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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衔制作为一项国际性的军事制度,为世界各国军队所广泛采用,我国正式实行军衔制是在1955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军衔设4等14级,即元帅2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将官4级: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4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4级: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1958年5月5-23日)
  自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后,在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指引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1957年,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顺利发展,取得了建国以来少有的显著成效,并且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我国全面地、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准备了比较强大的物质条件。

  1957年5月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和1957年6月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又开展了对地方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的批判,一些地区和部门,给一批党内外干部戴上地方主义分子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帽子。同时在广大工农群众中,也通过所谓的“四大”,开展了群众性的大辩论,错误地给不少人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破坏分子的帽子。由于对国内的敌情估计日益严重,以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日益严重。

  自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批判1956年“反冒进”以后,1958年1月至4月在杭州、南宁、北京、成都和汉口连续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工作会议上,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了愈来愈激烈的批评。党在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也随之滋长起来。“大跃进”运动开始出现。

  在上述形势下,党中央在1958年3月决定召开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以针对当时的形势作出相应的决议。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977人,列席代表389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区选派的部分县委书记、大城市区委书记、省辖市委书记、企业党委或基层党委书记、军队负责干部)。

  会议的议程是:1.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2.邓小平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3.谭震林作《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说明》;4.增选候补中央委员。

  代表们对上述3个报告进行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在大会上发言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李雪峰等,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门负责人、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和全国妇联等群众团体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省(市、自治区)、地(市)、县等各级党委机关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工矿企业的党委书记、工厂厂长和技师,乡、镇、合作社的支部书记,农业合作社主任和供销合作社主任,学校校长和党委书记等共计117人。另外还有145人作了书面发言。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先后作了5次讲话。

  在23日的全体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和《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决议》。大会增选了25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们是:王任重、张仲良、陶鲁笳、彭涛、刘建勋、赵毅敏、孔原、唐亮、刘子厚、张苏、杨易辰、汪锋、周小舟、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平化、张劲夫、韩先楚、李颉伯、廖志高、赵伯平、孙志远、张爱萍、姚依林。

  大会决议的主要内容:

  一、对我国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分析,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正确提法。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肯定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并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是“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报告在对国内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正确分析的基础上,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提出了与“八大”一次会议的正确结论相反的论断。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就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报告正式采用了毛泽东关于国内阶级状况的新论点。会议宣告: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一个是工人阶级。

  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党内的突出表现。

  二、大会正式制定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规定了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论述了毛泽东倡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的目的是要求“全党同志同心同德,团结全国人民……为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还阐述了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符合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向建设的客观历史要求的,也是八大一次会议正确路线的继续。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使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普遍愿望。因此,这条总路线提出后,对于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生产建设和其他社会主义事业方面发挥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加上毛泽东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忽视必要的调查研究和试点,所以这条总路线有很大的片面性,它过于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规律的作用。

  会议在“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影响下,片面地强调高指标、高速度,对于“大跃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把那些正确意见归结为“慢些、差些”。会议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所谓的右倾和1956年的“反冒进”,再一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同时,还批判了所谓1956年至1958年生产战线上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形”。毛泽东还在会上的讲话中,号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提出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要扫掉官气,反对靠老资格吃饭,靠做大官吃饭。关于经济发展,他说如果5年达到4000万吨钢,可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就能赶上美国。在谈到“大跃进”时,批判了一些不同意指标过高的意见。他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插红旗,辨风向,把白旗拔掉。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既压制了党内正确意见,又助长了“左”倾思想的滋长。所以在总路线提出后,又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并把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大跃进”运动,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将使我们进入“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的预言相提并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正式提出,“我国工业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会上还提出了争取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要求。

  三、“八大”二次会议还提出了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建设,以及改进管理体制和改进国家工作的任务。

  “八大”二次会议,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一些相应的正确的决定。但会议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作了错误的分析,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给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样既干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又使党在阶级斗争方面“左”的错误愈来愈严重起来。这次会后,全国各条战线就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这次大会前和会议期间,连续不断地批评和指责了1956年“反冒进”的正确主张,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中央集体领导遭到损害,党内“左”倾急躁思想随之滋长起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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