯承元帅向毛泽东介绍说:他是郭奇,是教哲学的。毛泽东笑说:教哲学的厉害呀!谁也不如你厉害!其实,毛泽东早就认识郭奇。1937年7月,毛泽东得知从北平来到延安的郭奇是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是中共北平地下党员,又是研究哲学的,特到延安城里的西北旅社找郭奇谈话,了解北平的学生运动和在北平的几位理论家。毛泽东特别问到当时有争议的哲学家李达。郭奇如实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李达教授是忠于马列主义的哲学家,积极地支持学生的革命活动。他俩谈话至深夜。

  郭奇河南范县人。17岁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读书。第二年参加了马列主义学习团,研究有关中国经济和革命的性质、中国红军和苏维埃以及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之后,又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班。

  长期在军事院校任职的郭奇,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人们称他为教马列主义的将军。他一生62岁,就有45个年头学习马列主义,讲授马列主义,忠实地捍卫马列主义。

  郭奇在学习、讲授马列主义时,有两个特点:一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二是在实践的活动中不盲目,就像民谚中说的那样,要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民谚,郭奇在讲课时说了几十年,他认为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二

  1937年底,抗大的领导找郭奇谈话,说抗大要扩大,缺乏教员,决定他留校从事教育工作。

  郭奇被留在抗大四期任教育干事、教员。但他思想深处却想到前方扛枪杆子打日本。和郭奇有同样想法的人也还不少。他们一起找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要求到前线打日本。毛泽东对他们说,在抗大教学是很重要的,你们教好一个班,就有几十个连长,几十个连长到前线去能起多大作用?要是教好几十个营长,几十个团长,到前线能起多大作用?大家要痛下决心,活着在抗大教书,死了埋在清凉山。之后,郭奇和大家都写了在抗大教书的决心书。

  当确定郭奇在抗大教书后,他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在抗大二期讲授的《辩证唯物论》。毛泽东的这个长篇讲话武装了郭奇,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树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统一战线的扩大,各界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真是抗大越抗越大,大有人满之患。为了解决校舍问题,抗大教育长(后为副校长)罗瑞卿,动员学员学习陕北农民,随纵横沟梁,因地就势挖窑洞,造价低廉,建设又快。领导上一声号令,教员带领学员,扛起镢头,开往凤凰山。郭奇第一次尝到挖窑洞的艰辛与快乐,他高兴地吹着口哨,有时唱唱苏联歌曲。任务是5人挖一个窑洞,时间半个月,结果大家都提前完成了。郭奇深切感到参加劳动正是磨练意志的好办法。难怪毛泽东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的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学员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创造新社会。

  抗大四期时,正值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重要著作。这两篇文章,被抗大作为军事、政治教育的依据,列入必修课程。郭奇作辅导教学时,一遍又一遍地准备讲稿,有时试讲多次征求意见。他清楚地认识到,学好毛泽东的这两篇著作,会给学员奠定抗日战争理论基础,不仅自己要学懂,而且要每个学员都学懂。

  郭奇担任教育工作不久,就表现出卓越的才能。他讲课时,说理明白,语言生动,学员都愿听他讲课。抗大学员、将军许世友就喜欢听郭奇讲课。他说,有些深奥的理论,他一讲就能明白,就活了。大队长苏振华将军赞扬郭胡子(全国解放前,郭奇脸上一直蓄有密密匝匝的大胡子)哲学讲得好。叶剑英校长说,在教学上,都像郭奇那样细致认真就好啦!

  抗大总校的五期到八期,是挺进到敌后办学的。

  郭奇和大家一样经历了艰难的岁月。郭奇是主任教员,有一匹马,行军时,他不骑马,却背着背包、干粮步行。有时一天行军好几十公里。从延安经陕西、山西、河北,渡黄河天险,翻越吕梁、太行的崇山峻岭,历时两个半月,经晋察冀根据地到达太行山根据地的邢台。人们称这次行军是“小长征”。

  1942年抗大总校在太行区的浆水镇办学,这时的学员,多是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干部,他们在工作岗位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引起日军头子冈村宁次的注意,企图消灭抗大,扬言,宁肯牺牲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都值得。这年5月间,日军出动5万人,进犯太行根据地,分兵四路围攻抗大。在校首长的领导下,郭奇参与指挥教员、学员西上太行山。尽管多次遭日军包围和飞机的轰炸,却安全地转移到敌人后方。日军围剿抗大的阴谋被粉碎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特来电祝贺。

  为了保存干部,准备反攻,1944年1月,中央决定抗大总校返回延安。郭奇随学校翻山涉水,又走了1000多公里的“小长征”。这次抗大长征,历时40天,冲破7道封锁线,回到陕北绥德县。

  绥德县群众十分贫困,粮食少、房子少。抗大的师生们又要挖窑洞,建新校舍。作为高级科马列主义主任教员的郭奇,带领学员一面挖窑洞,一面开荒生产。郭奇有时上完课后,还要纺线、编草鞋。郭奇手巧,他曾一天纺纱7两半。

  在那样紧张的日子里,郭奇参加了抗大的整风运动。在整风中,他认真学习22种文件。郭奇感到整风学习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课程。由于郭奇教学上成绩突出,抗大十周年纪念时,被选为模范教育工作者。

  三

  1945年8月,郭奇奉命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筹备建立军政大学,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1948年由于解放区的迅速扩大,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联成一片,晋冀鲁豫军政大学与晋察冀军政干校合并组成华北军政大学,叶剑英任校长,郭奇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兼政治教育部部长。解放战争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后方根据地在进行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这时,军政大学的教育工作中心是政策教育,主要又是土地政策、城市政策和新区政策的教育。这对郭奇来说是全新的。要教育学员跟上胜利形势的发展,只有边学、边做、边教,重要的是领会党的政策精神。党的政策,是活的马克思主义。要使每个学员懂得千百万农民获得土地的重大意义,是农村经济的大变革。这种变革,也是农民翻身解放的充分表现。这样,教员、学员都要在土地改革中站稳立场。郭奇常在课堂上解剖自己,怎样对待地主家庭。他说,应当为贫下中农获得土地、翻身解放而高兴,应当教育自己的家庭成员,认识到剥削农民是有罪的,要向群众低头认罪。郭奇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敢于自己解剖自己,敢于让群众解剖自己。他对自己家庭的解剖,使学员感到郭奇讲课实在、亲切。

  朱德总司令到华北军大视察时说,胜利后要办个高级军政学校,从起义和解放过来的军官中选择有文化和军事知识的人,加以教育改造,以便使用。叶剑英在会议上讲到这个问题时,郭奇不仅同意,会后还引证列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说明这个方针的正确。认为城市的解放,应和繁荣联系在一起。萧条显然和执行经济政策有关。他和学员们的意见被领导人接受了。洛阳解放后,城市的工商政策,就执行得好。郭奇在讲授这些问题时,学员觉得郭奇把马列主义讲活了,讲到了实处。

  四

  郭奇从1950年到1972年去世,在南京军事学院担任政治经济教授会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在北京高等军事学院担任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政治部副主任。

  这段时间,郭奇教学的担子特别重。南京军事学院建院时,全国刚解放不久,军队中的高中级干部急需正规化教育。全院11个系,每个系又分几个班。学员急需学习的是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在校的苏联专家提出,高级干部应当开设《联共党史》课。郭奇说,中共党史还闹不清,怎么学《联共党史》呢?况且军事学院中,没有专讲《联共党史》的教员。苏联专家的意见,多次反映到院长刘伯承那里,也反映到党中央。刘伯承经过慎重的考虑,给郭奇、孙耕夫(教授会副主任)写信说:

  我们学院的政治课程,一般来说是中国革命问题和社会发展史两门。只有政治文化甲级者,才把社会发展史改为《联共党史》。高级科政治文化甲级者,在讲社会发展史时,则着重在哲学上阐明,使之认识提高一步。你们对此理解略有差异。

  郭奇和孙耕夫认真地执行刘伯承的意见,但在讲授《联共党史》时,重点放在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上。

  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是郭奇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就重视的道理。1930年郭奇刚刚进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就学习马列主义。不久,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并成为这个组织的委员。郭奇在大学放假回家时,宣传马列主义,发动群众。教授马列主义联系实际,成了郭奇的习惯。在高等军事学院任职时,北京海淀区的六郎庄,就是郭奇的联系点。他常到农民中了解情况,在农家吃派饭。郭奇知道,不少高深的哲学道理,群众能讲得很好。比如我们反对盲目蛮干,民谚中就说要摸着石头过河。郭奇善于把群众中蕴藏的智慧拿到课堂上来。

  郭奇讲授马列主义,认真细致,自己不懂的东西,决不乱讲,也不东抄西抄。讲课总是自己写讲稿,不知改多少遍。他说教马列主义的人不认真,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刘伯承元帅对哲学的理解,对郭奇有深刻的影响。刘伯承说,经验主义好比一个人有很多铜钱,可是没有钱串子串起来,因而没有条理化;而教条主义者,也好比一个人只拿钱串子,而没有铜钱去串。刘伯承讲得多好啊!连杨献珍都很称赞。郭奇请杨献珍到高等军事学院讲了几次课。康生在高级党校批判杨献珍的同时,还在高等军事学院批判该院副政委林浩和郭奇等同志,说郭奇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戴上反党分子的帽子。郭奇说他没有反过党,也没反过毛泽东思想,不能作违心的检查。

  林彪当国防部长后,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郭奇说,毛主席还在世,毛泽东思想还在发展,怎么能说是顶峰呢?为此,郭奇被关押、批斗,吃尽了苦头。

  郭奇被整得很苦,曾任过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的叶剑英元帅知道了,打电话给郭奇,叫他到外地做些调查,改变一下环境。1971年1月郭奇被分配到石家庄印染厂劳动。印染厂的领导知道郭奇是个有贡献的老同志,只叫他做些轻微的劳动,贴商标。郭奇劳动得很认真,经常上夜班。谁知,郭奇的肌体早已侵入了癌细胞,他病倒了,被送回北京,住进了医院。

  当郭奇知道死神向他接近的时候,十分坦然。他对家属说,人死是平常的事情,他不在了,大家都不要在意。郭奇病重时,仍然渴望多读点书,他开列书单,叫夫人买书。他夫人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到书店买回100多元的书。郭奇却说买得少,太抠;学不好马列主义,怎么见马克思啊?肖克到军政大学工作,得知郭奇这位老同事病重,不久便根据军大党委的决定,亲自去医院为他平了反。郭奇平静地表示,对待多年受迫害一事,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他反而作自我批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高尚的革命情操。

  人民日报 1991.12.08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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