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开拓 善于创造 ———纪念陈伟达同志

叶飞


  陈伟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与伟达同志相识多年。在我的印象中,他既有丰富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又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多方面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勇于在困境中开拓,善于在废墟上创造。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是如此。

  伟达同志原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学生。30年代初,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成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上海领导人之一,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党团委员、上海“学委”领导人。1938年8月,受中共江苏省委委派,他与唐守愚等同志一起,到苏北开辟工作,成立了中共江北特委,伟达同志分工负责抓抗日武装。这对于书生出身的伟达同志来说,无疑是个新课题,也是个难题。但他知难而进,搞得有声有色,显现出了开拓的勇气和创造的智慧。为了团结和争取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上的抗日力量,将一部分武装掌握在党手里,他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对已有的国民党地方部队,通过各种关系打进去,相机取得对部队的控制权,使之在名义上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在实质上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部队。他除了亲自在地方抗日武装担任大队长外,还派了一些政工干部打入了保安一旅、四旅和颜秀五的部队。对于尚无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地方,则利用国民党区政府和部队的番号,组织独立的自卫队和游击组织,如金沙区自卫队、盐民自卫队等。从而使这一地区有了党所掌握的部分武装,并建立一些党的基层组织,为黄桥决战胜利后新四军东进开辟苏中南通地区即四分区抗日根据地,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新四军东进以后,伟达同志在苏中四分区先后担任了第四地委委员、专署公安局长、地委敌工委书记、地委副书记等职。这期间,正值日伪汪对第四分区进行残酷的“清乡”。反“清乡”斗争,成为四分区的主要任务。为了粉碎敌人的“清乡”,1943年8月17日,由我领衔给四地委书记吉洛、副书记钟民和伟达同志发了一份“苏中区党委指示电”指出:敌伪“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破产后,必然发展到九分高压群众阶段”,“对付敌人高压斗争,仍应以高度斗争为主,此为四分区反‘清乡’最高阶段斗争,全党全民能熬得过关,就是反‘清乡’最后胜利”。与此同时,我们还从苏中另外三个分区抽调了大批短枪队员到四分区,归伟达同志指挥,加强反“清乡”斗争的力量。伟达同志作为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直接领导者和指挥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区党委的这一指示,摸索出一套高超巧妙的反“清乡”斗争的策略和战术,出色地组织和指挥了反“清乡”斗争。他将兄弟分区支援的短枪队和四分区本身的短枪队集中起来,组成一个短枪大队,下设四个分队,伟达同志亲率这支精悍的队伍,深入敌后,配合主力部队,灵活机动,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惩办汉奸,捣毁“清乡”机构,扰乱“清乡”部署,在反“清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从而带动全区军民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艰苦斗争,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清乡”计划,而且发展和壮大了原有的根据地,发展壮大了抗日武装,开辟了新的抗日民主区域。由于伟达同志在反“清乡”斗争中的出色表现,1945年初日伪在上海浦东地区“清乡”时,他被调任淞沪地委书记兼淞沪支队政委,去领导与组织浦东地区的反“清乡”斗争。

  1945年10月,我担任华东野战军一纵司令,伟达同志任一纵一师政治部主任。进入解放战争后,部队战斗频繁,伤亡大,需要在极短时间内把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吸收到我军中,转化为人民战士,调转枪口,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俘虏来的国民党军士兵进行教育,加快他们立场和思想的转变过程。伟达同志在一师领导此项工作时,充分发挥了他的开拓与创造才能。他亲自到一团蹲点,取得实践经验后,以点带面,在全师逐步推广,从而总结出了一套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对解放战士进行教育的成功经验。这套诉苦教育的大致内容是:引苦(形象地引导阶级觉悟);诉苦(列举切身所受阶级压迫之苦,启发阶级觉悟);追根(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了解阶级、阶级形成和阶级压迫的根源);诉蒋(弄清什么是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形式);讨蒋(弄清蒋介石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必须以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翻身(弄清推翻反革命政权才能获得民主)。这种现实的生动的激发阶级觉悟的直感教育,曾武装了战场上解放来的无数工农子弟,激发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热情以及革命的自觉性,促使他们迅速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战斗行列。因而受到广大官兵的欢迎和部队领导的重视。在一师推广后,又在一纵推广,并很快由一纵而推广到华东野战军各个部队,成为华东野战军政治工作的法宝之一,从而为华东野战军迅速补充兵员,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作出了直接的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伟达同志先后担任过浙江省地委和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和书记等职。他在浙江工作了30年,为开拓浙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发展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每在一个岗位,他都有所开拓,有所建树。建国初期,他任宁波地委书记,深入基层,依靠群众,出色地领导了宁波地区的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迅速确立了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在省委组织部长任上,他大胆选拔年青干部,为经济建设和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年青领导干部。这在干部队伍尚未明显老化的当时,是很有远见,也很有魄力的。主持全省工业交通等经济工作时,他亲自筹划、组织和指挥了一大批重点工程建设,并努力创建和发展冶金、电力、化工、机械、电子、轻纺工业和交通业,逐步奠定了浙江较为坚实的工业基础。同时他以极大的热情,组织工业支援农业,加强党在农村的工作,促进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还为浙江的教育科技体育事业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长期、残酷的迫害,同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2年恢复工作后,他继续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以极大的毅力主持经济工作,抓重点工程建设,努力贯彻邓小平提出的整顿方针。

  1978年10月,中央任命伟达同志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当时的天津,问题成堆,困难如山,处于对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进行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伟达同志到任后,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组织全市人民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结合实际,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平反了冤假错案,落实了各项政策,完成了拨乱反正任务,扭转了天津工作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伟达同志带领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努力开创天津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新局面。为了搞好天津的改革开放,他亲自到深圳、珠海考察并联系天津实际,研究制订天津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方案,提出立足天津、着眼全国,做好外来新技术新知识的消化和梯形转移,从实际出发,发挥天津优势,扬长避短,走出一条适合天津特点的路子。

  伟达同志十分注意开拓培养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渠道,勇于把富有才干的优秀中青年干部推到经济建设的第一线,推到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去经受锻炼和考验,以推动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他在天津倡导科研单位与天津经济建设结合,开展技术引进和改造,推动科技进步,也推进经济发展。他还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把让人民安居乐业作为自己和全市所有领导者的重大职责,解决了人民群众生活中许多最紧迫的问题,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他在天津只有6年,但所领导开创的改革开放局面,却为天津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津的干部和人民,至今不忘他在天津的贡献。

  伟达同志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后,大家期望他于政法工作有所建树时,他却身染沉疴,一病不起,至今令人惋惜。

  伟达同志虽然去了,但他敢于开拓和善于创造的精神与魄力,将永远激励着他的战友和同志们,把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责编:王季男(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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