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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院、署、行的负责人,同时通过任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等机构的负责人。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组织机构至此全部建立起来。

  • 开国大典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主力已基本被歼灭,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到长江北岸。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已陷入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绝境。新中国诞生的条件已经成熟。

  • 开国阅兵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随后,阅兵总指挥、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乘先导车,率领受阅部队,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 人民大会堂建成
        1959年9月24日,人民大会堂建成。在天安门,十年前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一座雄伟壮丽的大厦建设起来了。这是人民大会堂。全国六亿人民的代表将在这里共商国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在这里谋划国家大计。天安门成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更加向往的地方。

  • 十大元帅授勋
        军衔制作为一项国际性的军事制度,为世界各国军队所广泛采用,我国正式实行军衔制是在1955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军衔设4等14级,即元帅2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将官4级: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4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4级: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宁都会议(1932年10月3—8日)
  1932年7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中央红军奉命从漳州千里回师北上。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开会,讨论红军行动计划。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意见,决定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会议还决定,前方组成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任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与作战总计划;后方则分工做地方群众工作,以积极配合前方军事行动。但是,后方中央局与前方领导人对打不打南城问题发生分歧。中央局不满意前方领导人决定不攻南城,而改在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分兵筹款的主张,要求按临时中央给予指示,将红军主力绕到乐安、宜黄等地迎敌,并进而威胁和夺取吉安、抚州等中心城市。9月23日和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两次联名致电中央局,一再说明:在现有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主张“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25日,中央局复电不同意,要求红军主力“积极的出击敌军”。26日,周、毛、朱、王再电中央局,说明中央局的计划不能执行。同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发出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对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策略,红军的战略任务以及未来决战战场的预定和战备工作做了部署。但是,中央局认为训令违背临时中央的进攻中心城市与敌主力决战的“积极进攻路线”,是“离开了原则”的“极危险的布置。”并“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前方的周、毛、朱、王从实际出发,于25日、26日和30日,3次致电后方中央局,提议在宁都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当前重大问题与对作战行动的意见。30日的报告明确提出: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4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

  为了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解决上述日益激化的分歧,讨论和确定第四次反“围剿”的应敌方针,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朱德、王稼样、顾作霖、邓发、任弼时、项英等出席了会议。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因在前线部署军事,未能赴会。

  会上,“左”倾领导人批评了毛泽东“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以及“乐(安)宜(黄)战役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等,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也指责为“以准备为中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同时,把毛泽东抵制“左”倾错误的正确意见,斥责为“不尊重党的领导”,组织观念不强等。

  会议在“左”倾思想占上风的情况下,通过了“左”的军事行动方针,要求红军在敌军合围未成之前,主动出击,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议还错误地决定取消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制度,并无视周恩来提议,“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的意见,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最后以所谓“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为由,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者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于10月26日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由周恩来兼任。

  临时中央11月发出《关于军事路线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把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形成的积极防御战略,歪曲为“纯粹防御路线”,并加以批判;对执行这一路线的干部加以打击和排挤;而且又否定中革军委通令中调毛泽东回后方“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的决定,剥夺了他的工作权利。

  宁都会议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积极进攻战略”同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即将到来的紧迫情况下,排挤和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不仅给当时红军的前线指挥机关造成了困难和不利局面,而且成为后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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