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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院、署、行的负责人,同时通过任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等机构的负责人。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组织机构至此全部建立起来。

  • 开国大典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主力已基本被歼灭,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到长江北岸。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已陷入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绝境。新中国诞生的条件已经成熟。

  • 开国阅兵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随后,阅兵总指挥、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乘先导车,率领受阅部队,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 人民大会堂建成
        1959年9月24日,人民大会堂建成。在天安门,十年前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一座雄伟壮丽的大厦建设起来了。这是人民大会堂。全国六亿人民的代表将在这里共商国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在这里谋划国家大计。天安门成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更加向往的地方。

  • 十大元帅授勋
        军衔制作为一项国际性的军事制度,为世界各国军队所广泛采用,我国正式实行军衔制是在1955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军衔设4等14级,即元帅2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将官4级: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4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4级: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12-20日)
  为了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已经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紧迫的课题。1922年8月,中共中央杭州西湖特别会议后,党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等同孙中山、张继等国民党领导人多次商洽国共合作事宜。1923年1月,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为执行这一决议,2月初马林第三次来华。此时,中国北方发生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二七”惨案,给中共自身带来诸多困难,形势十分不利。同年5月,共产国际虽然又作出了《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强调党对工人运动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7月18日中共中央才收到这个指示。因此这个指示要点,未能在中共三大得到贯彻。

  为了在全党确定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加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陈潭秋、谭平山、向警予、邓中夏、王荷波、何孟雄、邓培、徐梅坤、罗章龙、项英、孙云鹏、林育南、王仲一、于树德、金佛庄、刘仁静、阮啸仙、刘尔崧、陈为人、李汉俊、王用章、王俊、冯菊坡、张连光、朱少连等30多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有发言权的10余人。这些代表分别来自上海、北京、湖北、湖南、广州、山东、浙江、满洲(即东三省)和莫斯科(旅莫学生支部)的代表;还有安源、长辛店、唐山、浦口等地工会组织的代表。代表全国党员420名,其中工人160名。这些代表有的是经过推举,有的是由中央和各区委指派的,大都是各地区区委书记和工会运动的负责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

  在大会正式开幕以前,举行了两天预备会议。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向警予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预备会议。预备会议为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了党纲、党章和各项决议的草案,并对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进行了讨论。

  大会开幕后,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情况和经验教训,着重说明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他说:“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远东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他在谈到西湖会议时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报告最后检讨了中央和各地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指出:“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许多知识分子怀着革命精神加入了我们党,但是对我们的原则没有认识。工人表现出有脱离知识分子的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愿望”。“宣传工作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要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女党员的人数也还太少。”“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报告在谈到中央委员会的缺点和错误时指出:“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经常不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报告还指出张国焘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报告在谈到地方上的工作时,表扬了湖南的同志,指出他们、“工作得很好。”

  陈独秀报告后,各地区委员会的代表报告了本地区的工作。陈独秀作了《中国时局和国际政治形势》的报告。马林作了关于国际形势与国际工人运动的报告。瞿秋白作了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报告。

  大会总结了“二七”惨案的经验教训。陈潭秋作了京汉铁路“二七”惨案的报告。孙云鹏作了“二七”惨案被捕工人救济工作的报告。张国焘作了关于铁路工会情况的报告。会上还散发了刚出版的《京汉工人流血记》小册子。大会在讨论“二七”罢工问题时,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二七”罢工损失太大,是打了败仗,得不偿失。但多数人认为,“二七”罢工虽然遭受了一些损失,可是意义重大,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赞扬。

  大会在讨论到农民问题时,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意见。他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联系到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说:“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大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代表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是以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等代表的,赞成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认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做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了。”毛泽东也认为:“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另一种意见是以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为代表的,强调党的组织独立和政治批评自由,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官僚的党,加入去只有使党腐化。”全体加入国民党,都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就会丧失共产党的独立性。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关于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张国焘主张产业工人不加入国民党,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担心加入国民党会削弱自已的势力,等于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蔡和森甚至设想建立一个“独立工人党”马林认为,保留产业工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削弱国民革命势力,主张“职工运动都应到国民党工人部去做”。陈独秀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非常幼稚,党又不能公开,所以“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大会经过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有了明确的统一的认识: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

  大会根据共产国际一月决议的指示精神,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和8个决议案:《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劳动运动议决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青年运动决议案》。

  大会通过的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勿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

  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分析了国民革命的重要性,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议决案还分析了国共两党的社会地位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议决案还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为此,中国共产党“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

  大会通过的其他决议,也体现了国民革命的这一精神。

  大会最后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中夏、徐梅坤、邓培、李汉俊、张连光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务机构是中央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1923年9月以后王荷波接替谭平山入中央局)5人组成。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1923年9月以后兼任秘书)。其余4名中执委分派驻京、粤、鄂、湘4个地区: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湖北、朱少连驻湖南。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各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

  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1)发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2)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联名致函孙中山,要求他在华南停止军事行动,到上海组织国民会议和组织农村自治政府;(3)尽快在上海召集一次劳动大会;(4)指示地方支部组织工商学参加的游行以支持国民会议的要求。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理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正确地决定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这一策略方针的确立,使党能够团结各民主阶级的力量,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作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次大会,在批判党内“左”倾错误的同时,对国民党估计过高,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低,对革命领导权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对农民问题和革命军队问题也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右倾错误已见端倪。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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